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文明史的地图学与李约瑟之问

李兆良

2019.2.11

我没有深入所有希腊罗马史的研究，对全部西方历史是否伪造不能置评。

希腊罗马的历史不能限于“希腊”“罗马”这些现代的地名，实际上包括的地域比较广阔，特别是西亚的古文明，部分构成了希腊罗马文明。被笼统称为希腊罗马文明的遗迹，不可能一朝一夕完成，他们的技术也有比较先进的，取长补短，本来是高级文明的特点。

西方文明也遭受过重大的天灾人祸，有些无法含接，不能说全部伪造。抓住一点，讴歌一切，推翻一切，全盘接受，或者全盘反对，显然都不是正确的态度，对研究和普及没有积极效果。对正与反之争，我觉得应该抱开放的态度去学习，逐步补充、完善，通过比较、推理，逐步还原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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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利用21世纪以来的互联网新技术，发掘到西方的原始材料，在地图学、地理学，历史学方面，得到一些新的观点，我觉得还是比较可靠，应该与大家分享，更正过去几百年错误的理论。

西方地图学存在极大漏洞，充满抄袭、幻想、捏造，把神话与现实混淆，西方地图学界自己承认。

英国图书馆地图学部主任Peter Barber的展览，题名“Magnificent Maps: Power, Propaganda and Art”，出版了同名的书（2010），用大量的地图说明文艺复兴（14-17世紀）前后，特别是1500-1700一段时期的地图学，很大程度受到权力，利益的驱动，成为宣传品，掺入大量幻想，捏造，抄袭的信息，被后人误传为真实测量成果，是需要注明，更正的。他在地图学百科全书里一篇重要文章“Mapmaking in England, ca. 1470–1650” 大量列举了英国地图学总结了当时欧洲国家的地图对英国地图学的影响。

Barber说中国的地图学家在西元前1125年测绘了当时的整个中国，早于其他任何人（“Chinese cartographers – ahead of everyone else – had mapped their whole kingdom by 1125 BC”），他指的是当时的“中国”不是今天中国的版图，正如西周初期的青铜器“何尊”上首先出现的“中国”只是当时已知的中国，不是今天的中国。虽然Barber还是宣扬托勒密“发明”经纬度，没有任何数据资料支持托勒密如何在2世纪没有统一度量衡的欧洲如何测量整个欧洲地图。

1482年，托勒密世界地图出现之前，欧洲的Portolan地图(航海图)没有比例，城市之间，海洋中间的点，莫名其妙用直线连接，是不能用测量学理解的，除了作为装饰唬人，没有其他意义。

Albino de Canepa, a Genoese cartographer 绘制的地图 （约1489年）

托勒密一部Geographia《地图学》没有其他测量文献参照，从天而降，他被誉为世界地理学之父，长时期以来，其他地图学绘制人伪托他的名字，以达到商业目的。这些地图、地理需要重新认证。作为中国地理学与地图学学者，不能只质疑中国地图学，而忽视西方地图学时空颠倒的荒谬无稽。严格科学态度对待所有材料数据是必须的，不能厚此薄彼。

有一本谈西方“心灵发现”美洲的书，在亚马逊上的评价是五颗星。没有做过测量，没有到过一处地方，任何人也无法准确描绘地理，精确到度与分。世界上没有“心灵测绘”，不用探险能绘制地图的神迹。即使你的邻居，没有进去他家，你也不可能知道他家的摆设，何况万里以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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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地图学很早发展，从宋代的《禹迹图》可见。

唐代贾耽于德宗贞元十七年的《海内华夷图》（801年）没有留下来，据此增减重绘的《华夷图》与同时期的《禹迹图》（1136年），确凿在石板上的。2002年，我参观西安碑林看到《禹迹图》的石板静静地躺在廊下一个角落地上，没有什么保护，没有人围观，不知道的话，它只是一块有花纹的石头而已。

《禹迹图》被欧洲地图学家Hapgood认为是惊天之作。他的书“Maps of the Ancient Sea Kings”（1966）[1] 特别介绍了这份地图，与今天的地理比较，经纬度基本上误差不及一度。这是500年以后的欧洲地图也达不到的。Jim Siebold与我交流过，他也把我的《坤舆万国全图》研究加入他的网站。他用13页详细介绍了《禹迹图》[2]，比较了49个比较重要的地名98个经纬坐标，绝大多数的误差是0到1.5度，只有5个数据误差超过2度。有误差的，也是可能因为过去900年间河流改道，河口冲积引起的。

