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乃基

世界上恐怕没有哪个国家如中国那样深深陷入关于传统文化的争论之中，或爱或狠，如此纠结，难以自拔。

若是如哲学那样把传统文化区分为本体论、认识论，以及伦理道德和价值观，上述纠结或许可以得到缓解。目前对传统文化的争议在相当程度上集中在伦理道德领域，这是儒家文化的核心内容。博主已经在一些场合（当代中国诚信缺失的文化根源（原文刊《艺术百家》2012，5）分析了儒家文化在漫长的岁月里之所以有效与否的经济和政治基础。

近日，博主有幸拜读了王礼强博士的大作（初读王礼强博士《仨源论与仨源易经》有感），有幸拜读了wangbin6087的论文，一个越来越清晰的思绪脱颖而出。如果把对传统文化的关注引向较之儒家文化更为古老的河图洛书和易经，也就是引向本体论和认识论，则不仅可能减少争论，而且有助于中国的传统文化在当代中国，进而在世界范围发挥影响。

首先，从争论的对象而言，相对于伦理道德，本体论和认识论与经济、社会的关系较远（不是完全无关），不致受到如自然经济、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直接影响；从争论的主体来看，面对客观且较少涉及利益之争的本体论和认识论，有可能因而平心静气较为理性。所以，如果暂且搁置儒家文化之争，沉下心来面对传统文化中涉及本体和认识论的部分，或许更有助于传统文化的发掘，以及有助于当代中国人站在本体论的基础上，以象思维认识、理解自己与世界，并与世界相处。

此处的关键在于两点。其一，本体论和认识论相对于实践范畴的客观性，无论主观意愿如何，本体论和认识论总在“默默地”发挥作用。其二，虽然整体而言，中国传统文化的表达体系较之西方远没有“编码”，但相对来说，本体论和认识论是非嵌入编码知识，而儒家文化则是嵌入于特定语境之中为特定人群所共享的编码知识（参见编码知识、隐性知识和中国－知识论之二）。换言之，相对于儒家文化，河图洛书和易经更容易克服文明之间的壁垒，跨越时空，走向世界。

其次，一个越来越清晰且得到共识的事实是，迈向后现代的人类社会正在向着传统进而前传统，向着远古辩证复归。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河图洛书、易经，以及其中所体现的“象思维”（由今人提炼概括）缘起于儒家文化之前，更原始，因而也就在后现代的今日具有更强的生命力。有言道，“言必称希腊”。就理性、天人分离，以及个人本位而言，此言不虚，希腊开人类社会之先河；然而，在人类社会步入后现代，更多关注形式逻辑和“非此即彼”之外的非理性因素（《原始思维》、《野性的思维》，参见逻辑思维与“野性思维”之一：呼唤野性思维等）之际，在走向天人合一之时，以及当社群（如形形色色的微信群）如雨后春笋，人类命运共同体呼之欲出的今日，有必要由希腊继续回溯。在回溯的旅途上，河图洛书、易经，以及象思维赫然耸立。

在这一论证过程中必须直面一个绕不过去的观点：在中国的传统文化或哲学中没有本体论和认识论，唯有伦理和孔孟之道。就儒家文化而言，确实如此，李泽厚曾以“情本体”应对。问题在于，由希腊继续回溯，无论在东方还是西方，在各民族中，本体、认识和实践的区分都是越来越模糊，真善美处于原始的混沌之中。河图洛书和易经，既是本体，也是认识，同时也是实践；而象思维，所对应的是整体、复杂、演化和涌现的对象；象思维，是认识，同时也是实践。现在的复杂性科学难道不也是如此？譬如耗散结构理论，研究非平衡热力学，属本体论；体现并培育一种不同于近现代科学的认识过程；分岔点上的选择和协同学的吸引子，分明属于实践范畴。不仅如此，在河图洛书、易经和象思维中，处处可见理性与非理性的结合，本体、认识与实践合一；更重要的是，主体既在对象之外，又与对象不可分割，成为一个整体。环视世界各民族的原始文化，不由得向我们祖先发出由衷的赞叹。

在此意义上，中国与其在世界上到处开设孔子学院，宣传在内容上不被认同，在形式上难以共享的儒家文化、孔孟之道，不如自己先细细专研自家前传统的宝库，让河图洛书、易经和象思维走向世界。

毫无疑问，河图洛书和易经绝非无可挑剔，存在缺陷并夹杂着后人种种曲解和牵强附会，必须接受现代性的洗礼；象思维也有待完善，以及与其他思维方式的兼容。河图洛书、易经和象思维均有待与复杂性科学和高技术结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