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超中 | 中医药：中国文化的暗线及其显影（第二部分）

 中医药历史与文化 2026年第3期

三、全球化时代下中国文化的澄明之境 

以中医药为切入点考察中国文化的古今之变，是一种全新的文化阐释范式，依托这一范式开展“解蔽”和“去蔽”的学术实践，能够逐渐开拓全球化时代中国文化传承赓续、创新发展的新境界。事实上，立足“通古今之变”的宏大视野重新审视中医药的概念体系与理论架构，系统考辨其学术渊源并作出合理阐释，离不开基于“真知”的认知高度，即必须回归中医药理论体系的本源建构者——“真人”的认知视域，完成对传统学术的“解蔽”“去蔽”。《老子》曰：“知人者智，自知者明。”诸多中医药学人深耕医道、体悟医理，明晰“医”与“道”的内在关联后，均会对“真人”的学术地位与核心价值形成全新认知。立足当下、放眼未来，依托中医药实现“智”“明”兼备、通达道体、“道通为一”的认知境界，是理论逻辑与历史逻辑双向统一之下，中国文化综合创新的崭新阶段。 

中医学元典《黄帝内经》以“真人”作为上古文化教化的本源原点，以“神”和“神明”作为中医药理论与诊疗技术的生发点，即逻辑原点。 这一论断既与阐释学的核心精神高度契合，也是立足本土文化精神对中医药理论作出的创新性阐释。“神”即人本之精神，有神方有明觉，其核心功能为主导万物生、长、化、收、藏的生命节律与运行规律。正是依托“神”的主宰作用，中医药的完整理论体系得以确立；缺失这一核心根基，中医药的诊疗功用便无从谈起，只能依附外来理论被动阐释。洞悉这一核心要义，方能实现学术自主、自作主宰，融通协和诸子百家学术。反观现代科学与现代医学，对“精神”的本体主宰性缺乏系统、整体的研究认知，无法对中医药的这一核心特质作出自洽、完备的学理阐释。因此，对中医药理论的本真阐释，只能依托其建构历史的溯源研究得以实现。这一研究过程本质上是一场思想考古，唯有通过深度的思想考古，才能形成对上古先贤与历代医家的“同情之理解”，精准把握中国文化古今迭代的本源起点。

 纵观中华文明演进脉络，中国文化历经三次关键性的“古今之变”：上古周秦之际礼乐文明向诸子百家多元学术的转型、中古佛教传入及其系统性中国化、近世西方文明传入及其本土化融合。梳理各阶段文明转型的核心特征可见，第一次古今变局是纯粹的本土文明内部迭代，其演变特质可借孔子“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概括，亦可通过出世与入世的价值分野加以界定。精准把握此次文明转型的内核，离不开对“为己之学”的深度考辨，而非浅尝辄止的表层解读。既往学界对“为己之学”的研究，多局限于儒、道两家范畴，虽有王冰等历代医家指出《黄帝内经》归属于上古“三坟”之学，但始终未得到主流文化的深度关注，医学因实用属性长期未能跻身精神文化的核心圈层。当代推进西方文明中国化的进程中，中医药的本真价值被重新发掘，回望中国文化千年演进脉络可发现，中医药始终是诸子百家证成自身学术合理性的重要参照与核心标尺，这一学术意蕴与董光璧先生对中医药未来文明定位的论断高度契合。这一极具价值的文化命题，是亟待深耕、系统推进的国家级重大文化工程。同时，这一文化现象充分印证，医学是上古中华文化的本源母体与教化源头，其核心特质正是“为己之学”。不只中华文明，印度文明、希腊文明的早期发展进程中，同样呈现“医学为教化之源”的共性特征，蕴含深厚的文明演化奥义。周秦之际第一次古今变局发生后，本源的“为己之学”逐渐隐没不显，中医药随之淡出主流文化视野，成为中国文化演进的隐性脉络。其核心精神弥散融入诸子百家学术体系，也正是这一隐性文脉，让经史子集各类学术各得其理、各尽其用，最终达成“殊途同归”的文明格局。 

