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超中 | 中医药：中国文化的暗线及其显影（第一部分）

 中医药历史与文化 2026年第3期

作者简介

 张超中，男，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研究员，中国哲学史学会中医哲学专业委员会常务副主任委员，哲学博士，图书馆、情报与档案学博士后。长期从事中医药哲学、文化、战略与政策研究，出版《中医药的全球教化》、《<黄帝内经>的原创之思》、《科学的中国化与中国化的科学》等著作，基于中医药学的基本原理提出了构建“全球健康高速公路”、“中国新礼乐文明”的设想，对未来健康时代下中医药的传承发展抱有充分信心。

摘  要

中医药的定性与定位问题既是决定其理论建构与阐释方式的基础问题，也是中医药自主知识体系建设的关键。在科学方法不足以充分阐释中医药的情况下，需要从中医药理论自身建构的历史过程出发，从中国上古文化“为己之学”的原意中寻找其作为学问的本性。以此为基点，中医药不仅成为中国文化的母体和源头活水，而且由“暗”转“明”，成为中国文化的新主体和新的阐释方式。经由中医药而“通古今之变”，使得中医药自主知识体系建设成为阐释上古和开创未来的新路径。

关键词

中医药；中国文化；为己之学；阐释学；自主知识体系

中医药的定性与定位问题，既是中医哲学研究的核心问题，也是中医药自主知识体系建设的基础问题。百余年来，无论中医药的从业人员是否认同，中医药在国家的学科分类体系中均被归入自然科学范畴，当前的中医学、中药学和中西医结合学科，依然延续这一学科格局。受这种格局的制约，中医药的自主性发展必然受到自然科学范式的规制。近几十年科研实践的经验和教训表明，中医药的“现代化”基本上等同于“科学化”，而“科学化”的思维严重“遮蔽”了中医药异于现代科学的本质特征，造成现代性层面的“技术暗昧”。这种发生在中医药发展历程中的手段与目的相背离的现象，并非当代独有。据《汉书·艺文志·方技略》记载，“汉兴有仓公，今其技术暗（晻）昧。故论其书，以序方技为四种”。仓公和扁鹊都是司马迁《史记》中所载的古代医学代表性人物，班固认为，历经时代变迁，“方技”（医经、经方、房中、神仙）未能实现整体性传承，其古典内涵已晦暗不明。与之相似，当代中医药在时代发展进程中，亦逐渐丢失原创精神与核心技术体系，呈现技术西化、特色淡化的倾向，日渐成为现代科技方法难以“阐释”的对象。当然，古今“技术暗昧”的性质截然不同：前者属于“传承性”问题，后者则为“方法性”问题，当代“方法性”导致的难以“理解”，往往演变为对中医药的否定性解构与重构，其危害较“传承性”问题更为严峻，从根本上动摇了中医药的自主性根基。

随着中医哲学和中医药文化相关研究成果的不断积累，中医药的人文属性日益彰显，已成为不可忽视的学术议题。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明确提出要“充分发挥中医药独特优势”......这表明中医药定性与定位问题，直接关系到国家顶层设计与核心精神的贯彻落实。从现实来看，对中医药本质属性认识不清、中央精神落实不到位的问题依然存在，突出表现为研究方法与研究对象不匹配，文化自信根基不牢固，进而形成思维层面的“原创悖论”，即“研究原创思维的思维不是原创的”这一困境。 这一判断并非否定多元方法研究“原创思维”的合理性，而是揭示其中蕴含的“传统”与“现代”之间的深层张力。化解这一矛盾，关键在于让“原创”回归本真，而非被似是而非的替代性话语消解。面对此类问题，中国哲学史学会中医哲学专业委员会名誉会长刘长林教授曾主动反思，认为相关研究尚未充分回应现实需求。为此，他与孙关龙、宋振海等学者共同倡导“自然国学”研究，致力于推动全社会对中医药本质属性的系统理解与整体把握。2016年12月2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法》经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五次会议通过并公布，自2017年7月1日起施行，该法第二条规定：“本法所称中医药，是包括汉族和少数民族医药在内的我国各民族医药的统称，是反映中华民族对生命、健康和疾病的认识，具有悠久历史传统和独特理论及技术方法的医药学体系。” 应当重视的是，这一条文以“中华民族”作为中医药的创造主体，标志着新时代对中医药定性的认知实现重要更新，既往将中医药简单归入自然科学的学科格局理应随之调整。具体而言，应立足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历史融合进程，在中国文化“千年之变”的视野中阐释“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依托历史逻辑所孕育的“整体方法”，揭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与中医药“兼容并蓄”“杂合以治”特质的文化同构性，从而助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动中医药自主知识体系建设突破自然科学的单一知识框架与认知局限。为此，首先须贯通“古今之变”，厘清中医药的历史起源与时代新定位，并以自主精神为根基，参与全球健康文明的阐释与建构。

