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我者，在青林黑塞间蒲松龄的西方知音

北京晚报 | 2026年06月15日

　　▌张德斌

　　近日，“心游万仞——蒲松龄与《聊斋志异》”展览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对公众展出。

　　作为公认的我国文言短篇小说最高峰，《聊斋志异》写狐鬼花妖，也写世道人心。它不仅征服了一代代中国读者，也漂洋过海，在异国他乡收获了不少“洋粉丝”。他们之中，有人倾尽心力翻译传播，有人从中汲取创作灵感，共同构成了《聊斋志异》海外传播史上的一段佳话。

　　翟理斯：

　　首个英译本影响深远

　　赫伯特·翟理斯（Herbert Allen Giles，1845—1935年）的英译本，首次让英语世界的读者以书籍形式领略到《聊斋志异》的独特艺术魅力。

　　蒲松龄创作《聊斋志异》前后历时40余年，在其生前仅以手抄本形式流传，流传范围较为有限。蒲松龄去世50年后，1766年首次出现了青柯亭刻本，随后其他刻本相继问世，《聊斋志异》开始大范围传播，并很快进入欧美读者的视野。

　　《聊斋志异》受到西方社会关注，最早是通过来华传教士。早在1842年，普鲁士传教士郭实腊、美国传教士卫三畏等人就先后翻译过《聊斋志异》部分篇章，由于是零星译介，影响仍局限于小范围汉学圈。

　　1867年，22岁的翟理斯来到中国。他先后在英国驻天津、宁波、汉口等地领事馆任职。1877年春天，身为英国驻广州副领事的翟理斯开始着手翻译《聊斋志异》。他用了两年时间，从《聊斋志异》400多篇故事中精选出164篇，以简练流畅的文笔翻译成英文。这个英文版于1880年由伦敦托马斯·德拉律公司出版，一经推出，就在英语世界引起了轰动。

　　翟理斯的译本对原文进行了部分删节与改写，使其更适应当时的出版背景,同时还为译文配备了大量注释,推动《聊斋志异》在英语世界的传播。

　　这些注释涵盖的范围非常之广泛，详细介绍了中国典章制度、岁时节令、婚丧嫁娶、鬼神信仰等各方面的内容。比如，在《考城隍》这篇故事中，他对“关壮缪”注释道：“这是中国的战神，他曾是一位声名显赫的将军，名为关羽，约生活在公元三世纪初。死后被尊为神，供奉在庙宇中。”

　　由于这些注释本身具有独立的知识价值，构成了一部微型的“中国风俗百科全书”，以至于西方许多民俗学家纷纷将翟理斯翻译的《聊斋志异》当成研究中国的重要素材。

　　在问世以后长达100多年时间里，翟理斯译本一直是西方读者借以了解与欣赏《聊斋志异》的首选。其德文转译本曾给著名作家卡夫卡、黑塞等带来深刻影响。

　　除了翻译《聊斋志异》之外，翟理斯还在他撰写并于1901年出版的《中国文学史》（英语世界较早、也最具影响力的《中国文学史》之一）中，给予了蒲松龄与《聊斋志异》非常高的评价。

　　这部《中国文学史》将中国文学的发展大致按朝代分为八个时期。全书一共440页，蒲松龄就占了近20页的篇幅，就论述的详尽程度来看，唐代王维、李白、杜甫，宋代欧阳修、苏轼等大文学家都远远不能与之相比。不仅如此，翟理斯还以《聊斋志异》与《红楼梦》命名了专门的一章，作为其《中国文学史》第八卷“清代文学”的第一章。他将这二者分别评定为清代短篇小说与长篇小说的最杰出代表。

　　值得注意的是，翟理斯对《聊斋志异》的翻译与推广，并非仅仅出于他对蒲松龄与这部作品本身的推崇，而是要让西方社会了解真实的中国与中国人形象。这一点他在译本序言中有明确阐述：“一是可以让西方人更加关注中国，再者是能够纠正一些错误的观念。某些平庸而狡黠的作者经常用不诚实的方法把一些谬误灌输给读者，而读者也习惯于不加思考地全盘接受……结果就是，许多中国习俗遭到了不断的揶揄和贬斥，究其原因不外乎是传递者扭曲了中国的形象。而在这部作品中，通过一位学养深厚的作者对其国人和国家的确切书写，我们可以发现大量中国人在宗教和社会生活方面所真正信仰与奉行的东西。”

