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安娜·邦格

1890年，怀抱提奥与凡高同名的儿子文森特的乔安娜·邦格

今天是三八妇女节。著名的法国微生物学家、化学家、微生物学奠基人之一路易·巴斯德信任的太太玛丽曾经有一句幽默的口头禅：“你得承认，按照女人的逻辑总能达到目的。”

刚才，我的脑海里忽然浮现出文森特·凡高的弟媳——最早将凡高推向世界的荷兰学霸、曾经的大英博物馆展览部工作人员乔安娜·邦格（Johanna Bonger）的形象。照片上的她看起来颇有主见、定力和智慧，尽管有人曾称这位凡高同名侄子的母亲“是个多愁善感又喜欢夸张其辞的小女人，她的眼泪正在把文森特变成圣人。”

连带着，我也想起曾经独具慧眼地以400比利时法郎的价格买下凡高的油画《红色葡萄园》（凡高生前售出的为数不多的几幅画之一），又在1906年以1万法郎的价格将其卖出的凡高生前好友尤金·包赫的妹妹——安娜·包赫，以及凡高曾经的好友高更作品早期最重要的经纪人——高更的太太、来自中产之家的丹麦女子梅特·索菲亚·加德。在艺术品鉴赏这个领域，女人的感觉似乎得天独厚。虽然凡高家族早已出过成功的艺术经济人——在巴黎、伦敦、布鲁塞尔等欧洲多地开设古匹·喜连锁画廊的凡高同名叔叔文森特，但站在凡高作为一名画家的全球风靡度已无与伦比的今天回望，乔安娜也许是其中最成功的一位。

本文将结合两位与凡高作品的市场化相关的女性事迹，讲述百年不息的“凡高热”背后围绕凡高其人其作的后文化加工。

凡高离世时，正是他职业生涯即将起飞的时候。1889年至1910年是凡高的画作、作品展览和评论，以及书信、回忆录的第一个集中出版和传播阶段。在这个阶段，通过以艺评界“新星”、象征主义评论家阿尔伯特·奥里耶为代表的欧洲艺评人之笔、凡高生前曾经最亲近的朋友保罗·高更的回忆录，以及凡高挚友埃米尔·贝尔纳对凡高书信的整理、发布，形成了始于法国艺术圈、逐渐扩散至整个欧洲的人际和媒介传播，使欧洲各国的人们初步了解了画家的作品和他在各个阶段的主要兴趣及思想。

未完成的艺术结盟和声名鹊起的孤独艺术家

1889年9月，两幅凡高的画出现在巴黎的“自由艺术家沙龙”上。（这个数字在第二年增加到了10幅。）同年圣诞节期间，当人们经过蒙马特高地朱利安・唐吉老爹的画材店时，透过窗户看到两束巨大的反季向日葵，硕大、傲挺的花朵上明亮耀眼的橙色和黄色花瓣与巴黎灰暗的街道形成强烈的对比。很多人对在阴冷的冬日看到这一夏日景象感到惊愕，还有些人则感到困惑、茫然。但还是不断有人前往观看。他们或是读了约瑟夫·艾萨克森当年9月发表在《作品集》中的文章或同月《时尚》杂志上的作品简介，或是看到了笔名为“闲逛者”的专栏作家当年4月在《现代主义者画报》上对于“生机勃勃、浓烈和充满阳光的绘画”的推荐。有些人已从提奥的众多熟人中获知内幕，有些人则听说了巴黎艺术圈中流传甚广的关于高更与一位荷兰疯子之间的血腥故事。

人群中有一位年少得志、以象征主义的先驱——法国诗人夏尔·波德莱尔的《恶之花》为“精神向导”的年轻艺术评论家，叫阿尔伯特·奥里耶（Albert Aurier）。24岁的奥里耶在19岁时就出版了他的首本期刊，21岁时已获得马拉美的注意。他声名鹊起之时，恰逢评论在艺术界的地位得到提高，成为艺术界最具说服力的声音。美国作家史蒂芬·奈菲和格雷高里·怀特·史密斯为主要作者的《梵高传》中提到，之所以形成如此局面，是因为巴黎的沙龙在1881年失去了政府赞助，各个领域的艺术家都必面对由私人画商、画廊和拍卖行组成的拥挤嘈杂、竞争激烈的世界。随着沙龙影响力的逐渐减小，评论家和评论都蜂拥至鉴定这一空白领域，想要凭借专业话语权争夺正处于眼花缭乱之中的资产阶级买家的注意力。

以往的沙龙倾向于主推某些画作，但随着曾经的艺术赞助人——传统贵族在工业社会中的渐渐消逝，单幅作品不足以让评论家享有盛誉、使杂志获得赞助或供养画商一家，因而新的评论家与私人画商结盟，不再注重个别作品，而是着重推广画家及其所在的流派。买家也因此相信，一幅画如果出自得到认可的艺术家或流派，那么肯定优于不知名的艺术家或闻所未闻流派的画作。这个趋势其实凡高早在提出组建南方画室、形成南方艺术家联盟（凡高等人建议建立由提奥负责安排集体财务的“共产主义colony”，即一群画家在乡村聚居、一起作画，作品由提奥全权代理，不管每幅画卖出多少钱，所获收益用于统一负担集体生活，以此应对巴黎昂贵的房租和画廊资本家的压价剥削）的时候就已经预见了。

乔治・修拉是这个已经来临的艺术结盟时代的代表——他别具特色的点彩派作品得到了评论家费利克斯·费内翁的赞许，被称为时代精神的表达。在充斥着文字和时尚的媒介文化中，不再为特定雇主生产的艺术需要有新的支持者，才能得到推广和流传：置身商业社会的艺术家则需要借助流派才能获得成功，而这两者，评论家都能提供。