正如海德格尔对“存在”本源的终极追问，“为己之学”在中国文化创立和发展进程中的核心地位与根本价值，同样需要学界进一步厘清界定，二者本质上都是对“人”之本真的唤醒与回归。佛教传入中土后，中国人的精神世界愈发多元，最终以在家、出家文化“和而不同”的形态实现兼容共存。进一步溯源可见，禅宗思想本质上亦归属于“为己之学”范畴，《六祖坛经·行由品》中可见其端由： 

慧能即会祖意。三鼓入室。祖以袈裟遮围。不令人见，为说《金刚经》，至“应无所住而生其心”，慧能言下大悟“一切万法不离自性”。遂启祖言：“何期自性本自清净，何期自性本不生灭，何期自性本自具足，何期自性本无动摇，何期自性能生万法。”祖知其已悟本性，谓慧能曰：“不识本心，学法无益，若识自本心，见自本性，即名丈夫、天人师、佛。” 

以“神明”体悟“自性”“本性”“本心”，可见“为己之学”在佛教中国化、本土化的进程中，发挥了不可磨灭的融合赋能作用。 

近世以来，特别是20世纪以来，西方文明的本土化融合，始终是推动中国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核心议题。 ……审视中医药的古今迭代与文明适配性，中医药成长为中国文化当代新主体，已是历史演进的必然趋势。究其根本，“为己之学”内含的不争、守本、自主特质，是化解古今中西学术纷争、破解文化认知对立的关键密钥。这一全新研究思路亟待学界凝聚共识、深化拓展，以此为基点，中国文化方能返本开新、守正创新，迈入文明发展的澄明新境。方克立先生晚年高度期许中医药与中医哲学研究，提出“中医哲学研究的历史使命”这一重大命题，明确中医药研究将推动中国文化“综合创新”迈入全新阶段、开辟全新学术格局。 

四、回归中医药知识体系的“自主论域”

 目前，学术界关于中医药自主知识体系建设的专题研究总体较为薄弱，但该领域蕴含巨大发展潜力。翟锦程在阐释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四个层级时明确指出，中医药知识体系属于“完全自主的层次”：

 在这一层次中，尤其需要特别注意的是，中医药作为凝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理念、基础、核心与方法于一体的唯一“活体”标本，有一套完整的基于中医哲学的完全自主的知识体系，既能够折射出中国传统知识体系的历史演变与内在整体性联系，也蕴藏着未来发展的突破口，是“打开中华文明宝库的钥匙”。 

事实上，早在2003年，科技部在开展国家中长期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过程中便已研判，中医药是我国为数不多的“最具原创潜力，拥有完全自主的理论体系和知识体系”的知识领域，由此奠定了其在国家“自主创新”体系中的基础性地位，具备开拓科学技术发展新路径的独特价值。一般来说，学界普遍将自主创新划分为原始性创新、集成创新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三个层次，各类创新形态均与知识体系的“自主性”问题内在关联。立足自主创新战略的时代语境，创新文化建设是推动这一战略落地落实的关键支撑。与传统创新建设路径不同，新时代创新文化的建构，必须依托中国文化的整体性创新方能实现，这是一个长期的历史演进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科学、文化和历史的包容性将持续经受考验，自主创新实践也将重塑科技文化发展的崭新格局。 由此可见，“自主创新”国家战略的提出，为中医药实现自主发展提供了珍贵的历史契机，科技界的学术认可与政策赋能将中医药的传承创新发展提升至国家战略层面。但适配自主创新逻辑的中国文化整体性创新进程相对滞后，深层症结在于中医药与中国文化的内在核心关系尚未得到系统、深入的阐释，相关研究整体仍存在短板、亟待突破。 

《中医药的全球教化》一书将中医药界定为“为己之学”，相关论述言之成理、持之有据，有效回应了中医药的学科定性与学术定位问题。相较于儒、道、释三家追求的“成圣”“成仙”“成佛”终极境界，中医药倡导的“成己”理念，既塑造了自身不可替代的学术特质，也构筑了融通儒、道、释三家思想的基础载体。究其本质，“成圣”“成仙”“成佛”诸般境界，皆是“成己”的不同实现路径。而“成己”的核心前提是“认知自我”，如何实现对生命本体的深度认知，正是中医药自主知识体系建构与永续发展的终极旨归。迈克尔·波兰尼（Michael Polanyi）将知识划分为明晰知识与意会知识两类，其中意会知识亦被称作“个人知识”，这类知识根植于个体独特的认知体验，本质上属于整体性、主体性的知识形态。现代科学知识以明晰知识为核心，虽已构建起阐释自然、社会与人类自身的系统化知识框架，但在方法论层面存在固有局限，始终难以消解科技与人文的割裂壁垒，致使“科学与人生观”的核心议题无法获得根本性解答。中医药知识体系以“学以成己”为核心内核，不仅深化和拓展了波兰尼的“个人知识”理论，更推动中医学跻身哲学、宗教学、历史学等人文学科谱系，构建起区别于现代实证科学的人类精神家园。 

