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世界，商品信息流通、营销渠道、推广方式远不像今天这样高效和多样。有研究者曾做过统计，在当时，一位艺术家至少要从艺25年才有可能被市场接受，比今天中国艺术机构普遍接受的5年基础从艺时间要大5倍有余，而凡高的整个艺术生涯加起来，也不过十年时间。如果仅有作品的展览，可能凡高会渐渐得到同时代和后世许多画坛巨匠的声名，但这并不能解释，为什么在去世后不久，他的作品就迅速在艺术市场上崛起，而且时至今天，这个曾经像北方田野里的农民一样朴素无闻的画家，能够成为当世最为人所熟知的画家。在笔者看来，很大程度上，这归功于海量凡高书信和画作的流传后世及由其引发的大量出版、画展、评论、赝品制造和围绕画家本人开展的精神分析等一系列后文化加工行为所带来的传播效应的扩大。

特别是书信，对凡高形象的通俗化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奥地利艺术史家、维也纳大学教授弗里茨·诺沃提尼（Fritz Novotny）曾在其写于1953年的《凡·高的通俗性》一文中提到,1947年凡高画展在伦敦举办之际，电影《百战将军》的顾问舍恩（E.F.E.Schoen）在英国广播公司举办的演讲中指出，凡高的艺术具有广泛的吸引力和感情因素，与受众对伟大艺术之美的享受毫不相干，实质是出自人们对凡高戏剧性一生的了解、对“他的反常性之好奇”、对在他艺术创造中起着重要作用的道德性之赞扬。而这些，都不是由凡高的画作，而是由他的书信提供的。

自从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思潮兴起，写信就被看作一种重要的社交技巧，因此，书信这一社交形式在家庭和学校受到鼓励。由于工业革命带来的铁路的快速发展，欧洲国内的信件收发率高达每日4次。凡高不管身在何处，都笔耕不辍，给家人和朋友写了大量书信，尤其是给他亲爱的弟弟提奥。提奥每周都会收到几封凡高的信，不时也会收到凡高在各个城市和乡村行走时画下的他眼中街道、风车和教堂，或者是那些他深深同情的工人和农民的素描和油画。凡高一生共留下902封与他人的通信，在他艺术生涯的起点和终点，及整个生命旅程中的每个重要驿站，都有书信留下。这些信写于他在“古匹·喜”画廊做店员的1872年9月29日（这封凡高给提奥的信用的是便笺纸，部分已经损毁）至他1890年7月27日离世那天，其中819封为他自己所写，且绝大多数是写给弟弟提奥的，据统计不少于668封。提奥不仅仅是凡高的手足，也是他的艺术资助人和最可以交心的朋友，在给提奥的信件中，凡高通常表现出高度的坦诚和强烈的思辨性，不仅与弟弟分享自己的工作、生活和梦想，也将自己所遭遇的的挫折和痛苦坦然相告。凡高其他的收信人有他的艺术家朋友安东·凡·拉帕德和埃米尔·贝尔纳，他的父母、小妹威廉明娜、叔叔科尔内留斯、弟媳乔安娜，画家保罗·高更、西涅克、欧仁·博赫，邮递员约瑟夫·鲁林，以及来自阿尔旅馆的朋友吉努夫妇等。这些信由荷兰语、法语或英语写成，字迹工整清秀，线条流畅优美，布局疏密有致，格调从容稳健。凡高在其中吐露了贯穿他整个人生和职业生涯的真实想法，表达了对自己及他人作品的理解和分析，还常常在上面恰到好处地画上简洁而温暖的草图或素描。这些类似于原始自传的信件，形成了凡高毕生之作中独特的一部分。对于这个感到有必要接触他人、和他人进行交流，但其害羞、内向的性格常常使之难以得到同情和友谊，其咄咄逼人的态度又不断引发他人之抵触和警告的孤独者而言，这些信是他情绪的一个宣泄口、与他人保持交流而不给他人造成过重负担的媒介，其可贵的真实性、严肃性和深刻性，完整、生动地再现了一个本质纯良却被心灵内外世界的矛盾撕扯的青年男性形象，也成为后人对其热情而苦涩、深切孤独并逐步走向崩溃的心理进行探究的重要凭据，乃至研究19世纪下半叶艺术史的重要文献。