凡高生前曾经的好友高更和贝尔纳都目睹了修拉令人惊讶的崛起，并且学到了新时代的精髓。艺评界“新星”、诗人和象征主义评论家阿尔伯特·奥里耶，正是贝尔纳推广由凡高、高更、吉约曼和他本人等成员组成的新绘画流派的对象。当艺术圈在秋季重返巴黎，贝尔纳立刻催促奥里耶前往唐吉的画材商店、古匹·喜画廊的夹层以及提奥的公寓，欣赏令人激动的新流派代表人物的作品，并向奥里耶讲述了发生在黄房子里的那个充满象征色彩和哥特式恐怖的爱伦・坡式故事。一直支持社会弃儿和叛逆者的奥里耶，从贝尔纳的叙述中认定，比起高更，凡高才是更纯正的艺术家。对奥里耶而言，凡高的愤怒正是拒绝资产阶级习俗并通向艺术的最真实路径，而凡高受到监禁的遭遇，正强化了奥里耶一度赞扬的“备受折磨的天才”形象——根据意大利犯罪学家恺撒・隆布罗索揭示癫痫症、神经错乱、犯罪行为和天才之间关系的理论，像莫里哀、彼特拉克、福楼拜、陀思妥耶夫斯基和龚古尔兄那样历史上许多伟大的艺术家，都经历过癫痫发作，而高亢的感情、感知被扭曲并脱离正轨——对外呈现为“发病”，正是“创造性天才”的特征。

1889年4月，奥里耶以“闲逛者”的匿名，首度写到凡高画面里南方太阳下的神奇景象。在他看来，对于由他协助创建和编辑、正迎接新年和未来的新刊物《法兰西信使》创刊号而言，没有什么能比一个被北部社会和前卫艺术遗弃的孤独艺术家更能集中艺术界的注意力并维持他本人的声誉了；同时，也没有人能比这个疯狂的荷兰人、这个出于激情而割掉自己耳朵的偏执的性情中人、这个先知和传教士，更能将象征主义者宣传的“直觉”带入新千年。他将凡高比作左拉小说《杰作》中发疯并自杀身亡的天才克劳德・朗捷那样凭借思想和梦想生活、并为之付出巨大代价的救世主和真理播种者，在他身上寄托了“革新艺术过时的部分，也许还有我们这个愚笨的工业社会”的期望。

在《法兰西信使》1890年的创刊评论——《文森特——孤独的艺术家》中，阿尔伯特·奥里耶将“炼金术士”“单纯的雅致”“一种醉酒的巨人”“一个处于沸点的头脑”“一位悲哀的天才”“带有明显症状的感觉过敏者”“颜色闪耀着宝石的光彩”等颇具特色的溢美之词用于凡高,称赞这位孤独的天才带给艺术界新鲜的空气。这也是凡高在世时获得的最高评价。

奥里耶的文章如他自己所期待的，在艺术界引起了轩然大波，使“文森特”这个名字为人们耳熟能详，也使《法兰西信使》声名鹊起。为了延长公众的兴趣，奥里耶还写了一篇题为《文森特・凡高》的精简版赞歌，于1890年1月初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办的“二十人展”(Les Vingt)开幕前一天，发表在该展览的官方刊物《现代艺术》上。

“二十人展”（“二十人画派”是一个艺术家和作家社团，他们定期组织展览，既展出非常知名的艺术家的作品，也展出他们认为值得特别关注的艺术家的作品。凡高自然属于后者。）的主办人——特别欣赏凡高的《向日葵》和《约瑟夫·鲁林肖像》的比利时新印象主义艺术家提奥·范·内斯伯格通过提奥邀请凡高参展。因精神疾病复发而不能前往现场的凡高寄了6幅画去，其中包括《向日葵》。他的向日葵、麦田和葡萄园首次被放置在塞尚、雷诺阿、劳特累克和西涅克等当时已经成名的画家作品旁，这也正好给了人们一个一睹文学才子奥里耶笔下新“天才”的机会。

尽管传统评论家仍对三年前的“二十人展”向世人介绍修拉那些密集彩色圆点的古怪作品不以为然，并且在看到凡高疯狂的图像后再一次目瞪口呆，前卫艺术家和评论家们却对凡高画作中浓烈的厚涂法及其带来的强烈效果赞赏有加。连莫奈那样已经成名的画家，也向凡高表达了敬意。比利时的象征主义刊物《拉瓦罗尼》（La Wallonie）虽然总体上对凡高的评价并不热烈，但对其中的两幅《向日葵》作品大加赞赏，评论它们“色彩具有很强的表现力，构图非常漂亮”。《当代艺术》（L＇art moderne）则非常细心地就如何欣赏凡高作品提供了指导：“观众，首先要克服最初看到的那些刺眼、激昂、扭曲的油画时的震惊，向日葵，如藤扭曲般的柏树，尤其是那幅《红色葡萄园》……然后当你再度睁开双眼，努力去观察这3幅与众不同的油画时，再问间自己那些混乱的、艳丽的、野露的、血腥的、动荡的色调是否完全顺覆了画中景物原来在你眼中留下的印象。”凡高的那幅《红色葡萄园》在展会上被他的好朋友尤金·包赫的妹妹安娜·包赫（Anna Boch）以400比利时法郎的价格买走。到了1906年，安娜·博赫又以一万法郎将这幅《红色葡萄园》卖出，同年，这幅画被俄罗斯伟大的收藏家——生于富裕的纺织品商人之家、年轻时曾在德国和法国学习纺织业的莫斯科商人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舒京（Sergei Ivanovich Shchukin，1854—1936）买下。