一、中医药的文化主体性及其阐释体系

从历史演进脉络来看，当今“中医药”概念虽形成于与西医药遭遇之后的近代语境，但其历史渊源极为悠远深厚，既具备普遍的社会文化属性，又蕴含契合其经典体系的专业属性。从人类学视角考察，《汉书·艺文志·方技略》所载“有病不治，常得中医”，既是一般性认知与专业性内涵高度融合的表述，也是“中医”这一概念迄今可考的最早文献记载。依循原文语境，当“经方”医家的施治屡屡出现普遍性“用药失当”，即“及失其宜者，以热益热，以寒增寒，精气内伤，不见于外，是所独失也”， 民众便会自发选择替代性方案，使秉持“顺其自然”原则、以养生为疗愈手段的社会性行为成为“中医”，其核心在于规避药害，得失参半。值得深究的是，此处之“中医”实则可训释为“神”医， 只不过民众未明其理，这表明此种“不期然而然”的选择仅是权宜之计，远非文化自觉层面的制度化举措。当代社会对“医”的认识也普遍倾向“治疗”维度，与汉代不同的是，当下无论学界还是社会层面，探寻“常得中医”的路径与方法，已渐成趋势性的制度选择。然而从现实情况来看，构建“中医友好型”制度仍需时日，核心症结在于中医药的“战略定位”及以此为根基的顶层设计。为此，亟须重塑中医药的文化主体性，使其摆脱长期积淀的历史性困境。

中医药所面临的“历史性的阴影”由来已久。《汉书·艺文志·方技略》对当时称作“方技”的中医体系曾作总评，已然慨叹其“技术晻昧”：

方技者，皆生生之具，王官之一守也。太古有岐伯、俞拊，中世有扁鹊、秦和，盖论病以及国，原诊以知政。汉兴有仓公。今其技术晻昧，故论其书，以序方技为四种。

此处所谓的“晻昧”，通“暗昧”，并非仅指狭义的技艺失传，更意味着“上医治国”传统的隐没不彰显，即随着医官地位的式微，“论病以及国，原诊以知政”的经世功能亦逐渐丧失。司马迁撰《史记·扁鹊仓公列传》，痛惜扁鹊遇刺、仓公遭狱，由此可窥见春秋战国以降医者社会地位之概貌。

汉代以降，这一境况未有根本改观。清代徐大椿在《医学源流论·自序》中论及医者地位时亦感慨系之，直指社会漠视医道，终将导致生灵涂炭，文化颓废。

医，小道也，精义也，重任也，贱工也。古者大人之学，将以治天下国家，使无一夫不被其泽，甚者天地位而万物育，斯学者之极功也⋯⋯其中自有玄机妙悟，不可得而言喻者，盖与造化相维，其义不亦精乎？道小，则有志之士有所不屑为，义精，则无识之徒有所不能窥也⋯⋯任重，则托之者必得传人；工贱，则业之者必无奇士。所以势出于相违，而道因之易坠也。

