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乃基

有人曾提出这样的疑问，为什么早在公元前就有哲学家、文学家、科学家，而迟至18世纪才提出了经济人假设和市场经济理论，出现经济学家？

理由是，其一，在于亚当斯密本人的修为，特别是接受了近代科学精神和方法的熏陶，从而能够如科学家那样，由貌似纷繁变动不居的现象揭示本质。

其二，对象的客观性。

经历由传统社会、中世纪、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的漫长岁月，社会终于提供了在相当长的时间（几十到上百年）和广阔的空间（西欧）范围内相对一致和稳定的案例，类似钟摆，类似天体运行。就此而言，现象实际上并不“纷繁”：而是重复出现，以及在欧洲大地（特别是西欧）普遍出现。试问，如果现象各异，反复无常，以及受到外来不明因素的干扰影响，亚当斯密纵然再有才华，也将束手无策。

18世纪的重农学派认为，财富的生产和分配就像物理学和天文学那样受不可抗拒的规律支配。“自由经济法则必胜”。

为此，土地、劳动和资本就必须从原有的束缚中释放出来进入流通之中。仅此一点就激起巨大的利益纷争。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自中世纪后期的变化经文艺复兴、宗教改革、科学革命和启蒙运动，所有的发展都是为了这一步。社会的发展终于抹掉了传统社会，不论是血缘宗法，还是强权，不论来自教会还是世俗，对社会资源，在当时主要是土地和劳动力的垄断和控制，让资源自由流动，自由选择，以及自由组合。

一旦与政治和宗教分开，经济活动就如同太阳系或自由落体那样客观地呈现在人们面前，经济学家可以客观地研究人类的经济活动。亚当·斯密深受启蒙运动有关自然和人类本性理想化的影响，进一步超越重农学派。正如行星在自己轨道上和谐运转、受看不见的引力作用而不相互碰撞一样，即使人们都追求各自的经济利益，只要存在竞争和自由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通过实行“明显、简单的完全自由的制度”，就能公正地分配财富，人类也可以和谐活动。亚当·斯密在看来平淡无奇和混乱的世界中揭示秩序和意义[1]：趋利避害——人的本性，以及人与人之间的竞争。

认识到“价值”的源泉是劳动而不是土地，同样被认为是亚当·斯密最伟大的见识。劳动虽然早就发生，但这是人类社会第一次从理论上认识到这一点。亚当·斯密开创的经济学意味着，人类把社会的存在与发展建立于自己的行动之上。

亚当·斯密的第三项贡献是，他在“漫不经心”之际，开启了一个由社会内部产生的由下而上的自组织过程。海尔布罗纳写道，“一个漫不经心的个人与别的一个人保持行动一致的机制，会影响到社会自身随着岁月的流逝将发生变化的机制”。个人经济自由的巅峰，同时也是最严厉的监工，“没有什么人从中指导”。追求自我利益的人被“看不见的手”牵着走，最终促进了全社会的利益。要做的只是搬开一切障碍，扫除束缚。这些贡献表明，亚当·斯密确是如他自称的“伟大的自然设计师”[2]。

认识对象的客观性和认识主体的才华也是马克思之所以抽象出“剩余价值”概念并完成《资本论》巨著的前提。试想，马克思若生活在当时的其他国家，例如中国，即使其本人依然有这样的能力，能提炼出“剩余价值”和完成《资本论》吗？又能得出什么样的“经济学”理论呢？

西方经济学家对中国近40年来经济的高速发展着了迷，以他们规范的经济学理论左观察右端详，依然百思不得其解。还是中国的同行为其解惑：中国没有经济规律，中国经济遵循的是政治周期，也就是党代会周期。研究者指出，1977年到2003年间，党代会召开年经济平均增率10.3％，第二年11.0％，第三年9.3％，第四年8.7％，第五年8.0％。党代会召开年份会经济增长率比常年高出3.3 ％，投资增长率高出18.5 ％。每一次党代会产生新的领导人，提出新的奋斗目标，拟定新的经济计划，制定新的经济政策和口号。在党内外形成政治共识，掀起新的建设高潮。

香港科技大学丁学良教授曾抨击大陆至多仅5位经济学家[3]。

问题是，中国有5位“经济学家”吗？中国有物理学家、化学家等等科学家，他们的研究对象客观存在，中国难有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家”，包括经济学家。

中国的情况实在太过复杂，加上近几十年来一直处于转型之中，还有互联网的迅猛发展。在竞技场上，各类主体，国资外资民资各显神通。即使如此，功课做足，研究做细，心绪放稳，中国的经济，依然应该有规可循。问题在于权力的一再干预，其中有必要，有随意，有不由自主，也有自身利益的考量，既有政绩，也有桌面下的盘算。于是在现象层面大量存在的不是“个案处理”，就是“下不为例”；既不普遍，也不重复。

为了夺过“话语权”，学界一再强调，要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学。如果确实存在这样的“经济学”，那一定如某律师所言，要“政治挂帅”，因而是“政治”经济学，而不是丁教授意义上的经济学。

只是，面对看得见的手无时无处不在的操弄，中国特色的经济学，能否揭示具有普遍意义的经济规律？

中国的经济学家，不在于揭示普遍规律，而在于按照政治意志，在实践上掌控经济。既然如此，经济学家，又有何用？

[1]海尔布罗纳．几位著名经济思想家的生平、时代和思想．蔡受百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9

[2]同上．46～64

[3]http://news.sina.com.cn/c/2005-11-10/14437405121s.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