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藤真:“历史信息学”文理融合，古文献数字化探索新见解

2023年04月27日 信息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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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越文理科目并将二者融合的学术领域，可以说是这个时代的象征。本文采访了文理融合领域之一的“历史信息学”领军人物、日本国立历史民俗博物馆（简称“历博”）研究部副教授后藤真先生（综合研究大学院大学文化科学研究科副教授），请他介绍了历史信息学的发展历程及前景。后藤真先生从事历史信息学研究已经超过20年，通过将古文献数字化获得了前人未曾发现的新知识。

后藤真副教授在讲解历史信息学（供图：后藤真）

将正仓院的古典文献数据库化

——历史信息学是一门怎样的学问？

举例来说，就是以纸质古文献为基础构建数据库。一般而言，历史资料通常存放在博物馆、档案馆等的收藏室，并非想看就可以看到。而建立数据库后，就可以让历史学家，以及其他领域的专家乃至非专家便利地查阅及使用历史资料。

后藤真副教授参与开发的国立历史民俗博物馆“综合资料学信息基础系统Khirin”。输入关键字后，可以访问存储在数据库中的所有相关资料信息

khirin向公众开放的数字化古文献示例（鸣门教育大学附属图书馆馆藏，供图：后藤真）

——简直就是历史学版的开放科学。那么史料数据库具体是如何建立的？

我主导创建的正仓院文献数据库，首先使用XML（Extensible Markup Language，可扩展的标记语言）对正仓院文献的文本进行了标记和结构化。换言之，就是让计算机能够正确识别写在纸上的文字信息。然后与正仓院文献相关的各种信息进行关联，使其可以在电脑屏幕上进行总览。

曾对外公开的“正仓院文献数据库SOMODA”的首页（左），后藤真副教授在国际会议上发表SOMODA研究（拍摄于2014年，本人提供）

——正仓院文献是什么样的文献，为什么要数据库化？

正仓院文献是指保存在奈良县东大寺正仓院宝库中的文献集。藏品涉及内容十分广泛，除了东大寺的手抄佛经外，还包括户籍、赋税簿帐（租税登记册）和下级官僚的工作奏本等。数量多达1万册以上，是研究日本古代史不可或缺的史料。但这些文献并非原始状态。当时纸张非常珍贵，因此会重复利用作废的纸张背面。这就导致了例如户籍资料的背面写着政府官员的请假申请等情形。

正仓院文献示例。该文献在某个时期从正仓院流出（国立历史民俗博物馆馆藏，供图：后藤真）

为了解读其内容，就必须进行“复原”工作（在正仓院文献研究中，“复原”一词使用汉字“原”而非“元”）。 正仓院文献的正本由宫内厅管理，无法查阅。因此，研究人员使用的是正本调查记录《正仓院文书目录》、正本印刷版《大日本古文书》和影印版《正仓院古文书影印集成》等文献资料。不可否认，这些文献的比对和复原工作需要花费大量时间，而且处理起来相当困难。由此，我们决定将复原工作交给计算机，从而将正仓院文献数据库化。

取得重大突破的可能性

——伴随着史料的数据库化，历史学会发生改变吗？

会的。历史研究和烹饪很相似，都是从寻找素材开始的。做菜要找好的食材，而历史研究必须要找到符合主题的史料。其次，在烹饪时要考虑适合食材的烹饪方法，而在历史研究中，需要解读史料。最后，烹饪的收尾工作是调味和摆盘。对应在研究中，调味即个人的观点和理论，而论文及学会发表就相当于摆盘工作了。

任何工序都是必不可少的，但也可以依靠厨房电器和计算机。比如在烹饪中，可以分工协作，切菜交由料理机，而决定一道菜成败的调味则亲自动手。研究也是如此，将可以交给机器处理的部分交给机器，研究者则将更多的时间花在可以展现其个性的地方，这便是历史信息学的观点。我认为这种做法极有可能会给现在的历史学带来重大突破。

——您研究历史信息学的契机是什么？

我原本学的是日本古代史。高中时，因为想了解当今社会的形成过程而对历史学产生了兴趣。我决定从最久远的时代开始学起。最直接的契机是读研究生时，我从信息学老师那里听到“信息技术可以应用于历史学”的介绍。我对此很感兴趣，于是开始学习将信息学的技术和技巧应用于人文学的“人文信息学”。