近代以来，伴随着“西学东渐”的进程，中医药的自主发展问题始终悬而未决，且长期隐匿于国家兴亡、民族独立的历史大势之中，也就是说，相较于传统社会中医药的文化弱势状态，近现代中医药始终未能确立自身的文化主体性，其彰显自身主体性与能动性的价值理念、存在状态长期处于“迷失”状态，致使现实中的中医药发展常常陷入“失魂落魄”的困境。与之相应，在中医药知识体系的现代建构过程中，“自主”的内核不断被“科学”“哲学”“现代医学”等概念置换与遮蔽，导致中医药形成了“不由自主”的被动阐释思维与话语语境。这种状态历经百余年的日积月累、潜移默化，已然成为学界习以为常的认知定式。如今，想要突破这种习以为常的认知模式，学术界需立足基础理论视域，深入探寻中医药自身发展规律，依托全新的“解蔽”理论和方法，重新阐释中医药的文化主体性。从中西哲学会通的视域审视，“阐释”本质上就是“解蔽”，阐释学的精神内核与研究方法，对解读、阐发中医基础理论的核心要义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二者均聚焦事物内在规律与实践本质的探索。但是这种外在助力只是辅助条件，中医药的根本性阐释必须立足于自身的“自明性”； 从历史发展逻辑来看，上述“自明性”的核心要义，是新时代对西学遮蔽本土学术的有效解蔽。也就是说，传统“以西释中”的阐释模式已完成其历史使命，其遗留的诸多未决问题，只能依靠本土学术的自主力量破解。这是回应外来文化冲击的现实命题，其时代境遇与唐宋之际的“古文运动”高度契合。

刘宁指出，相较于学界对韩愈文学成就的充分肯定，现代哲学界和思想界普遍忽视了其在中国思想发展史上的重要贡献。 作为古文运动的核心倡导者，韩愈构建了全新的文化“解蔽”路径，即在追溯中国文化“道统”的基础上，以“文以载道”为阐释范式，唤醒了中国原创思想的自主意识，推动了佛教中国化语境下的儒学复兴，为中华文明形成儒、道、释三教合一的全新格局奠定了历史基础。唐宋八大家之一的苏轼对韩愈推崇至极，以“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予以高度评价。这一评价立足古今历史变迁的宏观视野，高度肯定了韩愈以全新教化范式，破除了上古中华道统长期被遮蔽的历史困局。鉴古知今，可明当下发展之道。韩愈以古文为解蔽载体，通过“文以载道”的实践传播，传承并弘扬了中国文化的时代精神。由此观之，在推进西方文明中国化的当代历史进程中，探索、构建与时俱进的全新解蔽范式，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要求。

纵观历史，每一次全新解蔽方式的生成，均与特定时代“综合创新”的核心任务相适配，且具备清晰的核心主旨与思想内核。《庄子·天下》评判诸子百家之学，本质上是以“古之博大真人”为解蔽标准，既是对“且有真人而后有真知”（《庄子·大宗师》）的具体阐释，也是对知识本质与认知规律的深度反思。“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已；已而为知者，殆而已矣。”（《庄子·养生主》）若忽视认知活动是主客体统一的本质，脱离人的主体维度盲目追逐外在知识，此类求知行为终将引发不可持续的发展困境，这也是诸多学派及其学术思想最终式微的核心原因。“悲夫，百家往而不反，必不合矣！后世之学者，不幸不见天地之纯，古人之大体，道术将为天下裂。”“惜乎！惠施之才，骀荡而不得，逐万物而不反，是穷响以声，形与影竞走也。悲夫！”（《庄子·天下》）后世《荀子·解蔽》虽对庄子思想提出批评，认为其“蔽于天而不知人”，但这本质上是儒家“圣人”价值体系对道家“真人”价值体系的评判，凸显的是儒道两家精神追求的差异。除却学派差异，荀子所提出的“壹虚而静”“大清明”的认知素养，是开展解蔽研究的必要条件，这一认知理念与《庄子》的“真人”学说高度相通。汉代司马谈《论六家之要旨》亦是同理，其主张学术归本道家，核心原因在于道家“使人精神专一”“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既接续了上古“真人”的认知传统，更能适配社会发展与思想竞争的时代需求。

