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日梨花洁白，

秋日香樟斑斓，

小径蜿蜒的花园里，

牛顿的苹果树期待

再一次撞击灵感。

这里是法国侨民的故国梦，

是中外学者的伊甸园，

是都市文明的一个起点，

也是城市喧嚣的一个终点。

爱因斯坦、李四光、苏步青、居里夫人，

睿智的目光连成围墙，

把熙攘阻隔，

将时空切换。

卵石外墙

弹簧地板

拱券形的窗棂

卷涡状的铸铁栏杆

还有那1918年土山湾出品的彩绘玻璃

蓝喜鹊和红杏花

在每一个金色的晨昏里，

流光溢彩。

年幼的法童们

曾迎着穿透拱门的晨曦，

踩着弹格路来上学。

碧草如洗的庭院

是他们运动嬉戏的乐土，

罗马时钟在孟莎式红瓦坡屋顶下

眺望生气勃勃又宁静入画的学园。

岁月荏苒，

时光却仿佛尘封了百年前瑰丽的世界。

典雅门厅绿色的微光里，

依然映照花园的倒影，

露珠在清晨的草叶尖上滚动，

喷泉灵动的水柱跃向蓝天，

如奇思妙想在静谧的大脑里自由迸发，

也寄托了对往来宾客

玫瑰人生的

祝颂礼赞。

轻快的乐符在木制牛腿的屋檐下跳跃，

演绎的是爱因斯坦的超弦之音

毕达哥拉斯数理的音阶

还是圆周率丰富的螺旋？

弥漫的咖啡香送上恰到好处的休止，

让理性的头脑

穿越书画与诗歌组成的幽深长廊，

得到舒缓的休憩

或开启一场

海阔天空的私语。

卢浮宫、塞纳厅、枫丹白露厅、尼斯厅、嘎纳厅，还有爱丽丝厅，

科学的领域各有边界，

而科学的思索没有界线。

五湖四海的诺奖得主

把科学的精神

在这里传扬；

天南海北的科技精英

将科学的用途

在这里商量。

每一扇半掩的木门，

都曾见证热烈的讨论，

每一幕垂挽的窗帘，

都曾聆听大师的箴言。

递送前沿科学的最新动态，

也反思技术带来的伦理挑战，

宝钢选址、青草沙水源地开发、上海汽车产业发展……

多少项影响国计民生的重大决策，

从这里起步；

医疗健康、城市建筑、航空航天……

多少位科技英才

从这里脱颖而出。

科学新人在这里沐浴“晨光”，

展翼“飞翔”；

青少年在这里初识科学的魅力，

从“做”中“学”。

60年甲子，

无论在中国“向科学进军”的年代，

还是在“科学的春天”；

无论在实施“科教兴国”战略的历史时期，

还是在推进创新型国家建设的新阶段；

无论是在人头攒动的报告厅，

还是在尘土飞扬的乡间，

这里时隐时现的身影，
是促进科技繁荣与发展的主角，

也是科技与经济社会结合并进的推手、

中国与世界科学交流合作的纽带。

索尔维会议的群英们

静坐于墙。

爱因斯坦的眼睛时而调皮地眨动，

普朗克的烟斗仍在冒烟，

仿佛来自历史深处的凝视，

检阅当下，

启迪未来。

百年建筑，

几代学人，

当恢弘的音乐再度在草坪上奏响

汇入脚下沃土与时代洪流的，

是科技工作者交响的才智与热情。

如同海明威对巴黎的赞美：

每一个年轻时在这里生活过的人，

这里将跟随他一生，

因为这是一席

流动的盛宴。

镁光灯下已是尘世

不复天堂。

一位科学家说。

思想者的筵席，

最渴望这个

看得见自然美德的

宁静家园。

历史印痕

1914年法租界公董局通过第三次越界筑路扩大租界后，南昌路一带被划入法租界“版图”。坐落于今南昌路47号、与复兴公园仅一墙之隔的上海科学会堂主楼，是一幢由上海法租界公董局建于1914年的混凝土木框架结构法国古典式两层花园楼房，也是上海市区单体面积最大的法式别墅和迄今保留最完整的法式建筑，属于上海市优秀历史建筑和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绿树成荫、碧草如洗的花园前身可追溯至1904年建成的德国花园总会，也曾用作法商球场总会，1926年改建为供在沪法国侨民子弟入学的法国公学（又称“法童学堂”）。自1958年起，这里成为上海市科协的办公地点和科技工作者的活动场所，也是全国第一个科技工作者之家。位于南昌路57号的科学会堂连接工程于2006年落成，串连起典雅的主楼和位于南昌路思南路交界处、落成于2001年的思南楼，使两幢年代跨度近一个世纪的建筑实现了新老相承、高低相望的“对话”。位于主楼向西约150米处的思南楼高16层，竖向的玻璃体造型远望如风帆巍然耸立，让人联想到这个建筑所内涵的科技创新正引领上海驶向更浩远的前方。