黑塞：

　　蒲松龄的异国知音

　　蒲松龄一生郁郁不得志，所以他在《聊斋自志》中以悲凉的笔调写道：“知我者，其在青林黑塞间乎！”这里的“黑塞”，指的是幽冥之地，他认为只有在偏僻的远方才能找到自己真正的知音。

　　巧合的是，蒲松龄离世将近200年后，竟果真有一位名叫“黑塞”的异国人士，终身对《聊斋志异》欣赏赞美至极，成了蒲松龄的铁杆粉丝。他就是1946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德国作家赫尔曼·黑塞（Hermann Hesse，1877—1962年，1923年入瑞士籍）。

　　黑塞以他的代表作《彼得·卡门青》《荒原狼》《悉达多》《玻璃球游戏》等多部中长篇小说和童话集而为世人所熟知。尤其新世纪以来，黑塞在中国成为学术研究的热点。对黑塞的作品深入阅读之后就会发现，他对中国传统文化有着非同寻常的兴趣。他在很小的时候就阅读了《诗经》《庄子》的德语译本，后来又将研读范围扩大到唐诗宋词以及明清白话小说。

　　中国文化渗透到了黑塞生活的方方面面。据说在当时的西德总统特奥多尔·霍伊斯写信请黑塞接受功勋勋章时，一向不愿意与官方打交道的黑塞，不便直接拒绝好友的盛情。在拿不定主意的情况下，他用《易经》占卜，得到的是“泰卦”，根据《易经》的卦辞，接受了总统的邀请。

　　黑塞的许多创作都体现出中国文化的影子。如童话《周幽王》取材于《东周列国志》中的“烽火戏诸侯”；《诗人》情节取自《列子·汤问篇》的“薛谭学讴”；散文《克林索的夏天》文中主人公多次吟咏中国大诗人李白的诗句。1923年出版的长篇小说《悉达多》，主题是释迦牟尼悟道的过程，但是黑塞在给好友的信中却表示：“我笔下的圣者虽然穿着印度袈裟，但他的智慧更接近中国的老子而非释迦牟尼。”

　　这一点在《聊斋志异》上表现得更加明显。黑塞最早接触到《聊斋志异》是通过马丁·布伯从英语翻译的聊斋故事《中国鬼怪与爱情故事》。这本书让黑塞爱不释手，他连续发表了两篇评论，对其赞不绝口：

　　“这是世界上最美丽的童话书之一，像格林兄弟童话一样单纯自然，又像在中国找到的那些怪诞的绘画和青铜器一样充满想象。”

　　“继《诗经》和庄子的寓言之后，这是我从中国古代文学中学到的最具诗意价值的东西。是诗人蒲松龄将流畅的形式赋予这些奇异古老的故事。……他讲的一篇篇‘鬼故事’是如此自洽，语调是如此优雅，完全可以和童话相媲美，也不逊于德国格林兄弟搜集的童话传说。这些关于鬼魂出没的民间故事，与欧洲的同类故事一样，涉及亡灵和恶魔、梦境和幻觉。唯一不同的是，在中国童话里，白昼的人性世界和黑夜的恶魔世界之间，并不存在鲜明的对立。”

　　“《聊斋》的整个故事精神纯粹是关于正义和善良，这让我们这些外国人感到羞愧，因为我们的很多童话故事实际上是关于恶意和魔鬼的。”

　　黑塞的赞美诗《献给女歌手婴宁》，从女主角的名字婴宁，以及男主人公对她一见钟情来看，都明显脱胎于《聊斋志异》的《婴宁》篇。

　　黑塞给自己取过一个中国笔名“梦记”（MengHsiae，“梦写”的汉语注音），意思是“梦境记录者”。这可能是受了庄子梦蝶的影响，也可能是受了《聊斋志异》的影响，因为《聊斋志异》里就有大量记录梦境的篇章。

　　三百多年前，蒲松龄在《聊斋自志》中感叹“知我者，其在青林黑塞间乎”。他或许不会想到，自己的作品后来真的跨越语言与国界，在遥远的欧洲收获知音。

　　无论是翟理斯不遗余力地翻译与阐释，还是黑塞发自内心的欣赏与借鉴，他们所喜爱的肯定都不仅仅是狐鬼花妖的奇谲故事，更是这些故事背后所蕴含的人情、良知与想象力——也正因为如此，《聊斋志异》才能超越时代与地域的限制，在不同文化之间引发持续不断的共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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