综上可见，中国文化始终延续着一以贯之的解蔽传统，即在“人能弘道”的核心前提下践行“文以载道”，确定了人的主体地位对认知方法的优先性。这与现代还原性科学方法消解人的主体性的特质截然不同，也与中医药理论秉持的主体思维、整体思维高度契合，是中医药整体性研究方法的精髓所在。在后现代科学发展进程中，随着整体研究范式的不断深化，突破还原方法“去主体”的局限、重塑人的主体性在方法论中的核心地位，已然成为学术创新的关键突破口。《老子》关于“人”（官长、侯王）的主宰性的论述，为这一突破提供了重要思想启示，有效解答了整体论方法的核心难题——“整体的生成机制”，明确了“人”是整体论的核心基点，脱离人的主体参与，便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整体。 基于整体论视角审视，传统的单一科学问题已然转化为文化问题，科学的转型发展必然与文化、文明的转型发展深度绑定。唯有回归人本维度、矫正认知偏差，在研究范式中重塑人的主体价值，才能从根本上破解科技与社会发展的深层矛盾。这一方法论的革新，也推动了学界对中医药价值的重新认知：中医药理论与实践始终坚守人本核心、彰显主体价值，是整体论范式最典型、最成熟的实践范本。基于此，董光璧先生提出，中医药可作为评判未来科学与文明发展的重要镜鉴。换言之，深耕中医药研究、体悟中医药智慧，方能把握未来科学与文明发展的真知要义。这一独到论断，与庄子“独与天地精神往来”的独立学术追求一脉相承。《庄子》强调“有真人然后有真知”，区别于诸子百家“往而不反”的认知局限，“真人”“真知”的核心特质在于知归、知返，这与《老子》“反者道之动”的核心思想高度契合。王树人先生提出的“回归原创之思”，亦是对这一思想传统的当代延续。

立足上述逻辑审视中医药自主发展的战略命题，近现代中医药主体性的迷失，本质上是科学范式对本土文化内核的遮蔽，而中医药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核心，正在于破除外在遮蔽、构建文化引领的创新发展路径。曾几何时，在单一科学标准的评判下，中医药一度被视作“无理可通”的传统经验体系，“阴阳五行”理论更被片面贴上“迷信”的标签。在这种被动的时代语境下，中医药研究者积极吸纳各类新兴理论，试图阐释中医药的科学性与合理性，为中医药的实践应用与传承创新扫清认知障碍，这一学术探索的初衷与路径并无不妥。但历经长期探索，学界始终未能找到与中医药体系完全适配的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或人文哲学理论，可谓“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尽管未能找到适配的外在参照体系，但借助外来理论的对照审视，学界反而实现了对中医药自身价值的重新发现与深度认知。事实上，对中医药的再发现，既是我国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基础性、原创性成果，也是新时代实现思想解蔽、推动学术创新的全新路径。当前，中国文化亟须守正创新，为新时代思想文化发展解蔽赋能。这一进程不仅能够直接助力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建设，更将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构建提供重要的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

二、中医药的文化定性及其定位

时至今日，相较于我国对中医药科研的持续投入与大力支持，中医药文化的研究与普及工作仍相对薄弱、差距显著。由于缺乏深厚的文化支撑，学界虽在中医药发展战略研究与行业国情调研中形成了系统性应对方案，但中医药事业发展的整体风貌仍未充分彰显自身的学科特质与文化底色。与之相应，中国哲学史学会中医哲学专业委员会自2006年筹备成立以来，在近20年的学术深耕与发展进程中，始终以突破传统被动阐释模式为总体目标，着力激活中医药理论与方法的原创潜能。这一探索承载着鲜明的时代使命：在中医药已然成长为中国文化新兴主体、深刻重塑儒道释主导的传统文化格局的时代背景下，如何引导社会大众树立中医药文化自觉，是理论研究者必须直面、必须完成的重大时代课题。换言之，厘清中医药作为中国文化新主体的核心定位，推动其文化身份由历史的隐昧状态转向澄明状态，是全球化语境下中国文化格局迭代演进的必然趋势。