如果没有这些来源错综复杂的信件所形成的日记式自白，没有通过这些信件对他作为一名艺术家和一个人的心路历程的了解，人们多半只能像对许多作品使人似懂非懂的画家那样，与凡高在可有可无的一瞥中擦肩而过。如果套用英国艺术史论家E·H·贡布里希的话：“实际上没有艺术这种东西，只有艺术家而已”，那么凡高存世的书信，正是建构起他作为一个“艺术家”形象的重要物件，也是绝大多数绘画或非绘画领域的后人对他和他的作品展开阐释和文化加工的起点。1984年的《时代周刊》曾刊文称：“凡高的信件独一无二：从未有一个画家带着他的读者，如此彻底、如此谦逊，又以如此描述的力量，穿过他艺术的诸项过程。”凡高短暂的一生充满了孤独与疯狂，他的文字和画作共同拥有的直指人心的温暖力量，也许正是关于他的书多年来始终没有退出后人视野的原因。遗憾的是，由于凡高有将念完的信付之一炬的习惯，提奥给凡高的信目前只有41封被保留了下来。

早期对保存和光大凡高书信起到最重要作用的是两个人：一个是凡高生前的挚友埃米尔·贝尔纳，另一个是提奥的太太乔安娜·邦格。

在埃米尔·贝尔纳看来，凡高的作品是“一种用色彩和线条创作成的文学”。他最先主张正式出版凡高的书信，也是他的努力，使凡高的艺术渴望易于为人们理解。据“凡高的书信”主题官方网站（www.vangoghletters.org）记载，贝尔纳很早就发现了凡高书信的内在价值以及其中一部分对读者所具有的新鲜感和吸引力。就在凡高离世的1890年，已有少量贝尔纳与凡高的通信摘要经阿尔伯特·奥里耶的文章，在奥里耶供职的大众流行读物《法兰西信使》上出版。正是贝尔纳向奥里耶提供了那些凡高写给他的信。

为了更清晰地向读者呈现凡高书信的内容并保护凡高的形象不受损害，贝尔纳还就这些书信的内容与提奥的遗孀乔安娜·邦格通信进行了商议。到1893年，贝尔纳的这一主张初步实现——那年的4月至7月，部分贝尔纳和凡高的通信以每月一期的形式陆续在《法兰西信使》上刊登，贝尔纳希望人们能通过书信中所揭示的凡高的精神、奋斗和人生来欣赏凡高，认为没有什么能比他的书信更有力量，“读了他的信，你会毫不怀疑他的忠诚、性格、独创性，总之，你可以找到一切……”，并在第一期书信的简介中，称凡高为“一个人所能遇到的最高贵的人格，坦诚、开朗，敏感于各种可能性，有点喜欢滑稽的恶作剧，是一个出色的朋友、一个难以和解的判官，完全没有自私自利或野心。正如他简单的书信所呈现的，在他无数的画作中所展现的，就是他这个人本身。”他为这些书信设置了5个主题，分别为：世纪荷兰画家、新绘画、关于凡高工作和进展的说明、凡高对贝尔纳工作的反馈意见、凡高关于宗教和社会的观点。这些对人们不仅将凡高看作一个画家，也将其看作一个具有值得品读的丰富生命故事的人，起到了不可估量的重要作用。到1911年，两人通信的全本在贝尔纳的推动下出版。此外，在凡高家人的授权下，贝尔纳还继续出版了凡高与弟弟提奥的往来书信集。