谢尔盖·舒京和他博学而具有全球眼光的的弟弟伊万是最先大规模收藏印象派、后印象派的莫奈、凡高、高更、塞尚等画家，以及毕加索、马蒂斯等先锋艺术家作品的人，因此，这些当时的法国人看不上的西方现代艺术精品是在俄罗斯先“火”起来的。野兽派老大马蒂斯还因谢尔盖·舒京而脱贫致富。十月革命一声炮响后，谢尔盖·舒京害怕作为资产阶级大资本家被清算，逃往巴黎，但他收藏的300多件西方现代艺术精品留在了他位于莫斯科的家里，包括凡高的这幅《红色葡萄园》。由于谢尔盖·舒京家族的房子太多太好，在列宁的红色苏维埃政权下，豪宅和名画都必须收归国有，房子于是被改名为“苏联国立新西方艺术博物馆”。谢尔盖·舒京本人的余生在法国度过，但经历了兄弟伊万和儿子格里戈里自杀等一系列家庭灾难性变故的他，后半生再也没有收藏艺术。后来，斯大林认为苏联国立新西方艺术博物馆里的作品太资本主义，不能给人民看，就将博物馆关闭，将其中大师们的作品转移到了位于列宁格勒的冬宫美术馆——也就是今天圣彼得堡艾尔米塔什博物馆的一部分。圣彼得堡艾尔米塔什博物馆与巴黎的卢浮宫、伦敦的大英博物馆和纽约的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并称为世纪四大博物馆。但是后来，这些珍品又被搬了出来，移交给了莫斯科的普希金造型艺术博物馆，存放在那里，直到今天。

排除安娜·包赫的哥哥尤金·博赫也是个画家、跟凡高很熟并去过阿尔的黄房子，凡高曾为尤金·博赫画过一幅肖像画这些外因，这幅作品具有金色阳光和红色鲜血浇灌出的生命力，这种血色灿烂像极了凡高的艺术人生。这是凡高生前除了卖给前老板——古匹·喜公司的戴尔斯蒂格一幅小素描、以每幅2.5荷兰盾的价格卖给在阿姆斯特丹开美术品店的科尔叔叔几幅海牙城市风景素描、经提奥之手卖出过一幅自画像给伦敦的莎利画廊、以20法郎（合1英镑）的价格卖给唐吉老爹的朋友一幅肖像、用一幅烟熏鱼的静物画换过一块地毯外，唯一正式在市场上售出的作品。“二十人展”的创办人奥克塔夫・毛斯写信告诉提奥：凡高的作品已经引起了热烈的讨论，并成功赢得了“强烈的艺术共鸣”。

但是，凡高本人却认为奥里耶的溢美太夸张、太言过其实了，更像是赞歌而不是严肃的批评，科斯特的蜀葵、简妮的芍药花所体现出来的“高超的绘画技巧”远胜于他自己画的向日葵。因此，他惊慌地写信给母亲说：“成功是一名艺术家所遇到的最糟糕的事情”，并写信给提奥请他转告奥里耶不要再写关于他作品的评论文章，因为：“奥里耶指出的是需要达到的状态，而不是已经做到的事情，……我们还远未达到。”但《文森特——孤独的艺术家》这篇文章也让凡高看到了对他与提奥兄弟俩共同事业的迟到肯定，引发了他对未来更深层的构想。他让提奥一起赶快设法将奥里耶言过其实的评论转换成销量和交易，如：将奥里耶的文章寄给英国画商亚历山大·里德和阿姆斯特丹的叔叔科尔，甚至也许还有他的宿敌泰斯提格，以便“利用这篇文章来卖掉一些画作”，他还重新开始和在科尔蒙工作室时的同学约翰・彼得・拉塞尔通信，诱惑这个富有的澳大利亚人去提奥的画廊参观，试图让其为澳大利亚的新艺术收藏收购一批新作，并表示：“除此以外的任何事都不能打动我”。他自己也亲笔写信感谢奥里耶，并在信中避开讨论奥里耶夸张、极端的评论。——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尽管凡高长期以来被塑造成远离烟火人间的疯狂艺术家形象，但事实上，加尔文教徒务实的精神从未离开过他的灵魂。他其实也不乏对世俗的了解和对时代的敏感，可惜的是，世俗社会认识凡高的时代还没有到来——在文章问世后的第一个月中，一笔交易也没有做成，也没有人前往拜访凡高。

1890年3月，提奥将凡高的10幅油画送到巴黎参加“独立艺术家沙龙”，收获了好评。高更甚至直接写信给凡高表示祝贺，称他是“本次展览中最耀眼的艺术家……就自然而言，你是唯一一位能够对此作出思考的艺术家”；莫奈也称凡高的作品是“展览中最好的”。

同行、艺评人的传扬和艺术史的研究

1890年7月，凡高离世后，认为自己肩负帮逝去的哥哥寻找更多知音和赢得尊重之使命的提奥，希望阿尔伯特·奥里耶为自己深爱的哥哥写一篇长篇的传记文章，并以“另有几位作者对这个题材表示兴趣”敦促奥里耶接下这项工作（从中也可见当时凡高确实已开始获得关注）。奥里耶应该是接下了这个活，这从提奥给他们母亲的信中说到：“他承诺会为此经常去从书信中寻找素材”可见。提奥还相信，如果人们能从那本书中看到自己的哥哥是如何努力保持对自我的诚实，那将是一部令人难忘的作品。

提奥去世后，凡高生前的挚友、在科尔蒙画室第一次见到凡高就“担心他会燃烧起来”的埃米尔·贝尔纳（1868-1941）在法国继承了提奥的遗愿，成为将这位荷兰画家带入公众视野、争取他应有地位和尊重的积极分子，并为之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他在凡高去世的第四天写信给阿尔伯特·奥里耶，催促他为凡高写一篇文章，请他不要忘记凡高，也为他写一些话，以“配得起他伟大的精神和伟大的天赋”。