受宏大历史视野缺失、历史意识淡漠的局限，阐释学的中国化进程步履维艰。现有研究多局限于中西哲学的学理性对比，对中国文化“千年之变”的深层逻辑认知不足，致使当下的阐释实践难以解码中国文化的新时代精神。无论是“千年之变”还是近代“世变”等表述，皆源于李鸿章等人对“中”“西”关系的表述，直指中国及其传统文化遭遇的历史性转型。若无法深刻认知这一变革本质、难以挣脱西学理论范式的桎梏，便无法构建起以中国文化精神为内核、化被动阐释为主动建构的自主阐释体系。从理论层面而言，学界应当正视并充分肯定中医药理论的“合理性和卓越性”，使其成为引领时代发展的“明灯”。基于这一认知，中医药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本质上是一场范式革新：摒弃以往依托外部理论被动证成自身合理性的旧路径，确立以中医药自身理论体系为核心标准、阐释时代问题与世界图景的新范式。这一进程契合全球科技转型与文明转型的总体趋势，注定历经曲折与磨砺，同时也是充分释放中医药原创潜能、激活其自主阐释能力、实现学科创新性发展与时代焕新的关键过程。当下，中医药正成长为健康时代全球科技发展的新兴主体，持续重塑人类的科技认知范式。“总把新桃换旧符”，中医药作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极具活力的积极变革力量，能够破除诸子学术与近代西学的认知遮蔽，启发新时代学术创新，成为新科技、新文化、新文明建构的基础性支撑资源。

“天街小雨润如酥，草色遥看近却无。”尽管中医药发展仍存在诸多现实问题、面临诸多挑战，但其蓬勃发展的时代大势已然确立，只是当前仍处春寒料峭阶段，理论研究热度与文化阐释力度仍有待提升。回归中医药的文化属性与理论本质，重审历史上的解蔽思想与学术争论，可以发现，中医药研究高扬人的主体性，能够与各家学术思想互通相融，正所谓“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当然，不同学术体系能否体悟并贯通这一内在融通路径，取决于各家自身的理论自觉，中医药的自主阐释与自主知识体系建设，仅能为多元学术融合、思想创新提供助力与支撑。《老子》有言：“夫代大匠斫者，希有不伤其手矣。”这也昭示学界，如何把握阐释尺度、坚守阐释本位、实现恰如其分的自主阐释，将是中医药理论研究未来面临的核心挑战。

应对上述挑战的根本途径，在于认清自身学术本位、坚守自身发展根基，传承并发展中国文化语境下的“为己之学”。传统认知中，儒道两家向来推崇“为己之学”，但通过对中医药文化性质的深度研究发现，中医药学不仅是“为己之学”，而且是中国文化“为己之学”的总纲， 这一结论是学界长期研究体悟、逐步凝练形成的核心观点，进一步深化了“什么是中医”这一基础问题的研究。孔子提出“古之学者为己”，为上古学术发展赋予了时代内涵，作出了开创性贡献；同理，界定中医药的“为己之学”属性，也将推动学界深挖中国文化的本源内核，厘清文化古今演变的内在逻辑。2016年中国哲学史学会中医哲学专业委员会成立十周年总结报告明确将中医药的学科定位问题列为亟待深化、亟须定论的基础学术问题。在中国文化发展谱系中，儒、道、释三家分别以“成圣”“成仙”“成佛”为大众共识的价值定位，而中医药的学术定位始终未有定论。受限于彼时的研究深度，学界仅依托孙思邈“大医精诚”的精神内核，将“大医”列为中医药定位的备选方向，但并未形成统一学术共识。从“大医习业”的素养内核来看，“大医”的核心使命是治病救人、服务社会，对儒道释诸家学问的研习虽不可或缺、可相辅相成，但始终处于辅助地位。相较于普通医者，“大医”虽能做到“上通天文，下知地理，中通人事”，但依托中国文化“内圣外王”的核心范式审视，“大医”仍归属于“外王”事功范畴，尚未抵达心性本源的究竟境界。而今，将中医药界定为“为己之学”，并以此阐释中国文化的古今之变，可谓贴合文脉、契合事理，能够贯通各类学术问题，形成“皆备于我”的完整阐释体系与学术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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