＊序幕

从法国总会走来：1904-1925

1844年（清道光二十四年）法国与清政府签订《黄埔条约》，规定法国人可以在上海租赁民房或自行租地建屋。1849年4月起，上海出现法租界。1890年至1900年，法租界公董（“董”为“主管”之意）局买下今南昌路、复兴中路、重庆南路之间的顾家宅花园及其周围土地152亩，并将其中112亩租给法军建造兵营。随着1901年《辛丑条约》签订后法军按条约规定逐渐撤离，1904年，以法租界公董局董事会成员为主，联合上海的法国商会及名流，在今南昌路、雁荡路地块创办了一个名为“Cercle Sportif Francais”的社会团体，中文名称是“法国球场总会”或“法商球场总会”，简称“法国总会”。法国总会的主建筑即今天的科学会堂。建筑坐北朝南，北入口设在以在上海飞机失事的法国飞行家Vallon的名字命名的环龙路（今南昌路）上，南北入口以带落地门窗的大型门厅相通。门厅两侧为双合式楼梯，建筑内部地面、墙面腰线多采用木质精装修。南面是大片草坪，草坪南侧有竹篱笆与顾家宅花园分隔，以小门相通。法国总会每年象征性地向公董局交纳一块钱房租。1909年，法租界公董局将顾家宅花园按法国园林特色改建为公园，又称“法国公园”（1943年更名为“复兴公园”），于7月14日法国国庆日对外开放。

晚清著名翻译家、小说家、《孽海花》的作者曾朴曾在马斯南路居住。他的一段描述或许颇能凸显这个街区为时人所羡的僻静清雅韵味：“马斯南是法国一个现代作曲家的名字，一旦我步入这条街，他的歌剧Le Roi de Lahore和Werther就马上在我心中响起。黄昏的时候，当我漫步在浓荫下的人行道，Le Cid和Horace的悲剧故事就会在我的左边，朝着高乃依路上演。而我的右侧，在莫里哀路的方向上，Tartuffe或Misanthrope那嘲讽的笑声就会传入我的耳朵。辣斐德路在我的前方展开……法国公园是我的卢森堡公园……”

当时，马斯南路街区四周既无厂坊之噪扰，又享各类生活设施的便利，以高档服务业为主的生活环境大大提高了住宅区的档次，使其成为法租界中部最好的居住地段。1927年，厌倦了官场的曾朴在上海静安寺路开设了一家名为“真美善”的书店，不久又创办《真美善》杂志。其长子曾虚白也辞去天津《庸报》的记者工作，到书店负责经营管理。书店和杂志名都出自法国革命时期的文学口号，以期用西方文艺补中国文艺之不足。当书店渐渐在静安寺路站稳脚跟后，曾朴父子将《真美善》杂志的编辑部搬到了位于马斯南路115号，也就是今天思南路81号的一幢花园小洋房里。这个既是杂志编辑部又是曾朴家的所在，大概算得上是上海最早的法式文化沙龙。从未跨出国门也从未接受过正统西式高等教育的曾朴，在这里构建了一个精神上的欧洲世界。他家沙龙的座上客既有张若谷、邵洵美、徐蔚南、梁得所、顾仲彝等曾朴在文艺出版界的同行，又有郁达夫、赵景深、陈望道、叶圣陶、徐志摩、田汉、郑振铎等著名作家、教育家、文艺理论家。他们一起喝茶切磋，畅谈世界文学，是曾朴过得最惬意的一段时光。郁达夫曾描述过这个由曾朴一手办起的法式沙龙：“我们有时躺着，有时坐起，一面谈，一面也抽烟，吃水果，喝酽茶。从法国浪漫主义各作家谈起，谈到了《孽海花》，谈到了先生少年时候放浪的经历；更谈到了中国人的生活习惯，和个人的享乐的程度与界限……我们在那一天晚上，简直忘记了时间；忘记了窗外的寒风，忘记了各人还想去干的事情，一直坐下来坐到了夜半，才走下他的那一间厢楼，走上了回家的归路。”据邵洵美在《人言周刊》第2卷第17期《我和孟朴先生的秘密》一文中记载，曾朴晚年的许多杰作正是在马斯南路上完成的。这位新旧文学的过渡性人物曾被五四新文学中人称为“老新党”，如郁达夫所评价，他是“中国新旧文学交替时代这一道大桥梁，中国二十世纪所产生的诸新文学家中这一位最大的先驱者”，而他邻近异国风情的法国总会和法国公园的家，多少也为他追逐新潮和浪漫灵感的诞生提供了便利。

