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家是一个响亮的头衔。曾几何时，少年们大多以“当科学家”为人生理想，虽然今天这种理想早已暗淡。尽管时过境迁，但科学家在不少人的心目中，仍难以摆脱那种“不修边幅，废寝忘食，甘于清贫，不擅社交，淡泊名利，不舍昼夜地奋战在实验室中”的固有印象。而事实上，这种印象只不过是源于大众对智慧精英们的崇拜或想象。

学术界也是名利场。虽然人们总是寄希望于远离利益之争的纯粹的学术，但科学家们可不是只会读书和做实验的书呆子，恰恰相反，他们往往拥有超出常人的见识和智商。何况，名利与科学其实并不是针锋相对的关系，多数情况下，二者可以结合得很好。

于是，围绕名利，学术圈内的纠纷和斗争从来就没有停止过。比如，发现胰岛素的班廷就不得不与实验支持者麦克劳德教授分享诺贝尔奖，而他的助手、贡献很大的百斯特却没有获得提名。诺贝尔奖是一顶光彩熠熠的桂冠，全世界的科学工作者都梦想得到它。

今天的故事也与学术纠纷有关，只是情节还要更曲折一些，而牵涉其中的学术成果，其重要性一点也不亚于胰岛素，它就是人类的第二种抗生素——链霉素。

与弗莱明爵士受上帝眷顾的发现不同，链霉素是一种蓄谋已久、凭人力开发的抗生素。自古以来，人类就饱受结核病的困扰，青霉素的发现也未能扭转人类面对结核病束手无策的现状，寻找有效药物的工作一直没有停下。后来人们发现，结核菌在土壤中很难存活，为找寻其中的缘由，微生物学家塞尔曼.A.瓦克斯曼（Selman A. Waksman）投身其中。

瓦克斯曼出生于乌克兰，后移居美国。1915年，瓦克斯曼和一位助手在土壤中发现了一种放线菌：灰白链霉菌。放线菌对环境的抵抗力很强，当周围环境不适宜生存时，放线菌总是存活最久的那一批。当人们试图找到结核菌消失在土壤的缘由时，瓦克斯曼的目光便首先对准了灰白链霉菌。

青霉素的发现给研究者带来启发，人们认为也许是土壤中的其他微生物分泌了某种抗菌物质，正是后者消灭了结核杆菌。瓦克斯曼从这个思路入手，筛查土壤中可能存有的抗菌物质。这个工作绝非单人能够完成：在研究链霉菌前，瓦克斯曼和他的团队总共排除了超过10000种可能具备抗菌效用的土壤微生物。

1940年，瓦克斯曼和他的同伴终于在放线菌身上得到了第一种具备抗菌活性的物质：放线菌素。然而放线菌素毒性非常强，无法应用于临床。两年后，瓦克斯曼又得到了第二种抗生素：链丝霉素。令人遗憾的是，链丝霉素的毒性仍然太强。不过瓦克斯曼也算没白忙活，链丝霉素的提取为后面的工作提供了有效的借鉴，真正有效的抗生素已经呼之欲出了。

这个时候，瓦克斯曼的学生，研究团队的一员沙茨（Albert Schatz）完成了最后一击。瓦尔斯曼要求沙茨从放线菌中分离新的菌株，而经沙茨分离的两种最新菌株恰恰是瓦尔斯曼1915年发现的灰白链霉菌。该菌产物具备抗菌活性，因而瓦尔斯曼将自该菌中分离的抗生素命名为链霉素。

