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化学教授约翰•赫伯特谈科学进步的渐进路径

武夷山

最近，俄亥俄州立大学化学教授约翰•赫伯特在《美国高等教育纪事》的The Edge栏目发表文章，Not All Science Takes Us to the Moon, and That’s OK（https://www.chronicle.com/newsletter/the-edge/2025-11-13?sra=true）。我觉得，他批评的一些现象在我国大学中同样存在，甚至比美国那边更严重。故请DS翻译了此文全文，我修改。

并非所有科学都将我们带上月球，这没关系

作者：约翰·赫伯特

大众普遍认为，科学突破往往源于某个天才在默默无闻中的奋斗，直至“灵光一现”的时刻到来。这类叙事中最典型的例子是阿尔伯特·爱因斯坦——他在维也纳专利局工作时提出了狭义相对论。而罗伯特·奥本海默在黑板上奋笔疾书的场景则是对个人天才的银幕表现。尽管这些花絮中至少有一个是真实的，但根据我的经验，它们并不能代表大多数科学突破的实现方式。

有些发现纯属偶然。例如化学家罗伊·普朗基特在寻找氯氟碳制冷剂时，意外聚合四氟乙烯制成了特氟龙，最终为社会带来了不粘锅、防污地毯的便利，也让所有人的血液中多了一些致癌物。如今，有些人将埃隆·马斯克（《福布斯》称其为“史上最伟大的企业家”）归为天才技术专家之列，尽管值得注意的是，他的财富建立在约380亿美元的政府经费支持之上。

这些轶事的共同点在于对个人的推崇。这是公众对科学如何推进的普遍认知，但在许多情况下，这种描绘并不现实，且会产生有害的副作用。“孤独天才”范式强调“才华”是科学家最重要的特质，这成为阻碍多样性的障碍，助长了令女性望而却步的“男性气概竞争型文化”（男性同样可能受其毒害）。研究表明，在那些将成功归因于天赋而非努力的学科中，女性和非裔学者的代表性最为不足。不幸的是，“才华”原型在科学教育的早期阶段就已根深蒂固。

尽管某些发现确实遵循爱因斯坦或普朗基特的模式，但科学进步还存在另一种视角——我称之为“渐进之法”。在许多情况下，进步缓慢推进，直至突然爆发。这是因为无数（通常被遗忘的）科学家将整个领域推向了重大突破的边缘。关键性的顿悟在时代思潮中酝酿，直到有人补上最后一块拼图。在某种程度上，这个人可能受益于“无意识的抄袭”，而无论如何，荣誉往往归于少数人，尽管许多人本已处于实现同一突破的边缘。正如哲学家埃德温·博林所言，社会“挑选出伟人……将他们作为悬挂历史叙事的挂钩”。关于优先权的争议正是这一过程的体现。

这并非贬低那些将研究推向终点的成就。我告诉学生，做出科学发现的一部分就在于意识到：你也正凝视着具有启示意义的现象呢。率先冲线者值得赞誉，但我们不应忘记任何发现背后的整体努力（就连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也源于对他人实验的深入思考）。忽视科学的集体性，只会维持一种不良的学术文化——一旦培训对象对课题负责人失去了利用价值，就会被弃之不顾，他们得不到足够的指导。

这种将研究生和博士后视为天才教授的廉价辅助人员的模式，加剧了少数群体学者面临的不平等。这是一种对培训对象不利的文化习俗，居于顶端者独揽新发现的所有荣誉。然而，在出现科学不端行为时，同一课题组负责人却常以“我仅是实验室主任”为借口推卸责任，将错误归咎于下属。即使责任明显在课题负责人，校方在开展相关调查时也可能冲着学生来。无怪乎学生们正在反抗。

更全面的视角

渐进主义视角为我们评价科学家提供了新的思路。尽管我在职业生涯中做出过一些有用的创新，但我的努力之最显著表现在于科学劳动力的培养：训练下一代。不幸的是，在科学界评价优秀科学家的标准中，指导学生之业绩常常被忽视，公众认知中更是如此。相应地，在晋升、终身教职和薪酬决策中，学生指导工作也被低估。应鼓励导师们帮助能力较弱的学生提升技能，而不是鼓励他们抛弃这些学生。为何不将流失率（未获学位即离开导师课题组的学生的比例）纳入导师绩效评估？如何将学生反馈纳入终身教职档案——即使在研究型大学里也应如此——同时避免一些教师受害于众所周知的偏见？这些问题或许没有简单答案，但目前在决定何为“功绩”时，它们甚至未被提出。

此外，真正滥用职权的导师往往无需承担后果。相反，这种滥用行为被常态化，屡犯者仍能获得新学员，仅仅因为导师在经费或论文等指标上表现优异。这种缺乏约束的情况助长了研究生教育中的有害文化，并引发了科学学科内热议的研究生心理健康危机。教师的不当行为也助推了试图废除终身教职的党派政治行动，终身教职制度本来就不受大学校长们欢迎，如今更是岌岌可危。

为对抗这种文化，我们必须全面看待教师的职责，其内容远不止撰写论文和申请经费。在晋升和终身教职评定时，应将参与公共政策、社会服务、科普推广及促进多元参与（即所谓的“科研公民行为”——research citizenship）等方面的业绩与h指数一同考量。这种改变可能尤其惠及有色人种教师，他们通常承担了过重的服务性工作。若我们真心想要削弱白人男性在科学与工程领域的凌驾性地位，培育导师人格（mentorship）就至关重要。仅有少数博士毕业生最终成为学者，而导师指导对博士后学者的职业选择影响深远。课题组负责人的职责是指导所有培训对象，而不仅仅是那些注定追随自己走上学术之路的人。

2019年，美国超过五分之一的劳动力属于科学工作者。如果我们承认劳动力培养是科学事业的重要方面，就必须奖励教师在教学方面的努力，并重视培训对象后来的发展是否成功。我们需要认识到那些通过培养新一代来拓展科学前沿的教师的价值。即使他们的实验室未能研发出突破性的癌症疗法，这些人仍为科学事业做出了至关重要的贡献。将天才教师神化为不可触及的神祇般的存在，而不考虑其获得成就的背景土壤，既不应当，也不可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