凡高去世后一个半月，提奥和乔安娜搬家到位于巴黎皮加莱社区内的另一座公寓，之后于1890年9月底，在埃米尔·贝尔纳的协助下，在那里举办了一次非公开的凡高油画展。贝尔纳协助策展，展览很成功，凡高的画获得了一致好评。据贝尔纳回忆，那次展览以“三联画”的形式展出了《向日葵》和《摇篮曲》：“中间是绿色的《摇篮曲》，它夹在黄色和橙色的向日葵之间闪烁着光芒，就像被两只大烛台护卫着的人间圣母玛利亚。”但10月的时候，曾与凡高同处一室、“相爱相杀”的高更却警告贝尔纳，举办凡高作品展的计划是“愚蠢的”。他表示：“这太草率了……你知道我是多么喜欢梵·高的作品——但是考虑到公众的愚蠢，现在就开始纪念梵·高还有他的疯病显然是不合适的，尤其是现在他弟弟的精神状况竟然也和他哥哥一样！很多人会把我们的作品当作是神经病创作的。这会损害到我们，对于梵·高来说同样也没有什么好处。”

对于高更自私的小心眼，贝尔纳并不以为然。在凡高逝世一周年后的1891年，贝尔纳在“今日的人们（Men of Today）”系列中发表了一篇论述凡高画作的文章，以凡高《戴草帽的自画像》为配图。

同年，法国小说家和艺术评论家、莫奈和左拉共同的朋友奥克塔夫·米尔博（Octave Mirbeau）在论文《风格是个性的证实》中，阐明了凡高作品文学性和神秘性的来龙去脉，也播下了使人相信艺术家的“疯病”影响了他个人风格的种子。

荷兰诗人、作家和心理医生（1887年在阿姆斯特丹创立心理疗法诊所）弗雷德里克·范·埃登的《文森特——色彩学家》一文，作为第一篇用荷兰语写就的赞颂凡高的文章，表达了对凡高粗野、原始、独特和美丽用色的深刻印象。

荷兰记者、小说家和文学评论家、凡高兄弟俩共同的朋友约翰·德·梅斯特1891年在《超越艺术家的人》中，对凡高艺术中色彩的运用和现实主义—象征主义风格也有令人难忘的分析。

1892年，荷兰举办了好几个凡高的作品展，那些展览大量引用了之前杂志和报纸上刊登的赞美凡高的文章。同年8月，在巴黎的贝尔纳用他劝说提奥的遗孀乔安娜·邦格暂时留在巴黎未带回荷兰的凡高的16幅油画和一些素描作品举办了一个为期几个月的凡高画展。贝尔纳劝说乔安娜将那些作品留在巴黎，是因为他相信它们对于建立人们对凡高的兴趣和树立凡高的声望会很有用。

1893年至1895年期间在巴黎结识了高更的挪威表现主义画家、现代表现主义绘画先驱爱德华·蒙克（1863—1944年）虽然没有见过凡高，但同样从他的作品中获得了灵感。蒙克在1933年10月曾经写道：“在他短暂的一生中，梵高不允许他的火焰熄灭。火焰和灰烬是他的画笔，他为自己的艺术燃尽了生命。我曾想，甚至可以说是暗自希望，我能够有比他更多的钱从而让我能够追随他的脚步。不要让我的火焰熄灭，让我用燃烧的画笔作画直至我生命的终点”。

对凡高怀有兄弟般情谊的埃米尔·贝尔纳最先主张出版凡高的书信。这一主张在1893年得到实现——1893年至1895年，部分凡高和贝尔纳的通信摘录在《法兰西信使》（Mercure de France）上刊登。这些书信迅速被译为德语、荷兰语版。同年，贝尔纳离开欧洲到了开罗，在那里一直待到1904年。贝尔纳最初共计拥有大约30幅凡高的油画和素描，但1894年时，生活窘迫的他卖掉了其中一幅凡高《摇篮曲》的副本，到1910年前，他收藏的所有凡高作品全部被卖掉了。

与部分朋友和艺术评论家的褒扬形成对照的，是高更在1894年出版的回忆录《死去的大自然》中，暗指凡高为万恶的资产阶级社会和基督教信仰的殉道者；之后在1903年的《私人日记》（《前前后后》）中，高更又热切地细述了凡高在阿尔割耳的插曲，以证明他的疯病，虽然因过浓的自我开脱色彩而受到质疑，但毕竟，作为事件亲历者中唯一活着的人，高更的这一记录还是为后人追寻凡高的整个人生添上了历史性的重要一笔。而高更后来在远方的塔希提花园里，用他在巴黎的艺术家朋友丹尼尔·德·蒙弗里德寄去的种子种植的向日葵花、他画的第一幅花卉静物《海景向日葵》（Sunflowers with a Seascape），以及他死后被发现放在椅子上的《向日葵》画作，也多少增添了两位昔日友人之间情感纠葛的丰富与神秘性。

借着逐渐被抬高的凡高画价，高更也出售了他所拥有的凡高作品。在发表了《死去的大自然》这篇文章后的几个星期，高更会见了巴黎画商安布罗伊斯·瓦拉德（Ambroise Vollard）。这位20世纪初最富有的艺术品经销商在塞尚、毕加索、马蒂斯、高更等画坛大师还未出名的时候，就发现了他们的价值。据同样敏锐地觉察到了凡高作品商机的瓦拉德的回忆录《一个画商的回忆》记载，在凡高生前，他就曾在铃鼓咖啡店里见到过出售中的凡高作品。书中还讲到了凡高的《向日葵》挽救了一位身患重病的收藏家的传奇故事，以及一个维也纳人通过抽签决定“当今最伟大的画家是谁？”，结果抽到桌上一张误混进签中的写有凡高名字的标签，那个维也纳人于是将错就错地奉凡高为当时最伟大画家的故事。

瓦拉德被看作提奥的后继者，延续了人们对于凡高的热爱。在高更的住所看到高更1887年和凡高在巴黎交换作品所得的两幅《向日葵》后，瓦拉德便向高更提出了想要购买这两幅画的愿望。几个月后，需要一笔钱以使自己重返塔希提的高更同意了，但直到1896年的4月，瓦拉德才以225法郎（9英镑）的价格得到这第二幅《向日葵》。此外，高更还将凡高送给他的（摇篮曲》副本（高更卖掉他的《摇篮曲》副本正好和贝尔纳卖掉另一个副本同为1894年。）以及在画的顶端题有明显的红色献词“a mon ami Paul G（给我的朋友高更）”、在画的右侧写着“Vincent．／Arles（文森特／阿尔）”的私人作品《凡高的自画像》（高更在1897年用这幅自画像从瓦拉德那里换回300法郎，合12英镑。）卖给了瓦拉德。可能他也意识到，在凡高死后4年就将这幅题有献词的作品卖掉，在别人看来是难以接受的，因此，画面上留下了明显的用溶剂擦抹过的痕迹。