但尽管是凡高忠诚的朋友，1926年，迫于生活的贝尔纳还是不得不出售他一直珍藏着的凡高寄给他的信。那些信最后卖给了戈尔德一罗斯柴尔德的玛丽安男爵夫人。艺术爱好者哈利·凯斯勒伯爵曾在他的日记本中记下他和男爵夫人在柏林共进晚餐时的场景：“丰盛的晚餐后，30封梵·高的信件，被装订在一本花哨的册子里，它在雪茄和咖啡之间被不停地传来传去。可怜的梵·高！”据统计，贝尔纳最后从他与凡高的友谊中转化的利益比高更还要多。也许在贝尔纳心中，凡高如果在世，也会同意他这么做，毕竟，没有什么物质抵得上精神的不朽。即使是艺术家，也要先活下去。

早在凡高去世之前，提奥就曾说过，要把哥哥写给他的所有精彩信件装订成册。在提奥去世后，提奥的太太乔安娜·邦格担负起了这项繁复的重任。乔安娜虽然也是荷兰人，但是班上的英文高材生，后来还到伦敦大英博物馆工作过，又在乌特勒支的中学教过英文。更巧的是，她的学位论文写的是与凡高有着相似命运的英国诗人雪莱。余光中先生曾在《梵高弟媳》一文中特别就雪莱和凡高颇具同构性的人生进行过类比：

雪莱出生于贵族世家，终生依靠祖父的遗产，未曾自食其力；他（指凡高）出生于画商世家，本来可以在画店工作，却因为要画另一种画，不得不靠做画商的弟弟按月接济。雪莱特立独行，从中学起就不合于世俗，有“疯雪莱”之称；他也狂狷自放，不容于社会，群童呼为“红头疯子”，更因宿疾加上劳累，后来真的发了癫痫。雪莱生前读者寥寥，论者藐藐；他的画只卖掉一幅，也只赢得一篇好评。雪莱体弱多病，神经紧张，有自杀倾向，据说在暴风雨中，是雪莱自己力阻同舟的威廉姆斯落帆救船；他从小体格健壮，但因画途不顺，生活困苦，心情压抑，曾经割耳自残，终于自杀。所以两人都是早夭：雪莱未满三十，他也只有三十七岁，两人都死于七月。

如前文所提到的，乔安娜·邦格在丈夫去世后回到荷兰，在布森（Bussum）开了家旅馆以养活自己和孩子们。当时有好几位荷兰艺术家和文学家在布森居住或度假。乔安娜认识了他们中的扬·托罗普（Jan Toorop，1858-1928）、精神病学家理查德·罗兰德·霍斯特（Richard Roland Holst，1868-1938）和作家弗雷德里克·威尔姆·范·埃登（Frederik Willem van Eeden，1860-1932），也和她的老校友安娜·德克斯（Anna Dirks）的丈夫——艺术家及评论家扬·彼得·费特（Jan Pieter Veth，1864-1925）建立了联系。

托这位敏感且能干的弟媳的福，一只被几百封凡高往来信件塞得满满、都快合不上盖的木箱从巴黎运抵荷兰。在堆满、挂满已故哥哥画作的家中，乔安娜夜复一夜地品读凡高兄弟俩至死不渝的手足深情，因而也得知了凡高是个怎样的人、怎样的艺术家。她决心完成提奥未遂的心愿：让全世界看到凡高的画。为此，乔安娜先是整理出了这些信件的时间顺序——因为凡高几乎从不在信上落款日期；然后她将所有的信件重新抄写、打字，把私密、敏感的内容删去，如涉及性话题、家庭纠纷等的部分。虽然此前与凡高相处不过5天的她，这么做更多地是为了更深入地走进提奥的内心，正如她自己所说：“我在信里寻找的是提奥，不是文森特”，但是当她一读再读，凡高渐渐地也出现在她面前，她意识到了这个孤独艺术家的伟大和高贵。因此在编辑、装订凡高信件的过程中，她花费了大量时间和精力四处走访凡高家族的亲友，以更好地了解凡高的生平。

