当我表达自己打算修《张厚生年谱》的时候，有位长者坦诚地告诫我：“当代历史最难写，因为记得‘真相’的人很多，利害关系太多！我的《……》（图谋注：一篇回忆与张厚生交往的文字）虽极力斟酌，仍然让人‘气红了脸’！”我的回答是：“我当前做的工作，需要慎之又慎。尽可能地选择图书馆史方面的素材，尽可能地不触及是非恩怨。其实，当前我能看到的，鲜有涉及个人是非恩怨的，张厚生先生生前自己做了处理。2008年至今，我接触过部分对张厚生先生有些了解的人，零零星星，我也能感受到一些难以言说的味道。毕业于17年（1949-1976年）中的大学生，本身不同程度经历了一些不愉快的事情。”

    做事情需要机缘，关于图书馆学家的纪念与传承，更是如此。因为，图书馆这一行，从去过到现在，均属于“小众”的。一定程度上，我算是看到了钱亚新先生为纪念与传承杜定友先生所做的努力、张厚生先生为纪念与传承钱亚新先生所做的努力，还看到了图书馆学青年学人谢欢为纪念与传承钱亚新先生所作的努力……永垂不朽，指光辉的事迹和伟大的精神永远流传。对于很多人，只是美好的愿望或祝愿。然而，对于图书馆学家钱亚新先生，真真切切地告诉人们何为永垂不朽。 钱亚新先生的纪念与传承，可以说是百年来中国图书馆学教育史（1920年至今 ）上最为出色的。目前为止，钱亚新先生一生的文字作品，几乎都以正式出版物形式较好地呈现在世人面前，蔚为大观。不仅如此，其学术思想、事迹与贡献等等，不断有学人进行研究与整理，有传承，有发展。钱亚新先生认为“著述不是个人财富，而是社会积累，不过由某人整理而已”。社会的进步与发展，需要这样的“社会积累”，也需要“某人整理”。钱亚新著述是“个人财富”，且不仅仅是个人财富，更有意义的是其已然属于社会财富、人类财富。

    我曾总结过钱亚新先生的纪念与传承之机缘。首先，归功于钱亚新先生自身的史料意识。钱亚新（1903-1990）先生一生敬惜字纸，几乎精心保存了自己一生中全部文字作品！除此之外，还保存了大量照片史料及其它相关重要史料（学术通信、诗歌随笔等）。其二，归功于钱亚新先生的亲属，钱亚新先生的夫人吴志勤，及他们的儿子钱亮、钱唐，为钱亚新先生的纪念与传承尽心尽力。其三，归功于受其或直接或间接影响的一批后学先进，比如张厚生、谢欢等等。

    在我看来，张厚生先生同样是值得纪念与传承的，具有较强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且纪念宜趁早，纪念是为了更好地传承与发展。种种原因，关于“意义”的认知，存在着种种偏差。我所做的努力更多的是身体力行，积极实践与探索，尽可能地脚踏实地进行整理与挖掘，以“文本化”“数据化”“可视化”等形式呈现出来。

    张厚生先生与钱亚新先生有许多相似之处。其中一条是“史料意识”。吴稌年认为“综观张厚生教学的学术研究，一生都非常重视历史的研究方法。”与此密切相关是“史料意识”素养，历史研究需要“翔实”的史料作为支撑，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实事求是，精益求精。张厚生研究的史料是较为丰富的，且是立体的、生动的。比如张厚生日记，比较完整的记录了武汉大学图书馆学本科阶段（1963-1968年）的经历，这块内容记得密实，且保存有照片、印章、旗帜、信件等，我不知道是否还有同学做了类似的事情。张厚生研究可以衍生出一系列非常有价值的选题，涉及图书馆、图书馆学及情报学的方方面面。