1894年3月，高更和贝尔纳的亲密朋友、认识凡高并非常了解凡高和高更的阿尔生活的画家埃米尔・舒芬尼克尔出于兴趣，以300法郎（12英镑）的价格从唐吉老爹的遗孀芮内（Rene）手里买下了乔安娜寄售在店里的那幅未签名的《十五朵向日葵》副本。此外，他还花了200法郎买下了凡高的一幅风景画。有研究者认为舒芬尼克尔可能两年前在勒巴拉克·德·波梯维尔画廊的展览上看到过这两幅油画。在他弟弟阿梅蒂（Amedee）——一位成功的商人的资助下，舒芬尼克尔最终买下了至少50幅凡高的油画。其中一些最终成为他们兄弟俩的私人藏品，还有一些又转手卖出。随着画价的逐渐抬高，兄弟俩开始把那些画当作了投资品。

而从高更手里买到的两幅《向日葵》，也在高更第二次出发前往塔希提之后，于1895年7月，被瓦拉德又转手售出或交换掉了。黄色背景的《两枝折断的向日葵》转到了高更非常欣赏的画家朋友德加（Degas）手里——1895年10月，德加用自己画的两幅舞者素描换来这幅价值在400法郎（16英镑）左右的《向日葵》。高兴不已的德加冲着塞尚大声宣扬自己的收获。那幅蓝色背景的《两枝折断的向日葵》稍晚一点儿才被瓦拉德卖给荷兰人科内利斯・胡根蒂耶科（Cornelis Hoogendijk）——早期最大的凡高作品收藏家之一。

19世纪90年代末，在巴黎工作的德国作家、评论家、历史学家尤利乌斯·迈尔—格雷费（Julius Meier-Graefe）“发现”了凡高，并对他的生平和作品进行了全面性为他人所无法望其项背的研究，是第一个以科学的方法考察凡高生涯的人。1900年，迈尔—格雷费发表了第一篇关于凡高的论文；他的3卷《十九世纪末叶绘画史》于1904年出版，1908年被译成英语，有史以来首次对当时尚鲜为人知的荷兰画家的历史重要性进行了阐述。虽然他的写作风格倾向于滥用夸张和隐喻，但他对凡高的论述中，对于传记、艺术和文化各方面的深入观察，包含了独特的价值。他写于1906年的那本充满浪漫主义气息的《文森特·凡高的一生》，为凡高增添了近似神话的色彩。迈尔—格雷费在其中极富洞见地断言：“对徘徊在艺术和实用美术之间的德国青年来说，凡·高的到来恰逢其时。”

而迈尔—格雷费在荷兰最接近的同行——评论家和美学家布雷默的观点，则指导了黑莱纳·克罗勒—默勒夫人杰出和永久性的各个时期凡高作品收藏。如迈尔—格雷费在德国所做的那样，布雷默在荷兰与艺术家、收藏家们一起从事写作和演讲，宣传凡高以激发荷兰的民族意识。

影响欧洲艺术界的凡高回顾展

提奥在凡高去世后大半年，死于梅毒后遗症。他29岁的太太乔安娜·邦格在接踵而来的家庭灾难中承受了巨大的痛苦，离开了伤心之地巴黎，回到故土荷兰，在阿姆斯特丹以东20公里的一个小镇布森（Bussum）开了一家小旅馆以养活自己和孩子们，也兼做些英文翻译以补贴家用。乔安娜的孙子乔安・凡・高（Johan van Gogh）后来回忆道，幸运的是她并没有听从她哥哥安德烈·邦格（Andries Bonger）让她将所有凡高的画作都扔掉的建议，因为那些画在当时几乎没有任何价值。乔安娜很快做出了一个正确的决定：尽可能地把所有作品都妥善地保存起来。当时虽然有一些作品留在了唐吉老爹的店里，但是到1891年的4月，大多数凡高的作品都被带回了荷兰。安德烈·邦格帮忙做了一份凡高作品的目录，其中包括他在阿尔画的全部7幅《向日葵》中的6幅。从法律上说，提奥的儿子文森特・威廉享有他叔叔作品的继承权，但是乔安娜作为法定监护人也享有这批画的支配权，直到她儿子成年。今天的人们得以见到凡高这份遗产中的近400幅油画、超过500幅素描和几本速写簿，乔安娜功不可没。

同时，她很快就搞清楚了艺术世界的运作，把画作借给各家艺廊与画商，稳定地累积着凡高的知名度。她越来越忙，渐渐成为全职致力于策划、组织凡高画展的画商。为了提高凡高的知名度，也为了生机，她不时卖掉一些油画，其中包括现在举世闻名的那幅《星月夜》。1891年2月，比利时的“二十人小组”以货款方式在布鲁塞尔举办了画展，在乔安娜的安排下，15幅凡高的油画和一些素描在展览中亮相。那次“二十人画展”的目录封面设计得非常漂亮，其中，由比利时新印象主义艺术家乔治・雷蒙（Georges Lemmen）设计的装饰性图案可以被理解为是向凡高致敬的向日葵或太阳。仅仅一个月后，10幅凡高的油画又在巴黎的“独立艺术家沙龙”展出。评论家奥克塔夫·米尔博（Octave Mirbeau）在“独立艺术家沙龙”展览期间发表了一篇激情的评论文章，回顾了凡高悲剧性的一生。文章的结尾充满诗意：“他的心在面对这些脆弱的灵魂时是如此敏感，他的双手，可以在漆黑的夜空点燃耀眼的火炬，现在却在这些芬芳而柔弱的花前，变得如此温柔！”4月1日，奥克塔夫·米尔博慷慨地以每幅300法郎的价格从唐吉老爹的店里买下了乔安娜在那里委托售卖的《三朵向日葵》和被称为凡高“圣雷米时期最伟大作品之一”的《鸢尾花》，这可能是凡高去世后关于他的作品的第一笔交易，并进而启动了一系列的买卖。在一张摄于1897年的照片里，后人可以看到凡高的《向日葵》被米尔博挂在他寓所的餐厅里，可见他对凡高的着迷。而他的小说《苍穹》的主人公——画家卢西安，基本就是以凡高为原型：他因无法创作出自己眼中的杰作，砍掉了自己的手，最终自杀身亡。

