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乃基

在汶川地震、王家岭矿难、全国各地水灾（百年、千年一遇）、大连输油管爆炸等一系列重大事件中涌现出一批可歌可泣的人物。他（以下均包含她）们之所以可歌可泣，是因为面对极端环境，向自我挑战：向生命的极限，以及向自我存在的价值挑战。

这样的挑战显示了中国人坚韧顽强的生命力，以及显示了为了他人和国家的生命财产而自我牺牲的精神，因而可歌可泣。前者，博主已在美国工人有力量和中国工人有生命力文中作了初步说明。在某种意义和在某种范围内，个人在社会中的地位和力量恰成反比，社会地位越低，生命力越强。社会地位越高，当然未必生命力弱，但因难得处于艰难环境，其生命力可能会弱。

是否可以认为，所焕发出来的可歌可泣的生命力，不是因其处于恶劣的环境中，就是被置于抢险救难的突发事件中。如果是这样的话，可歌可泣的前提岂不就成了恶劣的环境如地沟油之类，以及在同一年中恰逢如此之多的百年一遇？这样的前提难得是我们所希望的吗？难道我们要做的不应该是消除这样的前提吗？处于危难中的生命需要救助，救助者的生命难道不同样值得敬畏？

与此成为对比的是，西方人也每每向生命力的极限挑战，如蹦极之类，这里的区别是，西方人一般而言所面对的自然环境正常良好，人为制造出某种极限，也就是主动制造挑战。

至于向自我存在的价值挑战，这一点与千年来的传统有关，那就是“否定自己”。想起中世纪一位神职人员的话，否定了自己，便顺从了上帝，可见你应该把自己看得很渺小，这样，在上帝的眼中，就是大的。中世纪早已远去，但似乎气息尚存。

此外，可歌可泣多半与政府的动员有关。所有的抗震救灾难道不都是政府出面？百年一遇越多，突发事件越多，政府的动员功能便越发得到强化。动员功能本来主要用于战争时期，在和平建设时期，政府越是常态，显示出社会越是稳定高效。改革开放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改革政府过于强大的功能。然而，随处可见、接踵而来的百年一遇，政府机器开足马力隆隆前行。

 

无疑，感人的事件可歌可泣，但博主依然冀望少一点可歌可泣，多一点生活常态，因为这是社会前行的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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