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进步的影响因素

（发表于《科学时报》2005，2，28）

武夷山

    关于科学进步，西方学术界提出了种种理论。美国著名科学社会学家罗伯特. 默顿的看法属于“科学进步的文化理论”。他认为，一个社会如果对于科学活动赋予较高的价值，则这个社会的总人口中往往有较高比例的人才愿意投身于科学生涯。他认为，崇尚新教伦理的国家就属于这一类。这一科学进步观隐含着一种线性比例关系：一个社会的科学家人数越多，产生的有价值的科学成果总量就越多。

    以色列科学社会学家约瑟夫. 本－戴维于1960年提出了“科学进步的结构理论”。他认为，大学之间的良性竞争是促进科学进步的关键变量。这是因为，大学间的竞争有利于为科学家创造出更多的就业机会。这一进步观也隐含着一种线性比例关系：科学职业的就业机会越多，吸引来的人才就越多。

    科学计量学创始人、美国的科学史学者普赖斯在其1963年发表的《小科学，大科学》一书中指出，科学家人数与科学进步的速率有关，但不是线性关系。一个国家的科学论文数占世界论文总数的份额几乎完全取决于该国的GNP水平。不妨将普赖斯的看法称为“科学进步的经济理论”。

    美国社会学家斯蒂芬. 科尔和乔纳森.科尔于1972年提出了所谓的“奥尔特加假说”。他们认为，科学劳动力人数增加所产生的边际效益会迅速递减。这一假说对普赖斯的看法提供了间接支持。

20世纪90年代末，斯蒂芬. 科尔又提出了一个新假说：并非人人都适合做科学家，但是，在总人口中能够做科学家的人数肯定比目前的科学家人数要多。因此，结构变量与文化变量比生物学变量要更重要。

我们依据以上的各种科学进步观来简单分析一下中国各省的科技进步情况。将2001年中国各省科学家和工程师全时当量人数的排序情况与2000年各省发表论文数（根据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的中国科技论文引文数据库）的排序和获得专利数（依据国家知识产权局公布的结果）的排序进行了对比。结果发现，论文排序与科学家工程师人数排序（以下简称“人数排序”）没有太大的差异，最大的序差是正负5（湖北省人数排序是9，论文排序是4；河南省人数排序是10，论文排序是15）。可是，专利排序与人数排序的差异极大，例如，陕西省人数排序是6，专利排序是17；浙江省人数排序是12，专利排序是3。也就是说，如果科学论文数与科学家工程师人数大致成正比的话，专利数与后者则不成正比。

那么，专利数主要与什么相关呢？笔者发现，根据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2004年推出的截至2002年各省市自治区市场化进程排序，处于前10名的省份是：广东、浙江、福建、上海、江苏、北京、山东、天津、辽宁和河北。除了天津外，另外9个省市也进入了专利获得数的前10名。更加有意思的是，各省专利数与论文数之比排序靠前的三个省分别是广东、浙江和福建，与市场化进程排序完全一致。看来，较成熟的市场对科学技术进步，尤其是实用技术提出了强烈而切实的需求，推动了这些省份的科技活动。这些省份都比较注意科学产出（论文）和技术产出（专利）之间的平衡，而不是单单重视论文。看来，结构变量和文化变量确实比生物变量更重要。

 

参考文献

［1］       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2004年度中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市场化相对进程年度报告， http://www.1128.org/node2/node4/userobject1ai29378.html

［2］       Stephen Cole, The Scientific Productivity of Nations, Minerva, 1999, 37(1): 1-23

［3］       MOST, China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dicators, 2002, P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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