从历史发展逻辑来看，中医药的这一全新学术定位，是立足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科技与人文多重维度比较研究得出的核心结论，彻底突破了中医药仅为“治病救人”医疗技术的传统认知范畴，为“治病救人”赋予了全新的时代价值与人文内涵。常规意义上的“治病救人”是职业化、工具性的医疗实践，中西医在这一层面的功能属性并无本质差异。但在贯通微观具象与宏观整体、联结职业实践与生命终极境界的维度上，中医药自主知识体系探索出了一条个体生命与宇宙本体融通统一的发展路径，这是中医药相较于现代西医最鲜明、最核心的标识性特征。现代西医的发展依托实证科学体系，其全球传播则依托近代传教士的域外推广，形成了知识生产与传播路径的二元割裂特质。中医药知识体系不存在此类二元对立的局限，其建构根植于天人合一、天人相应、天人感通等核心理念，既依托个体生命的沉浸式体验认知，又蕴含对自然环境、宇宙规律的整体性把握，具备天然的生命活性与实践属性。人们研习体悟中医药知识的核心，是发掘生命自身蕴含的独特禀赋，而对这种生命独特性的自觉认知，本质上是对“自我本体”的觉醒。依托这种本体自觉，个体方能通达天文、地理、人事的内在规律，彻悟“万物皆备于我”的生命境界，践行“物物而不物于物”的处世智慧，最终实现身心合一的健康自由状态。 

基于上述逻辑回看翟锦程教授提出的中医药属于“完全自主的层次”这一论断，其核心依据在于中医药知识体系兼具普遍适配性与独特唯一性。相较于各类现代知识体系，中医药知识既是具备普适生命价值的知识形态，也是极具本土特质、不可复制的特色知识体系。既往学界研究多侧重阐释中医药的特殊性，各类全球卫生政策与国家发展规划制定者亦普遍认可这一特质，但在具体制度设计与实践部署中，仅停留在被动尊重的层面，忽视了中医药特殊性背后蕴含的巨大知识潜力及其对国家整体发展的战略价值。以2016年10月印发的《“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为例，文件专设第九章明确强调“充分发挥中医药独特优势”，提出到2030年，全面彰显中医药在治未病中的主导作用、重大疾病治疗中的协同作用、疾病康复中的核心作用。相较于以往政策，中医药的战略地位得到明确提升，但这种认可仍以现代西医体系的固有缺陷为参照基础。现代西医虽存在知识体系的内在不足，却占据全球医学的主流主导地位，这种现实格局掩盖了其知识体系的认知短板与固有弊端，形成认知偏差，使得学界普遍将西医的主流地位等同于其知识体系的绝对合理性。正是这种认知误区，导致中医药的特色优势长期难以落地转化，形成了理论层面“完全自主”与实践层面“自主不足”的巨大落差。缩小并弥合这一理论与实践的鸿沟，既是中医药自主知识体系研究的核心任务，也是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整体建设的重要命题。 

与创新文化建设的内在逻辑一致，中医药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深度依托中国文化的整体性创新。二者并非简单的整体与局部关系，而是时代语境下共生共荣的核心命题。纵观中国文化发展脉络，中医药既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集中载体，更是当代及未来彰显中国文化精神的核心知识与理论体系，这也意味着中医药正在成为中国文化创新发展的全新主体，其核心标志是构建起以生命健康为核心的自主学术论域。 