当乔安娜发现同住在布森的作家弗雷德里克·威尔姆·范·埃登和评论家扬·彼得·费特哪怕是对她眼里凡高最好的画作也表现得并不热心时，就坚持让他们关注凡高的书信。正是由此，她在传播凡高的道路上迈向了成功。关于乔安娜最初的推广活动，在寥寥无几的存世资料记载中，有一段记录来自1892年时一位艺术家对她的批评：“她是一个迷人的小女人，但当做一件她一无所知的事情过于狂热，让我很恼怒，尽管她是被伤感冲昏了头，还是值得采取严格的批判态度。这些不过是高中女生的废话。梵高女士最喜欢的是夸大其词和多愁善感，这让她流了最多的眼泪，但她忘了，她的悲伤也正在把文森特变成神。”

理查德·罗兰德·霍斯特是第一个真正利用了掌握凡高书信入口这一优势的人。他是1892年12月17日至1893年2月5日在阿姆斯特丹的康斯特扎尔·潘诺拉玛（Kunstzaal Panorama）举办的凡高画展的组织者之一，受凡高笔下向日葵的启发，他为画展的作品目录册制作了一个印有向日葵图案的封面，符号色彩鲜明。在目录册中，他还引用、纳入了凡高用法语写作的四段书信，也因此成为第一个公开在凡高的画作和书信之间建立联系的人。但因为语言隔阂，这些书信只能到达很小的一部分荷兰受众。

这一状况在1893年8月，用荷兰语写就的长段凡高书信摘录出现在比利时前卫杂志《今日与明日》（Van Nu en Straks）上时，得到了改变。负责该杂志设计的杂志编辑、比利时年轻艺术家亨利·凡尔德·范·德（Henry Velde van de，1863-1957）在和该杂志主编、比利时作家兼评论家奥古斯特·弗尔梅伦（August Vermeylen，1872-1945）商量后，从凡高用荷兰语写就的9封书信和用法语写就的4封书信中选择了一些片段刊登于该杂志，并用简洁、精确的语言对编辑意图的介绍统领了这些书信选段。简介中称：“为了建立一种对凡高的赞美性纪念，1890年1月和1891年2月的布鲁塞尔二十人展中已展出了凡高的作品，现在，比利时再次向这个充满争议的荷兰人致以比任何别的国家都多的敬意。”

《今日与明日》杂志选择的凡高书信片段被用以反映和强调该杂志前卫的艺术和社会学观念：源于并服务于人民而不需要牺牲艺术家个性的现代艺术的时代到来了！当时，在艺术和工艺美术领域正发生一些值得关注的平行运动，而这本杂志的印刷格式和设计美学正是其中的一个代表。杂志发表的凡高书信中穿插了由凡高在安特卫普居住时期认识的英国画家霍里斯·曼·利文斯（Horace Mann Livens，1862-1936）所作的三位风景画家和凡高肖像的插图，在文后，还有荷兰艺术家约翰·索恩·普利克（Johan Thorn Prikker，1868-1932）、扬·托罗普和罗兰德·霍斯特所作的装饰画。

比利时艺术家亨利·范·德·韦尔德（Henry Velde van de，1863-1957）通过1890年举办的布鲁塞尔的二十人展，对凡高的作品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在1894年专程登门拜访了乔安娜·邦格。比利时《今日与明日》杂志主编奥古斯特·弗尔梅伦也在1892年12月去拜访了乔安娜，和她讨论关于出版曾经在杂志上出现过的那些凡高书信选段的事。聪慧的乔安娜自然抓住了这些机会，当她分批寄给编辑的凡高书信和画作有些在邮寄途中丢失了时，她就赶紧寄去另一批。