1892年，凡高的《十五朵向日葵》在鹿特丹（Rotterdam）的奥登齐尔画廊（Oldenzeel）展出。当同年4月末，未签名的《十五朵向日葵》副本在勒巴拉克·德·波梯维尔画廊展出。但画展上只去了很少的画商和观众。5月在海牙，《十四朵向日葵》和另外一幅《向日葵》参加了由“艺术社团”组办的一个重要的凡高展览。一张保存下来的当时照片显示，那次展览上，9幅凡高的油画被紧紧地挤在一块儿，差不多相互都快碰到了，画框很简单，且大多数是白色的。

1892年12月，在阿姆斯特丹举办的凡高全景画大型展览上，尽管并未展出阿尔的向日葵系列，主办方还是专门为凡高制作了一本目录，封面设计师是一位上了年纪的荷兰艺术家理查德·罗兰德·赫斯特（Richard RolandHolr），他描绘了一朵带着光环、即将枯萎的向日葵，而远处的地平线上，一轮红日正冉冉升起。从那时候起，向日葵已经成为凡高这位死去艺术家风格强烈的个人符号。

1896年，两幅阿尔的向日葵在荷兰北部的格罗宁根（Groningen）美术馆展出。

在1896年12月巴黎的法拉蒂画廊举办的展览上，展出了超过100幅的作品，贵族出身的作家兼业余画家安托尼·德·拉·罗什富科伯爵用400法郎从乔安娜·凡·高—邦格手中买下了经她之手卖掉的第三幅阿尔的向日葵——签名版的《十四朵向日葵》，次年又买下了《头缠绷带的自画像》。后来，他还得到了曾经为贝尔纳所藏的《摇篮曲》副本。拉·罗什富科伯爵买下这些作品不久，他的妻子尤金妮写了一本小说《创始：或灵魂的重生》，于1902年出版。小说中的主人公——狂热爱恋橄榄树和向日葵、崇拜太阳的艺术家的形象，明显受到凡高的启发。艺术家的赞助人拥有一家名叫“未来”的画廊，这个原型就是她的丈夫——拉·罗什富科伯爵。

最早一批深受凡高影响的现代主义艺术家之一亨利·马蒂斯很可能在1896年冬天也看过法拉蒂画廊的这个展览，因为1898年7月向日葵花开之时，他画了一幅插在罐子里的向日葵。但这并不是简单地模仿凡高，马蒂斯在画中显示了他自己独特的画风：灵动的笔触，更加表现主义的风格。马蒂斯的向日葵反映了20世纪初那些受到凡高启发的年轻艺术家的方向：他们把凡高的主题融入到了自己独特的表现方式中。

画商安布罗伊斯·瓦拉德于1895年至1897年期间在巴黎举办了3场凡高画展，共展出了71件作品。其中，于1897年前后在巴黎拉菲特街举办的凡高作品大型展览中，展出了凡高的60余幅油画，极大地影响了亨利·马蒂斯、蒙德利安等后来被称为“野兽派”的画家们。他们很快将凡高的作品介绍给了更多的欧洲人。1897年，德国的现代艺术因分裂派展出凡高作品而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早期展览中最神奇的一次是在1898年10月，在海牙新落成的艺术与工艺美术馆中。这个展览中，凡高作品的4页目录都是用英文呈现的，有研究者推测它很可能属于同时在英国由威魔・莫里斯（William Morris）发起的新工艺美术运动中的一部分。目录介绍是由荷兰批评家阿尔伯特·普拉谢尔特（Albert Plasschaert）用英文撰写的，他在介绍中提到的那幅《十四朵向日葵》，当时标价为1215荷兰盾（100英镑），但没有卖出去。参观那次展览的观众很少是会说英语的，用英文介绍展品或许是为了让展览增加一点儿优雅的氛围。不过，把《十四朵向日葵》挂在受新工艺美术运动影响的家具中间，这个主意充满了想象力，因为向日葵在当时已经成为了现代装饰设计中一个重要的主题。

总的来说，在在凡高离世后的前10年——整个19世纪90年代，凡高的作品向公众展示的机会还非常有限，他的名字在阿姆斯特丹、海牙、巴黎的前卫艺术圈之外，仍鲜为人知。早年凡高作品的买家都是巴黎的前卫艺术家或艺术圈里的人。

但对于20世纪初德语区的艺术家，凡高的影响则难以绕过。在一些作品中，他们几乎是直接挪用了凡高静物画的简洁构图：画面上就是一张桌面，上面摆放着一个非常朴素的陶罐。不过，慢慢地，向日葵被这些艺术家融合到了更为复杂的静物和风景画中一一差不多转变为向凡高表达敬意的一个符号。这可能与《十五朵向日葵》的原作在1901年被乔安娜临时出借给柏林的卡希尔画廊有关。此前，这幅画一直被留在乔安娜身边，挂在她位于布森的家通向花园的一扇门上的。从那以后，《十五朵向日葵》不断地被人借去参加展览。