沙龙上一位力图将法国文学和文化的精髓介绍到中国的翻译家——张若谷，也住在马斯南路上的洋房里，据传，其家居内部陈设与巴黎人家毫无二致，在他家举办的文学沙龙，当时也吸引了上海众多知名的文艺家。

此外，吴湖帆、徐悲鸿、张大千等人也尤其喜欢这一带的文化氛围，在他们的日记或自传中，就记载他们常常在这个区域聚会言欢。

离曾朴家不远的环龙路11号，法国总会那幢法国古典式两层花园楼房，也就是今天的科学会堂主楼——1号楼的前身，无论从地理位置还是精神内核上，都堪称是这个霞飞路腹地四方形法式街区的一个中心建筑。
    始建初期的法国总会为二层坡屋面建筑，南立面东西对称呈三段式构图，底层为开敞外廊。据说后来随着会员的激增，以及位于外滩的英商上海总会和德国总会相继建成，典雅豪华、美轮美奂的建筑令法国总会难望其项背，1917年，法租界公董局请法国建筑师万茨（Wantz）、博尔舍伦（Boisseron）主持法国总会扩建设计，姚新记营造厂施工承建。扩建工程在保留原建筑基础上，向西侧扩建成东西向的三段式建筑，建筑整体东西长约130米，南北宽约48米。

扩建后的建筑沿中轴线两翼对称，中轴加盖了带圆形钟面的屋顶钟楼和前置露台。均衡、对称、宏伟、兼具法国文艺复兴特征和优雅闲适乡村别墅风格的砖石混凝土及木框架混合结构建筑里，拱形落地门、券窗、孟莎式屋檐顶下的木质牛腿等装饰带有新艺术运动时期的特征。建筑主要由5个凸出的山花体及平段构成，中央和两端为形似拿破仑帽子的盔式折坡（孟莎顶）屋面，由法国红平瓦覆盖。屋顶南北面立有装饰山墙，中央段最高、东西段次之，起伏有致。建筑外墙饰以拉毛水泥嵌卵石，木框的窗洞砌成半圆或弧形券状。南立面结合上海气候特点，底层设置了长长的外廊和法式落地大木窗。

经历了一战的法国人把对人生的热情都融入到了这幢建筑中：时髦的装饰、奢华的风格、惬意舒适的生活。建筑功能空间包括游戏室、法式和英式的弹子房、酒吧、餐厅、击剑室、女宾室、更衣室等。为适应总会俱乐部式的活动，建筑的地板用柚木条拼接得天衣无缝，西部扩建部分二层为11米进深的豪华大厅，兼做会堂和舞厅等，周一和周四举行舞会，其余日子作为演戏的戏院；南侧与法国公园一篱之隔的花园草地上曾设网球场、法式滚木球场等游艺设施供法国侨民健身和娱乐，使之成为当时与英国总会、德国总会齐名的上海三大总会之一。如今，科学会堂大尺度的开间、层高以及临街挑出的优雅阳台、精致的建筑细部，仍能让人想像当年法国侨民在里面举办盛大仪式、聚会、彼此倾诉怀乡之情的场景。

从北向开启的正门进入法国古典式弧形门厅，沿其中央宽阔的双合式旋转木楼梯拾阶而上，新艺术风格的铜铸扶手上装饰着法商球场总会的缩写字母“CSF”。迎面映入眼帘的是大跨径券形木窗框里镶嵌的大幅落地彩绘玻璃，玻璃左下角的手写体法文字样“orphelinat de t'oc-sè-vé 1918”告诉人们，它由土山湾美术工场于1918年出品。