链霉素诞生是个重大的发现。临床试验表明，链霉素对结核菌具有良好的杀伤力，是人类得到的第一种对抗结核菌的有效武器。不仅如此，链霉素对诸多青霉素无效的致病菌同样具有强大的杀灭效果。虽然链霉素对肾脏和听觉、前庭神经仍有毒性，但毒性已经较小，能够通过改变用药方式和控制用药剂量控制在可接受的范围内。这样的成就自然得到了诺贝尔奖评委会的注意。尽管链霉素的发现是一个曲折漫长的过程，参与者众多，但1952年的诺贝尔奖还是被瓦尔斯曼独享。在一系列有关链霉素的研发事件中，瓦尔斯曼都是当之无愧的领军人物。（注：但是，1952年12月12日,瓦克斯曼还是走上了诺贝尔奖的领奖台。瑞典卡罗琳学院（Swedish Caroline Institute）的教授Wallgren试图为了缓和紧张局势,在颁奖词上下了一番功夫，推敲斟酌之后宣称，瓦克斯曼被授予奖，是因为他“巧妙的、系统的和成功的研究土壤微生物而导致了链霉素的发现”,将“对链霉素的发现”取而代之,这也是首次如此宣布瓦克斯曼的获奖原因。）

然而，在诺奖颁布之前，瓦克斯曼和沙茨这对师徒就已经闹翻了。1946年，沙茨完成学业离开罗格斯大学，临走时应瓦克斯曼要求将发现链霉素的专利权转让给校方。由于链霉素投产后获得了可观的经济收益，瓦克斯曼从中分得了大量金钱。沙茨闻听此事后大为恼火，将昔日的恩师告上法庭，要求分享链霉素的专利收入。

此事最终达成了庭外和解。罗格斯大学将链霉素专利收益的3%分给了沙茨，并承认他“法律上和科学意义上的链霉素共同发现者”的地位。不过师徒之间的感情和信任已经荡然无存了。据沙茨自己说，瓦克斯曼在链霉素研究出现起色之后就立即参与进来，频繁出现在媒体和各类讲座上，完全抹杀了沙茨作为真正链霉素发现者的功劳。完成学业后，沙茨就身无分文地离开了罗格斯大学，并在临走前交出了属于自己的那份专利权。之所以要那么做，是因为沙茨认为“链霉素是如此重要，应当放弃从中牟利，让其越便宜越好”，他完全没想到罗各斯大学和瓦克斯曼会从中得到如此大的收益。

而瓦克斯曼在官司结束后也将收益的一半捐出，用以资助微生物学研究。在他看来，沙茨的指控简直是莫名其妙。自始至终瓦克斯曼都认为自己才是发现链霉素的主要贡献者，因为沙茨的工作早就在自己的计划当中，没有沙茨，按照当时的研究思路，也会有别的学生做出相应的发现，这是“研究计划中水到渠成的一步”。

官司虽然赢了，但沙茨却得不偿失。学术圈不再接受他，连找一个糊口的工作都变得困难起来。1952年的诺贝尔奖颁给了瓦克斯曼，却没几个人为沙茨这个共同发现者主张荣誉。这给沙茨带来的打击可想而知。瓦克斯曼在获奖致辞中甚至不愿意提及沙茨的名字。

这些陈年旧事在瓦克斯曼逝世后才再次被人提起，沙茨作为链霉素发现者之一，其遭遇得到了不少人的同情。瓦克斯曼更是作为“学霸”，“侵吞学生研究成果”而受到指责。有人以单克隆抗体的发现为例批评瓦克斯曼：Milstein（在单克隆抗体研究上）花费了毕生心血，然而当他发现单克隆抗体后，还是与自己的研究生Georges Kohler分享了1984年的诺贝尔奖。“在军队里，荣誉和责任归于上级，但在科学发现上，这样做是不合适的”。

这桩公案究竟孰是孰非至今仍存有争议。要说瓦克斯曼侵吞了沙茨的成果，这其实也是站不住脚的。至少从公开发表的论文上看，第一作者（主要贡献人）仍然是沙茨。至于学术界和诺贝尔奖评委会如何认定两人的贡献，则完全取决于视角的不同了。师徒二人围绕名利争斗，直至当事人逝世都没能荡尽余波。后来（1996年，半个世纪后），罗格斯大学为沙茨补发了一枚奖章，作为名誉上的补偿。

而瓦克斯曼一生共开发了数十种抗生素，留下了500多篇论文和28部著作。他的实验方法成为通行的法则。他第一次将anti和biotic连在一起，创造了antibiotic（抗生素）这个词。瓦克斯曼本人也被称为抗生素之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