此外，如果说凡高写给贝尔纳的信代表了他艺术生涯最后几年对于艺术与人生的思考，与之对应的则是凡高早年在荷兰时期写给他的画友、性情随和的贵族子弟安东·杰拉德·亚历山大·凡·拉帕德（Anthon Gerard Alexander van Rappard，1858-1892，凡·高在书信中通常称其拉帕德。）的信。他们于1880年秋天初次相遇于布鲁塞尔，友谊则开始得较晚，主要基于通信和偶尔的互访。两人经常讨论绘画艺术的实践技巧问题，也争论究竟是学院训练还是自学更具相对优势。这些通信一直持续到1885年，覆盖了凡高的几乎整个荷兰时期，即他事业的第一个关键阶段。拉帕德当时正和凡高一样在艺术界谋求一席之地，他们之间关系的基础是作为画家的事业刚开始时的相同观点，而且两人对于劳动者、农人等主题的选择也非常相似，尽管他们在社会背景和艺术训练方面差异迥然。凡高早期的杰作《吃土豆的人》成为他们友谊的转折点。拉帕德对于这幅作品提出了严厉批评，使二人关系恶化。凡高于1885年11月离开布鲁塞尔，前往安特卫普，进入美术学院，三个月后他又搬去了巴黎，这使他们之间更加疏远，也就此终结了二人的友谊。两者之间的通信留存下来的有57封，数量仅次于凡高和提奥的通信。

有研究指出，是埃米尔·贝尔纳每月一期发表在《法兰西信使》上的与凡高的通信促使了1905年安东·凡·拉帕德（1892年已逝世）与凡高的通信在一份本土月刊上被以每月一期的形式刊登，时而伴有一些关于凡高的简单讨论。其中，该刊的8月号刊几乎完全是关于凡高的，并配有该刊高级编辑阿尔伯特·普及拉斯塔特（Albert Plasschaert）一篇关于凡高的长篇述评。而1905年，也正是乔安娜在阿姆斯特丹荷兰国立美术馆举办的大型凡高艺术回顾展引起荷兰国内对凡高的重视的年份。

经过乔安娜多年的倾心努力，凡高写给提奥的书信第一卷于1914年出版。此后，欧洲最大两家美术馆的大门正是由此向凡高这位生前无人问津的画家打开。

虽然凡高阿尔时期和以后诸时期的书信都是用法语写成的，但是早年他在荷兰时期的书信和书信集中乔安娜重要的传记性序言是用荷兰语写成的，这对不通荷兰语的凡高研究者构成了一个难以克服的障碍。所幸1914年荷兰语版书信集的德语全译本于1914年当年就问世了，为能够阅读德语的研究者提供了便利。而书信集的英语全译本要到1927年至1929年才与世人见面。这依然要归功于乔安娜——她不仅保存了凡高兄弟俩的通信，还不顾哥哥安德烈·邦格的反对，在家里的角角落落保存了凡高的每一幅画作，包括550幅油画和数以百计的素描、速写。她一面设法安排凡高的画展，一面开始把那600多封信全部译成英文，等有条件举办画展时配合刊出。乔安娜的译本迄今仍是凡高书信的唯一两个权威英译本之一。

某种意义上，不同语种的书信集出版历史正好有助于说明不同地区的人们对凡高形成兴趣的先后：德语地区较早地表明出来，法国人对了解凡高的荷兰时期感到可有可无，英语国家的人希望了解凡高的全部生涯。当然，这些现象也不排除各个国家出版物可得性的影响。

这些书信常常被后人引用并作彼此相反的解释，犹如作为“神圣”源泉的《圣经》之于基督教，集不同见解之大成。至此人们可以看到，凡高的欧洲之旅，始于荷兰北部布拉班特省的津德尔特，途径英国、比利时、法国，终结于奥维尔乡村。虽然他的肉体生命在他37岁之年就过早地终止了，他借助绘画的精神生命之旅却又仿佛迄今没有停止：那些作品如随风播洒的蒲公英种子，走出欧洲，走向了全球……但由于凡高的传奇激起了人们高度的热情，所以感性的人类从与各自相关的角度出发，对其作过于挑肥拣瘦或片面的解读也就不可避免。