无论是中国文化史、近现代科技史还是医学史，中医药的学术显示度与话语权均有待提升，深层原因在于中医药长期被束缚于“他者论域”的阐释框架。即便是关联最为紧密的道家、道教学术研究，也始终秉持“道体医用”的认知范式，未能立足中医药本体开展自主研究。若无法突破这一固有研究格局，中医药自主知识体系建构便寸步难行。厘清中医药知识体系的自主论域，是摆脱当前困境的核心前提：从本体属性来看，中医药是关照生命的“为己之学”；从实践应用来看，中医药是立足整体、守护生命的健康医学，二者体用同源、显微无间。若缺失对“为己之学”的本体认知，脱离生命自觉的核心内核，“健康医学”的实践便会沦为被动的医疗服务，难以实现“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的终极目标。反之，若脱离“健康医学”的实践载体，中医药的“为己之学”便会陷入碎片化分化，沦为儒医、道医、佛医等分支形态，自身的学术自主性被遮蔽，核心技术与理论体系陷入模糊化困境。当前，中医药发展已迈入从文化幕后走向学术前台的关键历史节点，亟须开展系统性、基础性的学术攻坚工程，推动中医药自主知识体系的系统化建构与高质量发展。 

五、确立中医药的中国文化新主体地位 

《孟子·告子下》对担当大任之人有过精彩的评论：

 舜发于畎亩之中，傅说举于版筑之间，胶鬲举于鱼盐之中，管夷吾举于士，孙叔敖举于海，百里奚举于市。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

 孟子此语虽是论非常之人，借以阐释中医药的发展特质与时代使命，也十分贴切。近代以来，中医药在中国文化体系中长期处于普通的生命健康服务层级，价值定位局限于疾病防治的工具维度。尽管《黄帝内经》《神农本草经》等经典依托中华民族人文始祖之名立说、承载深厚文明底蕴，但除专业研究者外，大众多以“崇古情结”看待这类典籍，极少深入挖掘其深层蕴含的独特文化论域，其内在的精神价值与思想体系也始终游离于大众精神世界之外。相较儒、道、释三家聚焦人类精神归宿与终极信仰的价值追求，中医药一度被视作无法回应人类终极精神诉求的应用性知识体系。步入近现代，在西方科学话语与舆论体系的强势裹挟下，中医药甚至连核心的治病疗疾功能都屡遭质疑，“不科学”的标签几乎成为其难以挣脱的发展桎梏。

 然则物极必反、否极泰来。面对近现代各类域外理论与知识体系的冲击，中医药始终秉持极强的包容性与开放性审慎接纳、辩证融合各类学术成果，最终出现了范式颠覆的反向态势：率先瓦解的并非中医药的传统体系，而是诸多质疑、否定中医药的域外论调，后续各类改造中医药的片面范式也逐步显露局限。曾有一段时期，《天佑中华有中医》 等阐释中医药当代价值的文章广为传播，让学界与社会看到了中医药复兴的曙光，但彼时中医药仍处于磨砺积淀、蓄力成长的“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的关键蛰伏阶段。时至今日，中医药已然迎来蓄力后的发力跃升期，能够立足自身独特的理论体系回应全球性生命健康难题，依托自主知识体系建构，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塑造提供中医药方案。

 需要着重强调的是，立足中医药独特的思维范式来看，“中医药知识”具备特殊性与开放性相统一的双重属性：其既是根植中国本土的医学知识体系，也囊括了与其知识范式同质、可融通互鉴的各类国内外相关知识。自主是包容的前提，正因其拥有完备的自主理论根基，才具备兼容并蓄的学术底气。以《黄帝内经》为核心的中医药知识体系，自诞生之初便兼具稳固的自主性与极强的开放包容性。既往学界研究多侧重阐释中医药的融合特质，肯定其吸纳诸子百家、多元学术思想的优势，却鲜有回答中医药何以具备持续兼容融合能力的核心问题，本质上是忽视、弱化了对中医药知识体系“自主性”的基础研究。而厘清中医药知识的自主本源、夯实其自主性理论根基，正是中医药自主知识体系建设最核心、最基础的学术重心。 