《禹迹图》

世界地图的完成有四个步骤：

1.      勘探

2.      测量

3.      绘制原始分图

4.      按比例拼合为总图

真正完成《坤舆万国全图》的是宏图大略的动机，雄厚的国力，与高明的测量技术。明代千辛万苦，远航数十万里，冒着酷热严寒，上山涉水，深入蛮荒，牺牲几万人才获得世界地理知识，完成《坤舆万国全图》。

翻译中国测绘的世界地图，加上几个地名，严格来说，不能算是作者。翻译文学，还是以原作者为主，没有把翻译者名字代替原作者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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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中国地图我觉得要注意：

• 必须严格区分原创与抄袭翻译的地图。欧洲人拿到一本中国地图集，找中国人唸地名，按语音翻译，半分钟一个地名，1500个地名，两天准可以完成，要测绘全中国，确需要千千万万人历千年以上积累的功夫。1655年，卫匡国的《中国新地图集》（Novus Atlas Sinensis）收录在Joan Blaeu的世界地图集里，包括他从来没有到过的甘肃、云南、四川边远地区，地名标示准确到经纬度一度以内。卫匡国来华是明清交替兵荒马乱的时期，他能到达的地方，极为有限，这本地图集只能是翻译中国原有的地图集，表现的是中国明代的地图学测量之先进，而不是卫匡国的才能。

卫匡国 Novus Atlas Sinensis 的中国，朝鲜，日本。 

• 区分郑和下西洋以前与以后的地图。明代大航海积累了大量的测量数据，绘制的《坤舆万国全图》与以前元代的世界地图《疆理图》是有分别的。

• 区分地方政府藏的地图与中央政府藏的地图。可以想象，为了防范地方割据，谋反，中央政府不轻易把精确的全国地图分发给地方政府。《坤舆万国全图》的原本应该是最机密的中央政府典藏。地方政府拥有的地图对本地的地理很清楚，但是其他地方则不一定同样准确。西方传教士罗明坚 （Mchelle Ruggieri 1543-1607）在华时间1583-1588，共5年，只在澳门与肇庆，没有记录他离开广东。利玛窦中国扎记记载，他们俩学中国话都很困难，不要说测绘全中国。罗明坚也翻译过一本中国地图，除了广东以外，其他地区都不详细，就是这原因。

重新研究地图学，不应该停留在轮廓的大概，或者文字说明的表面，需要深入到各个层面，特别注重高清地图的地名与地理分析。今天，互联网的发达，提供了许多新工具，可以参考下面几方面：

·        地名学toponymy – 地名历史沿革

    o   方言学ethnolinguistics, anthropological linguistics

    o   语源学etymology – 字义语义来源

·        地理历史学historiography – 自然与人文对地理变迁的影响

·        测量学surveying

·        量化比较中西地图quantitative comparative cartography

研究中文的地图，不能继续依赖西方的论述和观点。

地图学历史的整理，将改变整个东西交通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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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主要是图形文字，加上声律，方言变异，是公认比较难的语言，以拼音文字入门的西方人不容易掌握。博学勤奋，有兴趣、能坚持如李约瑟，没有夫人鲁桂珍的提点和帮助，不可能完成《中国科技史》这部巨著。人们只提李约瑟，很少人知道鲁桂珍。不止是重男轻女，也是扬西抑中。

（左）李约瑟与鲁桂珍 ， （右）年轻的鲁桂珍

我曾评论过西方人用汉字点画长短、角度等等去分析岩画上的象形文字，来证明中国人古代来美洲。表面上很科学，却忽视汉字里的书体变异，书家个人风格变异的因素，西方这种分析方法误判的程度很高，甚至迷糊了认真的研究成果。盲目迷信西方学术自由严谨，不考虑他们也犯错，不质疑西方著作，被大量似是而非的论述因循误导，造成严重民族自卑，造成过去经济文化上很难弥补的损失，不能再犯了。

中外文献的比较学应该是自幼学汉字汉语的中国人来主导，而不是依赖西方人的阐释。

李兆良

2019.2.11

[1] https://archive.org/details/HapgoodCharlesHutchinsMapsOfTheAncientSeaKings/page/n8

[2] http://www.myoldmaps.com/early-medieval-monographs/2181-yu-chi-tu/2181-yu-chi-tu.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