20世纪初，在维也纳展出的凡高作品也给那里的前卫艺术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维也纳分离派的创建者古斯塔夫·克里姆特（Gustav Klimt）创作了一系列在花园里盛开的向日葵油画。他画面上那些茎杆长长的向日葵顶着一个个巨大的花盘，就像一个个瘦子的躯干顶着一个个脑袋。克里姆特的学生、奥地利重要的表现主义画家埃贡·席勒（Egon Schiele）笔下枯萎的向日葵反映了他苦闷的精神状态，而他另一些油画上密集的向日葵花丛则极富韵律感和装饰效果。

1901年，在巴黎伯恩海姆·热纳画廊（Bernheim Jeune gallery）举办的画展促使巴黎艺术界将凡高尊为法国画派的一员。毕加索于1901年创作的《母与子》中，婴儿坐在母亲的大腿上，这和凡高于1888年创作的关于奥古斯丁·鲁林和她孩子的《玛塞尔》在色彩和构图方面都有密切的关系。毕加索创作于1907年的自画像也可以说是吸收了凡高自画像热烈的风格。凡高透过表象表达事物“灵魂”的艺术风格，对毕加索产生着多多少少的影响。马蒂斯则在这次画展后，进一步加深了对凡高的敬仰——他在画展上看到了分别由米尔博、舒芬尼克尔和拉・罗什富科伯爵提供的已被乔安娜售出的3幅向日葵，也遇见了安德烈·德朗和莫里斯・德・弗拉曼克这两位同样对凡高的用色非常着迷的艺术家。他们3个艺术家包括其他一些同伴创立了野兽派（Les Fauves），因为他们都喜欢简洁的构图、有力的笔触，以及最重要的——鲜艳的色彩。尽管野兽派只是一个存在了很短时间的流派，但它是德国表现主义的先行者。

同年12月，在参观巴黎举办的凡高回顾展时得到了灵感的柏林画廊主人保罗·卡西尔组织了凡高作品在德国的第一次重大展出。那次展览的后续影响力之巨大，使德国在到1914年时，成为了荷兰之外拥有凡高作品最多的国家。

1903年，在荷兰鹿特丹举办了3场轰动性的凡高画展，许多之前从未面世过的凡高早期作品在其中展出。

乔安娜于1893年结识19世纪杰出的荷兰画家约瑟夫·伊斯雷尔的儿子——印象派画家伊萨克·伊斯雷尔，与之建立了深厚的感情，但在1901年，嫁给了比她年轻11岁的画家兼艺术评论家约翰·柯翰·格沙尔克（又译为：约翰·科恩·高肖克）。1903年，她和全家带着凡高的几百幅作品搬家到了阿姆斯特丹。约翰在乔安娜对艺术的认识、了解上，提供了不少协助和建议，并间接地让乔安娜结识了多位荷兰当代艺术家。1905年，乔安娜终于得以在艺术界朋友们的协助下，于阿姆斯特丹荷兰国立美术馆举办了一场以她的收藏品为主的大型凡高艺术回顾展，共计陈列了474幅凡高的油画与素描，成功吸引了各界的关注。这也成为荷兰国内开始接受凡高的一个重要时刻。约翰·柯翰·格沙尔克曾在乔安娜研究凡高作品时参与了不少整理与协助工作，此次他撰写了包含部分凡高书信摘要的回顾展型录导览，并将凡高书信中的一些精句印制在画展目录册的背面。不过在当时，理解凡高绘画艺术的人还不是很多，比如当时的《每日新闻》报就评价称：“要是了解凡高兄弟的生活和他们的追求，也了解一些印象派画家所走的歧路，还有绘画界其他的病态现象，那么这个画展就是相当奇怪的。”

同年，巴黎、柏林、汉堡、德累斯顿和阿姆斯特丹一起刮起了凡高回顾展的阵风。继前十年的6次画展观众基本反应淡漠之后，在巴黎举行的凡高身后第七次展出，吸引了马蒂斯等法国野兽派新秀。这同时也是激进的野兽派艺术家作为一个整体进行亮相的一年。凡高的回顾展对他们发生了地震般的冲击力。野兽派的创作和凡高具有革命性的色彩感有着密切的联系，该画派领导人亨利·马蒂斯在1905年也组织了凡高的作品展。他在1945年与加斯顿·德利进行的对话中还回顾：“凡高在重新确立色彩的地位方面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归还色彩的情感力量方面也是这样。”西欧重要美术馆的大门，从此逐一为凡高打开。

1905年后，凡高的作品经常展出。1906年，博物馆第一次收藏凡高的作品。1908年和1909年在巴黎、阿姆斯特丹和慕尼黑举行的凡高画展为欧洲人观看凡高作品提供了第二轮机会。凡高的同乡、非具象绘画的创始者之一、荷兰画家皮尔特·蒙德里安（1872—1944年）的纯粹色彩绘画——作于1908年到1910年的《红树》和作于1909年的《山丘III》，就体现了凡高的影响，他的《夜中风景》则具有凡高《星月夜》式的繁星光晕。

凡高所代表的艺术自由和“表现事物的精神”还极大地鼓励了德国的表现主义运动。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受凡高艺术影响的人群中，德国的两个主要的表现主义团体尤为突出。它们中的一个叫“桥社（Die Brucke）”。1905年底，保罗·卡西尔组织的第二场凡高作品展抵达德累斯顿（Dresden），参观者中有一些曾是建筑系的学生，他们已经自称为“桥社成员”，因为他们的艺术目标是脱离权威，追求艺术自由，他们认为自己的艺术是通向未来的。凡高对该组织的巨大影响力可在其成员于1906至1907年间所创作的自画像中得见。“桥社”主要成员马克斯·佩希斯泰因（Max Pechstein）曾激动地表示：“凡高是我们所有人的父亲！”跟着佩希斯泰因，恩斯特·基希纳（Ernst Kirchner）、埃里希·黑克尔（Erich Heckel）、奥托·缪勒（Otto Mueller）和埃米尔·诺尔德（Emil Nolde）等其他“桥社”主要成员也分别创作了向日葵。他们都用自己独特的人格重新诠释了向日葵。诺尔德甚至到70岁后还在画向日葵，凡高对他的影响持续了数十年，他在造型和色彩上的表现明显受到这位荷兰画家的启发。