若这一核心要义得不到阐明，中医药研究与发展便如同陷入“万古长夜”。一方面，自主知识体系建设缺乏根本的理论指引与学术遵循，体系建构流于表层、难成体系；另一方面，在实践层面难以形成遵循中医药自身发展规律的行动自觉，容易持续陷入以西释中的错位困境。深究并阐释中医药的自主本质，既要确立“何为中医药、中医药何以自成体系”的核心认知，更要回溯中国文化发展脉络，精准锚定中医药在中华文明谱系中的独特文化地位。从这一维度而言，中医药自主性研究，是对博大精深中华文明的时代性梳理与创新性阐释，也是推动中国文化走向全球、实现当代复兴的基础性重大学术工程。该研究既非脱离理论框架的碎片化大数据梳理，也非刻意颠覆“经史子集”的传统国学分类体系，而是立足中医药“成一家之言”的学术根基，完成当代语境下“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学术使命，依托中医药独特的知识范式，实现对中国文化与中华文明的全新阐释与价值重构。 

对中国文化与中华文明进行创造性阐释，推动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是近代以来中华文明直面西方文明冲击、实现自我革新的百年核心命题。近代以来，中国思想文化历经信古、疑古、释古的范式迭代与思潮更迭，中医药的发展进程始终裹挟其中、历经起伏。虽外部思潮冲击不断、发展环境波诡云谲，但中医药的价值重估与学术再发现，已然成为中华文明极具辨识度的核心文化标识，如同良药息风镇痛，为动荡变革期的中国文化发展提供了稳固支撑。 

由此可见，在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建设的诸多路径中，中医药自主知识体系建构兼具独特性与全局性，是无可替代的核心路径。自古以来，中医药便深度嵌入中华文明肌理，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等各类文明形态深度交融；在现代社会发展格局中，其又与科技、卫生、教育、农业、产业、外交等诸多领域的战略布局、政策规制紧密关联。在精神认知层面，中医药秉持世俗理性、破除神学崇拜，构建起独特的理性认知范式，为中华新礼乐文明的当代建构提供了全新的实践路径与价值支撑。 

当前学界对这一发展路径的认知仍处于初步探索阶段，中医药的发展也从历史的“技术暗昧”、当下的“光影迷离”，逐步迈向未来大放异彩的发展新征程，这一历史性突破绝非单一力量可实现，亟须汇聚众智、协同攻坚。中医药的未来发展，关键取决于当下的学术抉择与路径选择。在自主知识体系研究尚未充分深化、理论体系尚未完全成熟的现阶段，唯有依托思想文化领域的顶层设计，方能推动中医药从学界认知的“非共识”走向全社会的“共识性”，逐步稳固并确立中医药在中国文化体系中的新主体地位。 

如果说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核心目标，是系统阐释中国发展的独特道路与全球价值，那么以确立中医药中国文化新主体地位为核心开展体系建设，能够彻底突破狭义“知识研究”的局限，让中医药自主知识体系研究扎根历史、立足当下、开创未来。也可以说，中医药正处于新的历史起点上，而关于这个起点，综合起来可作如下概括： 

中医药是中国文化“为己之学”的总纲；是西方文明的接引者、转化者和提升者；中医作为方法，或可促进人类文明别开生面。 

实际上，西方文明的接引主体问题，是近代中国文化与中华文明创新发展进程中根本性、基础性的理论议题。当前学界围绕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建设的研究，普遍关注并着重强调“中国文化主体性”的建构价值，但大多回避“文明接引主体”这一关键问题，这在很大程度上弱化了中国文化主体性的理论辨识度与实践阐释力，进而削弱了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建设的理论深度与实践力度。立足这一视角审视，中医药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与研究，恰好回应了文明接引主体的核心命题，是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建设的关键突破口，可为西方文明的本土化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提供核心理论指引，堪称西方文明中国化转型的“指路明灯”。 

文化主体性的阐释与建构，唯有落地于具体的文化承载主体，方能实现理论的深化与明晰。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文明演进进程中，每一个时代都孕育出适配时代特质、引领文化发展的核心主体，华夏本土文明的存续发展、外来异质文明的融入再造，最终都会依托具体文化主体完成落地与迭代。柳诒徵在《中国文化史》中指出，在佛教文化传入中国的进程中，僧人、居士等群体逐渐成为佛教中国化传承者与传播者，构成了中国文化发展历程中的一次重要主体变革。近代西方文明大规模传入中国后，科学家、西医从业者、域外传教士等新兴群体相继涌现，为传统中国文化和中华文明注入了全新的发展活力与文明气象。 近代新兴文化群体的崛起，逐步占据社会文化的主导地位，由此催生了中华文明近代转型的核心矛盾，即本土固有文明与传入中国的西方外来文明之间的调适、融合与重构问题。回望佛教中国化的历史经验，禅宗的形成标志着汉传佛教的中国化基本完成。基于这一历史规律，柳诒徵、陈寅恪等近现代学术大家均期待西方文明能够形成专属的中国化文化标识，实现深层次的文明融合。当代语境下，这一命题已然呈现全新发展形态，突破了传统“外来文明中国化”的单向转化逻辑，升级为“中国文化的全球性发展”的双向互动格局。在此时代转型中，中医药天然具备成为西方文明本土化接引主体与全球化传播主体的禀赋，实现了对外来文明的接引吸纳、本土转化与价值提升的有机统一。 