关于这些与凡高相关的早期出版物的影响，法国哲学家乔治·巴塔耶（1897—1962）曾在他写于1930年的《献祭的毁损和文森特·梵高被切除的耳朵》一文中引述过一个故事：1923年12月的一天早晨，巴黎一个名叫加斯顿（Gaston F）的刺绣设计师兼业余画家在大街上行走时，盯着太阳看了一下，忽然感觉到自己从太阳的射线中接到了命令，让他把手指扯掉，他立即先用牙齿咬，接着又用手扭，把自己左手的食指的末端完全扯断。虽然巴塔耶认为，驱使加斯顿扯断自己手指的是一种和当初驱使梵高把自己的耳朵用剃刀切除一样的、更为本质的神圣冲动——古已有之的一种向太阳献祭的传统，普通人却还是很容易将此事与加斯顿曾经读过凡高的故事或相关艺术评论这个已被证实的事实联系起来。

在乔安娜·邦格于1925年去世后，整个凡高书信和绘画的藏品系列由提奥的儿子、凡高的侄子文森特·威廉继承。文森特·威廉当时已是一名工程师，他接过母亲留下的使命，在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陆续出版凡高的其余书信。1931年，他把伯父的一大批作品借给阿姆斯特丹城市美术馆永久展出，其余的藏品则存放在位于拉伦的家中，其中有二十多幅常年挂在他家客厅的墙上。继承了伯父精神遗产的小文森特，坐拥灿烂的珍画宝库，却一幅也不肯出售，因而使他伯父的作品得以大半留在荷兰国内，而不至于像其他名画家的作品那样散落于世界各国。最后，荷兰政府出面，以600万美金的超低价格向小文森特整批买下了这些油画与素描，条件是成立凡高基金会，由凡高家人主控，同时在阿姆斯特丹盖一座国立凡高美术馆，以资保管、展出这些作品。文森特·威廉一度因贫穷伯父的遗产而成为荷兰首富。

1930年，美国美术史论家欧文·斯通夫妇将乔安娜翻译、整理的《文森特·凡高致弟弟的书信集》缩编成为了更加流畅的《亲爱的提奥》。

附《亲爱的提奥》节选：

柯尔叔叔今天问我，是不是不喜欢罗姆的《弗莱恩》，我告诉他，我宁愿看一幅伊兹拉亚斯或者米莱画的家庭妇女，或者一幅爱德华·弗列尔画的老婆婆，因为像弗莱恩那样的漂亮的躯体有什么意思呢？畜生也有肉体，甚至比人的肉体更棒，至于灵魂，正如伊兹拉亚斯或者米莱，或者弗列尔所画的人物身上存在着灵魂那样，这是任何畜生都永远不会有的；即使生活使我们的肉体受苦，不正是生活使我们的精神变得丰富吗？我感到席罗姆所画的人物很少使人感动，因为我发现他画中这个人物的内心连一点灵性都没有，一双曾经劳动过的手，倒比他所画的人物来得更加美一些。……后来柯尔叔叔又问我，我对一个漂亮的已婚妇女或者姑娘是否无动于衷。我告诉他，我是会受感动的，可是我宁可接近丑陋的，或者衰老的，或者穷苦的，或者陷入不幸境遇的人，他们经历了辛酸，而得到了一颗善良的心与灵魂，会使我更加受感动。……对我来说，在这种脆弱的凋萎之中，在生命已经逝去的某种事物之中，有一种不可思议的诱惑力。我不止一次地不能抵抗爱情，常常是对那些被牧师在教坛上加以指摘的，认为是有罪的与被鄙视的女人充满着爱。这个女人没有欺骗我——把所有这类女人都看成是骗子的那些人，是多么错误，他们暴露出自己懂得多么少！……另外有一件事使我深深地、深深地感动：我告诉模特，叫她今天不要来；尽管我这样吩咐了，可这个可怜的女人还是来了。我拒绝了她。“你的确说过，可我不是来摆姿势的；我只是来看一看，你有没有一点吃的东西。”——她给我带来一盆蚕豆与土豆。毕竟，天底下还有使生命值得活下去的事。——文森特·凡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