另一个团体是更为国际化也更自由的“青骑士派”，这个成立于1911年的表现主义组织以“到达表象之后”为目标，在成立当年举办了第一次展览。随着凡高在德国日渐家喻户晓和德国公众对了解这位荷兰画家的热情需求，在纳粹政权上台前，凡高的展览会和出版物持续不断。通俗的传记文学，尤其是书信的翻译和有关第一手材料的出版，是这一浪潮中的重要因素。在凡高作品的展览和销售方面，柏林和慕尼黑起着特别重要的作用，但这一发展以1927年和随后几年在柏林展出的大量凡高赝品而告终。有研究者认为，德国对凡高的兴趣成为一种国家的流行病，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德国评论家和历史学家迈尔—格雷费早先培养的“病毒”。

在20世纪的头十年中，法国野兽派、德国青骑士派和其它风格上相关的艺术运动对凡高的重新发现，与毕沙罗和立体主义者对塞尚的发现具有同样的历史意义。这个阶段的凡高展标志着公众对凡高生平和事业的态度开始发生转折，进步艺术家们则将他圣徒化地误读为一个革命者和一个精神领袖。1911年，不来梅美术馆以3万马克的价格购入了凡高的《罂粟花田》。从那时起，凡高作品的价格便以一种超凡的方式节节攀升。在1912年科隆举办的“现代艺术特展”上，凡高成为了最耀眼的明星

英国人在1910年前，对凡高的艺术还十分陌生，1910年11月，英国著名艺术史家和美学家罗杰·弗莱在伦敦格拉夫顿美术馆策划举办了包括凡高、高更、塞尚、修拉、马蒂斯等19世纪末20世纪初活跃的法国艺术家作品在内的“马奈和后印象主义者”画展，尽管由于这些画家的风格过于前卫，在当时并没有得到很积极的评价，展览甚至受到了很多嘲笑，但仍有一部分观众对该展览充满了热情。

展览的秘书德斯蒙德・麦克卡西（Desmond MacCarthy）后来回忆道：“我认为梵・高的作品是最能开启人们心中潜能的那扇大门的，我会带着他或她来到《向日葵》前说：‘看那里！’此时把你们所拥有的那种传统审美的标准先放一放吧。你有看过一幅静物画是这样的吗？其他的静物画能有这幅画所蕴藏的十分之一的能量吗？……看这些金色的向日葵在明亮的硫磺色背景上是如此灿烂，每一片花瓣和叶子都在和生活缠斗着。”英国国家肖像画廊主管查尔斯・赫尔墨斯（Charles Holmes）在引导观众参观时称，《十五朵向日葵》具有“令人无法忘怀的绝美品质”，“它们的花瓣如翻卷的火焰，它们的心在这神秘的烈火中颤抖着。我不知道还能有什么画能像它那样具有如此神秘的吸引力。”这些向日葵帮助英国公众最终接受了后印象派，奠定了凡高、高更和塞尚作为“后印象主义三杰”的地位，以及凡高、高更、塞尚、修拉这四位画家后来被作为“现代主义绘画四大支柱”的组合。14年后，当赫尔墨斯成为伦敦国家美术馆的主管时，他在收购《十五朵向日葵》这件事上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

受凡高影响最大的英国艺术家当属哈罗德·吉尔曼（Harold Gilman，1876—1919年），他在1913年创作于挪威的《运河之桥》可以说是凡高的《艾斯涅尔的桥》（1887年）和《阿尔的郎罗瓦斯桥》（1888年）的综合。吉尔曼在1916年创作的《在起居室内喝茶》中，一个空的灯心草椅子多少让人联想到凡高创作于1888年的《凡高的椅子》。此外，吉尔曼所作的关于他的打杂女佣蒙特太太的作品——《早餐桌旁》（1917），正是将凡高的《铃鼓咖啡馆的一张桌子》（1887）、《拉雷斯奈》（1888）和《邮差鲁林》（1888）综合在了一起。

在凡高去世20年后，他的画已经名扬四方。收藏家们愿意花高价钱来收购，因为有利可图，市面上还出现了赝品。

提奥的遗孀乔安娜在第二任丈夫约翰·柯翰·格沙尔克于1912年去世后，再次与伊萨克·伊斯雷尔取得联系，此后一直保持非常好的朋友关系。她曾作为一种私人间展示借给伊萨克的3幅凡高在阿尔时期最具代表性的作品——《黄房子》《卧室》和《十五朵向日葵》，对伊萨克的艺术创作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伊萨克至少有《凡高向日葵前的女子侧像》（Woman in Profile in Front of Van Gogh’s Sunflower）、《向日葵前抽烟的女子》（Woman Smoking next to Sunflowers）等8幅油画是以这幅《向日葵》为背景的。在借给伊萨克的3年后，这3幅油画又回到了乔安娜身边。1924年，在经历了激烈而痛苦的思想斗争后，乔安娜最终同意以1304英镑的价格将《十五朵向日葵》出售给伦敦国家画廊。2月6日，《十五朵向日葵》正式进驻100年前在伦敦成立的国家画廊，此后其声望与日俱增。自此，凡高家族只剩下一幅《向日葵》系列作品，即签名版的《十五朵向日葵》副本。这幅画一度挂在文森特·威廉位于拉伦（Laren，靠近布森的一个小镇）的家中，根据文森特·威廉的儿子乔安（Johan）的回忆，直到20世纪30年代，这个家庭还认为“完全可以在无任何防范措施的情况下离开房子几天，而不用担心会有什么窃贼”。最后，这幅画在1973年走进了新落成的凡高美术馆。

而大众开始注意到艺术家凡高，很大程度上则要归功于大量使人阅读后感慨万千的凡高书信的面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