据此可知，中医药的复兴与体系建构，推动中国文化的传承发展主体实现了历史性、标志性的迭代更新。这种主体革新并非对传统文脉与文化主体的否定颠覆，而是基于文明传承的推陈出新、守正创新。依托中医药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实践，中国文化得以突破本土发展边界、深度参与全球文明对话，并在全球化传播与文明互鉴中充分彰显自身的文明价值与时代生命力。 

现阶段的核心困境在于，作为中国文化新时代的核心承载主体，广大中医药从业者包括中医药教育、科研、临床、文化传播、产业发展等相关领域从业人员，大多尚未建立相应的历史自觉与使命认知，部分从业者甚至深陷西方知识范式与评价体系的桎梏，难以立足中医药本体思维开展学术研究与实践创新，成为制约中医药自主知识体系建设、阻碍中医药文化主体确立的关键现实因素。需要明确的是，这一问题并非中医药领域的局部性问题，而是近代以来西方知识体系长期占据全球主流、主导学术话语权所遗留的结构性和历史性问题。 

纵观人类文明发展史，新旧文明范式迭代、学术体系更替的关键节点，必然伴随重塑认知、革新理念的思想革命。当下，中医药自主知识体系的系统性研究与建构，正是这样一场立足本土文明、回望文化根脉、重塑学术范式、展望全球文明格局的深刻观念革命。这场学术革命以重构生命认知、更新健康理念为切入点，立足中国文化“为己之学”的核心内核传承文脉、激活传统，兼具“文化自觉”的本土深耕价值与“文明互鉴”的全球对话价值，是兼具基础性与战略性的系统性文明工程。 

中华文脉典籍浩博、经史子集各成体系、各有专精。若确认中医药的中国文化新主体地位，其理论体系必然能够贯通中华文明发展脉络、覆盖中国文化核心维度，于看似平凡的世俗生命实践中彰显贯穿古今的文明内核与学术价值。因此，依托中医药独特的知识范式与思维体系，对以经史子集为核心的中华传统文脉进行时代性阐释与创新性重构，是赋能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夯实中华文明当代发展根基的基础性系统工程。 

受传统学术研究思维桎梏，学界以往多将中医药自主知识体系研究局限于单一医学领域的课题框架，遵循常规科研立项、结题的闭环流程，弱化了其全局性、文明性、时代性价值。事实上，中医药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绝非局限于学科内部的常规研究，而是一场立足本土、自主定义、自建标准、自成体系的开放性学术革新工程，能够深刻影响中华文明当代转型与全球文明发展格局。《中庸》有言“君子之道费而隐”，中医药的文明价值与学术意蕴亦是如此，日用而不知、平凡而深远。 

值得肯定的是，当前中医药已成为政府决策、学术研究、社会发展中无法回避、必须正视的核心议题，全社会对中医药的认知正在逐步回归理性、走向深刻，开启中医药发展的历史自觉、建构中医药自主知识体系已是时代所需、大势所趋。近代以来形成的各类认知偏见，终将在中医药守护生命、普惠民生的实践价值中逐步消解，社会大众对中医药的态度也将从刻板成见转向主动认同、自觉践行。可以预见，伴随中医药自主知识体系研究的持续深化，突破单一西式范式的局限、回归中医药本体、拥抱中华本土学术体系，将成为极具时代标识性的文化现象。立足本土文明、坚守自主范式、面向全球未来，中医药必将引领中华文明在全球文明对话中彰显独特价值，走向全新发展格局。       

            本文原载于《中医药历史与文化》2026年第3期 （注释省略，引用请参考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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