然而，在当时的日本，包括历史在内的人文学科的研究人员几乎没有引入信息学知识进行研究的先例。因此，人文学与信息学融合的意义，也无法得到任何一方研究人员的理解。之后大约过了20年，对信息技术的可能性和局限性，以及各个学术领域的意义和课题的相互理解逐渐加深，人文信息学的研究不断推进。我也有幸成为连接历史学和信息学的桥梁，或者作为促进共同研究的催化剂的角色。

与各地的人“一起思考”

——听说您还致力于保护散落在日本各地的古文献和遗迹等文化遗产工作。

是的。作为历史和文化传承给未来的东西并非仅仅保存于博物馆和档案馆，还有寺庙、神社及古宅等私人住宅。但这些地方的历史资料正面临着危机。除了地震、洪水等自然灾害外，还因史料的主人更替等原因逐渐流失。我们正在努力采取措施阻止这一进程。

调查在岩手县发现的古文献（供图：后藤真）

例如，因房屋主人变化重建房屋等时发现古文献，当地教育委员会接到联系，我们历博的团队便会一同进行调查。之后，与当地一起商讨保存和利用的方法。通常是在确认了实物，大致掌握史料的数量和内容后，再决定接下来的处理方式。但如果是关于该家族的资料，有时也会在确保最低限度的保存措施的前提下，将其留在原处。亦或者是，将其带到地方博物馆，与其它史料整理在一起，或存入数据库。不管哪种处理方法，我们一直在探索利用信息技术来拯救和保存地方史料及文化传承的可能性。

——来自各地的协助是不可或缺的吧。

为了将地方的历史和文化传承下去，与当地人开展协作尤为重要。地方和社区全体应该拥有保护当地史料的意识，并采取相应措施，而不是全部交给研究人员。否则，保护和传承都无从谈起。

协作的关键是研究人员与当地人一同思考。我的一位学生曾经告诉我，他家后面的一座石碑被录入了数字档案中。以这座石碑为契机，这名学生可能会对当地历史和文化产生兴趣从而去查阅资料，也有可能因此找到新的发现。这就是我所说的“一起思考”。我认为研究人员应该充当的角色并不是教授知识，而是辅助当地人积极地去保存和传承地方史料。

此外，不仅限于日本地区，我们还在开展国际合作。去年10月，我们在比利时鲁汶天主教大学展出了历博收藏的资料，另外还举办了人文信息学等的研讨会和讲座。今后我们计划进一步推动基于历史资料和数据的活动。

在鹿儿岛县与论岛，后藤真副教授与当地的人们共同开展历史资料的数字化及展示活动（左）。后藤真副教授与鲁汶天主教大学人员进行展览的准备工作（右）（供图：后藤真）

需要在广泛领域开展合作

——作为学问，历史信息学有哪些可能性？

首先，正如以历史学为代表的人文学和信息学之间的相互理解加深，使得人文信息学逐渐成熟一样，我认为通过专家和非专家之间的合作，将有望创造新的研究领域。

其次，随着地方史料数字化的推进，以前无法进行的人文信息学研究将成为可能。例如，有一份古文献记载了一个村庄多年的水稻收成。通过用计算机处理这些信息，我们或许能够了解水稻产量的变化及环境的变化。换句话说，史料或可以应用于自然科学。我们将能够在更广泛的领域进行合作……或者更确切地说，我们必须这样做。

此外，在以往的研究中，历史信息学都是利用信息技术来解决历史学的课题。不过将来可能出现相反情况，即用历史学来解决信息学的课题。例如，我认为有可能诞生“可用于信息学的历史学”，比如让AI学习关于歧视等社会问题的历史学知识。既然历史学是一门思考社会本身的学科，那么就应该将成果回馈给社会。

后藤真
国立历史民俗博物馆研究部副教授、综合研究大学院大学文化科学研究科院副教授

1976年出生于福冈县。1999年毕业于冈山大学文学部历史文化学科。2003年，担任日本学术振兴会（JSPS）特别研究员 (DC2)。2007年，完成大阪市立大学研究生院文学研究科哲学历史学专业博士课程，取得博士（文学）称号。同年，担任日本学术振兴会（JSPS）特别研究员（PD）。2008年，担任花园大学文学部专任讲师。2012年，成为京都国立博物馆客座研究员。2014年，担任人类文化研究机构本部特任助教。2015年起出任国立历史民俗博物馆研究部副教授。2019年起任综合研究大学院大学文化科学研究科副教授。

原文：一条亚纪枝/科学记者、JST Science Portal 编辑部
翻译编辑：JST客观日本编辑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