     “研究”两字是非常辛苦的，是精力、体力、智力的综合考核，对于年谱编制这类涉史研究，还会是智商、情商、搜商等的综合测试。工作量是非常大的，当前我从南京取过来的资料20斤左右，假如对这部分材料进行系统梳理，将所有文字材料进行数字化，保守估计会大大超过100万字。识读与考证是难点与重点。举一个具体的例子， 我曾犯了一个错误将“胡耀辉”误作“胡积辉”。就一个字，但可以有很长的故事。1972年9月参加新分类法编辑研讨会会议的人员：胡耀辉、彭斐章、周继良、张琪玉、骆伟、成素梅、李秀英、张德芳、狄凤山、朱孟杰、赵永义等10多位图书馆界前辈。信息的源头是《书苑文丛》（P435）,2012年1月18日我撰写了博文《钱亚新得宝的故事》，随后，我通过邱冠华先生联系上许培基先生，并于2012年2月7日收到许先生2012年2月1日给我写的回信。许先生其时是87岁高龄，给我回了3页纸长信，其中提到“你文中提到的参加中小型图书馆分类法这些同志，我大多认识，其中如胡积辉是文化部图书馆管理局长，周继良、张琪玉、成素梅、李兴辉都是和我一起参加《中国图书馆图书分类法》的修订工作的。”。通过许先生的线索，我发现我将胡耀辉先生的名字弄错了。“胡耀辉（1920－－1992），……建国后，历任文化部政策研究室研究员、社会文化事业管理局图书馆处副处长，国家文物事业管理局图书馆处处长，文化部图书馆事业管理局副局长，中国图书馆学会第一、二届常务理事，中国对外文化交流协会理事。”进一步考求，发现，《书苑文丛》书中写的是耀字是“光加只”，可能是因为输入法的原因，我敲不出这个字，弄成了“积”。通过检索，我还进一步了解到“光字旁加一个只是什么字？耀，江苏宿迁泗阳一带的俗字，将翟替换为只。”张厚生是泗阳人，他笔记上估计写的也是耀的俗字。我还发现《诲人不倦 后辈师表——记北京图书馆李兴辉老师》（北京图书馆通讯，1986年第3期），原文中没有列举参加编辑研讨会人员的名单，是22年后出版的《书苑文丛》中增补的。张琪玉写给张厚生的信中，两次提到胡耀辉先生：1974年11月17日，“我于八月底去北京，昨天才回到吉林。去北京的任务是帮助修改《县图书馆工作讲话》这本教材，这是北大图书馆学系第一届工农兵学员的一个小分队来我省进行毕业实践时写的，我作为辅导员参加了这一工作。”“刘岐云同志在干校，尚未回来。胡耀辉同志见过一次，文物局有个一个内部刊物‘文物通讯’在前几个月发过一篇天津市文化局写的关于办街道图书馆的经验。”；1977年11月3日“胡耀辉同志最近来过武汉，是了解湖北省馆情况。明年要重点解决省馆问题。他来过一次武大，还将去山西。”张琪玉信中对耀字的写法是不同的，但也是简写。弄清原委的过程实际时间跨度是很长的，张琪玉信件，我是近期进行整理的，有了前期基础，识读“胡耀辉”姓名可以说是无障碍。一个字的错误，自查自纠，我用了10年时间。

    张厚生先生的一生，我是在逐步“探索与发现”，我的所知还非常有限，不断有新发现。图书馆史、图书馆学教育史有好些大事，张厚生是亲历者、参与者、见证者，且留下大量史料。聊举两例：其一是《中国图书馆图书分类法》的深度参与者、贡献者，从1971年春至1990第3版出版之后的一段时期；其二是改革开放后，首届图书馆学（目录学）研究生之一，从报考阶段到毕业全过程留下了大量史料，报考前与成素梅、张琪玉、卢子博、骆伟及导师彭斐章先生，就业环节与钱亚新、南京图书馆馆领导、武汉大学图书馆学系，均有大量书信往来，除此之外，复试通知、体检通知、毕业答辩发言稿、毕业典礼发言稿等具有留存。

    张厚生先生做过许多有意义的事。其中一件是积极为图书馆事业选拔高级人才。1986年起江苏省教育委员会组建江苏省高等学校图书资料高级职称评审组，张厚生是成员之一；1990年江苏省教育系统的这个图书资料专业技术高级职称评审组织在1990年后并入到文化厅牵头组建的“江苏省图书（群文）、文博专业高级资格评审委员会”，由江苏省专业技术人员职称工作领导小组向所聘任的专家成员颁发聘书，张厚生是专家成员之一。也是是从1986年至2007年，张厚生一直承担图书资料专业技术高级职称高评委评审工作，每年进行一次评审，选拔、认定了一批又一批高级职称专门人才。1987年4月，东南大学成立专业技术职务评审委员会，主任委员韦钰，张厚生为委员，且为9名常委之一。

    袁曦临老师写的《书苑文丛》编后语中对张厚生先生的评价为“无论是理论研究，还是图书馆学的教学与管理实践，均严谨务实，孜孜以求，体现出一位热爱读书和图书馆学的学者兢兢业业、尽心尽责、淡泊名利、宁静致远的胸怀情结。” 我曾用“正德厚生、笃学敏行”评述或颂扬张厚生先生。13年来，我先后接触过不少张厚生先生的同事、同学、朋友、学生、亲属、熟人等，有的是正面接触，有的是侧面接触。我知悉存在开篇所述的现象，所谓“瓜无滚圆，人无十全”。随着对张厚生先生了解的越多，我认为“正德厚生、笃学敏行”是名副其实的。张厚生研究是意义深远的，任重道远的，有待进一步爬梳史料、钩稽珍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