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圕人堂有成员给我发小窗信息：“老师您的书我都读过一遍了，有很多感受，今天问您问题想到一点，老师您回答问题真的很谨慎，我想可能您被误会过或者别的原因。事物都有两面，所以老师的回答出错率很少。可惜我帮不上老师的忙，等老师书出版了我一定好好学习。您在书中好多次提到张厚生先生，感恩他对您的指导。老师，您是我学习的榜样，感恩图报。老师，加油！”“王老师，我看了您写的《科研合作的是与非》，张厚生先生真的是老师的贵人，但没有老师自己的努力也不会有这种机遇。我能得到王老师的指点，能进圕人堂真的很荣幸，如果早点认识老师就更好了，感觉浪费了很多时间，希望现在也不晚。向王老师以及其他真正发展图书馆事业的老师学习，争取在业务上能有所进步。谢谢老师们。老师您没烦我就好，我就是有点想法就告诉您了。有空看了就好了。” 图谋回答：“烦您也不至于。人的精力和能力是非常有限，我折腾“圕人堂服务体系“消耗了大块时间，其它该做的事情还得做，甚至得努力做得更好（否则会有种种闲话）。我有很多地方做得不当、不周，敬请谅解！我的所做所为，能对您有所帮助，不胜荣幸！其实单单是这一点，就叫帮了大忙。谢谢！”

    回答过后，我想写篇文字，简单叙说图谋与张厚生先生的关系。因为，这个问题，确实有不少人存在疑惑。7月3日，另有位老师问：“王老师您怎么跟张厚生先生有关系？ ”我的简答是：“ 我算张老师的学生。2000年与张老师认识，之后跟着张老师做课题，报考了张老师的研究生，考了两次没考上，第二次（2005年）调剂到了南京农业大学（距离张老师家比较近），我上研究生的三年也是张老师生命的最后三年，这三年我同张老师的交流比较多。”

    我再补充一个小故事。2004年7月，张厚生老师曾带我到首都图书馆参观考察。到倪晓建先生办公室之后，张老师向倪先生介绍了我，随后他们老同学之间交流，我去图书馆技术部参观。印象深刻的是，那一年倪晓建先生得了首都劳动奖章，办公室有大幅颁奖照片。《中国图书馆学报》本刊讯中报道“劳动奖章授予一名图书馆工作者，说明社会对图书馆工作的重视，这不仅是倪晓健馆长和首都图书馆的冠荣，同时也是全国图书馆界的光荣。”自那次见面之后，我同倪先生没有进一步的直接交流。编张厚生老师纪念文集时，顾建新馆长请倪先生赐稿，倪先生写了《同门学兄张厚生》，情真意切。“忘不了, 2004年暑假, 张老师为了让我开拓视野, 特意自费领我上北京参观国家图书馆( 老馆) 、首都图书馆、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等图书馆, 整个行程, 安排非常周密, 我们住在中国科协招待所, 条件简陋, 但非常舒适。张老师处处为人着想, 尽可能不给人添麻烦, 讲求实效。张老师领我挤公交,从招待所( 位于北京西城区和平门) 到首都图书馆,再从首都图书馆到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 前一段是上午正是上班高峰, 一个多小时路程, 我们多次被挤得悬在车厢之中；后一段一个多小时路程, 烈日炎炎, 到达中科院文献情报中心时已是中午, 张老师领我在路边小店吃馄饨。张老师之所以亲自领我, 主要是为了引荐, 让我参观学习得更全面更深入。下午,因为张老师非常疲惫, 提前回招待所, 我独自前往清华大学图书馆参观。这次参观, 我目睹了张老师的待人接物, 有幸拜会了倪晓建、周金龙、孟广均、李春源等老师, 开拓了视野, 让我更加热爱图书馆和图书馆学。”（节选自：王启云.正德厚生,笃学敏行——悼念张厚生老师[J].图书与情报,2008(05):134，144.）

    图谋与张厚生先生的关系，可以有许多故事。因为动了修《张厚生先生年谱》的念头，6月27日曾与张老师的初中同学吉老师电话联系，吉老师提到对我有印象，那是在张厚生先生的追悼会上。我承担了一个特殊任务，用数码相机记录全程。做这样的工作，我完全是“业余的”（做的不是很理想），甚至内心也是存在一些顾虑的（比如传统习俗、礼仪等方面）。我估计有不少亲历者，留意到角落里举着数码相机留着泪的记录者。此前的一天晚上，我几乎没有睡。我、苏小波（张老师指导的硕士研究生）、还有张老师的一位亲戚（年龄与张老师相仿），我们三人在灵堂前守护（长明灯、烧纸钱）。张老师的墓志铭采用的是我拟的（详见：王启云.张厚生先生事迹与学术贡献.大学图书馆学报，2009(4):107-109 ）。我做这些事，实际上算是张老师生前教我的。张老师是一位历史感极其强烈的人，其书房图书馆学、目录学、图书馆学史及图书馆史气息格外浓厚，留下大量珍贵的史料。张老师与钱亚新先生的交往，亦师亦友，过从甚密，1976年至钱老逝世（1990.1），有着非常密切的学术交往。钱老逝世之后18年间（1990-2018），张厚生先生为继承和发扬钱亚新先生学术思想，不遗余力，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先后出版有《钱亚新集》（卢子博同编辑，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1）、《钱亚新文集》（吴林等同编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7），还曾发表多篇钱亚新先生研究论文。近期梳理史料时，我发现了张老师妥善保管有钱亚新先生追悼会资料，包括悼词等。我的所做所为，好些是与张老师的所做所为相似度甚高，“如有雷同，纯属巧合”。

    6月27日，柯平先生对我说：“你为张先生做了大量的工作，对张先生的资料整理与研究很有意义，既是目录学研究的组成部分，又是对目录学优秀传统的重要传承！”。我的回复是：“谢谢鼓励！惭愧的是我没有系统学习过目录学，我在努力边干边学。”

    从张老师逝世（2008）至今，我算是一直在努力进一步了解张老师、学习张老师，与此同时，尽可能及时地向图书馆学界、业界、教育界予以汇报，因为“纪念宜趁早，纪念是为了传承”。张老师这一代学人本身，我认为他是承上启下的，对其纪念与传承也是非常有意义的。张老师的许多做法，我可以感受到，是在学习与模仿钱亚新先生。这一代学人中，我接触过一些，像张老师那样有心的（较为系统的记录、保存史料）并不多见。我的一些做法，可以说是张厚生老师教我的。“跳出图书馆的圈子，借助于公共媒体宣传书苑，向公众推广图书馆和图书利用的方法和知识”，张老师当年自己这样做，也鼓励我这样做，可以说是言传身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