当年，天主教会在上海大兴土木兴建教堂，急需各种建筑装潢材料及宗教雕塑、绘画等工艺品。教会于是于1864年在徐家汇蒲汇塘路建立土山湾（明清两代，流经今徐家汇的有肇家浜、李漎泾和蒲汇塘3条河流。因河流淤塞疏浚肇家浜、蒲汇塘过程中，堆泥成阜，积在蒲汇塘河湾处，故当地得名“土山湾”）孤儿院，随后又在那里创办了半工半读的土山湾孤儿工艺场、印书馆、木工部等，作为接纳孤儿习艺、工作的场所。土山湾画馆将西画贯穿多种技术因素，构成了继北方清宫油画、南方外销油画之后近代中国“西画东渐”的又一处重要样板，产生了诸如刘德斋、周湘、徐咏清、张充仁等一批享誉海内外的中国艺术大师。曾受土山湾绘画影响的徐悲鸿曾直言：“土山湾亦有可画之所，盖中国西洋画之摇篮也。”

作为西方美术、工艺传入中国的桥头堡，土山湾也促进了中西文化的交流发展，彩绘玻璃是其出品之一绝。彩绘玻璃起源于12世纪的欧洲，开始主要运用在教堂里，如巴黎圣母院附近的圣沙佩勒教堂就是以拥有13世纪的彩色玻璃拼成的《圣经》故事大窗户而闻名于世的。后来，这种装饰渐渐被引入世俗的建筑中，成为一种特殊的艺术门类，出现在别墅、公寓、商店、咖啡馆内，大至窗户、幕墙、壁画、隔断，小至灯罩、灯箱等，但凡用有彩绘镶嵌玻璃装饰的建筑或器物，多与“高级”“豪华”同义。彩绘玻璃传入上海后，由土山湾孤儿院手工作坊专事生产。张璜曾在1933年土山湾印书馆出版的《徐汇记略》中记载：“近日新添彩绘玻璃，将人物鸟兽彩画于玻璃上，后置于炉中煨炙，彩色深入玻璃内，永久不退，中国彩绘玻璃，此为第一出品处。”当时无论从技术上还是艺术性上，法国的彩绘玻璃在世界上都首屈一指。由于吸收了传教士引入的法国精湛工艺，土山湾出品的彩绘玻璃一度也声名远扬，产品独步远东，销路遍及南洋。当时，上海的一些高档住宅和银行、教堂、洋行等大厦均以使用土山湾彩绘玻璃为荣，上海大多数教堂的彩绘玻璃也都出自土山湾。除了宗教题材的作品，孤儿们还绘制了许多带有植物、动物、装饰图形等比较现代风格图案的彩绘玻璃，以及带有中国传统历史故事的作品，使得这门源于西方的技艺在遥远的东方落地生根，开出别样的花朵。

至今保留在科学会堂主楼墙面上，绘有蓝喜鹊、蜜蜂和腊梅、红杏花图案的彩绘玻璃，正是与徐家汇天主教堂彩绘玻璃壁画、原永年大楼圣母彩绘玻璃壁画齐名的上海地区遗存稀少的土山湾孤儿院作品之一，也是全上海留存至今最大的彩绘玻璃。光线洒落在玻璃上，折射出流金般瑰丽辉煌的色彩，投在地板上的花窗倒影，丝毫未随岁月褪色，显示了建造者对于室内光环境效果的设想与追求，也流传着海派文化兼容并蓄的生命力，呼应了整幢建筑所采用的折衷主义手法对多元文化的包容态度。

建筑二楼南向有相连的露天平台。凭栏眺望，除了主体建筑前一大片被各种浓荫蔽日的大树所环抱的青翠草地和其上的喷泉，环境优美的几何式公园——复兴公园也尽收眼底。建筑物与树林、草地形成的一种自然响应和对话，体现了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理念。即使在今天看来，这样的建筑布局也显得难能可贵，更何况其诞生于一个世纪前。周围开阔的自然环境和建筑本身通透的设计，使讲究生活质量的当年使用者都觉得在其中不需要安装空调，仅用吊扇就可以舒适度夏。冬天，他们烧热丝汀来取暖，机房就在今天科学会堂1号楼半地下室的位置。

从法国总会沿环龙路往西不远，就是著名的红色根据地渔阳里2号（今南昌路100弄2号）。1915年夏，36岁、接触了许多进步思想的陈独秀从日本回国，在那里落脚，着手筹办《青年杂志》。当年9月15日，杂志出版了创刊号，陈独秀在创刊词《敬告青年》中，鲜明地向青年们提出了六点希望：自由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退隐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利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创刊后，响应读者要求，为避免与当时青年会创办的刊物《上海青年》名字雷同，《青年杂志》从1916年9月1日出版的第二卷第一号起，正式更名为《新青年》。《新青年》通过积极宣传倡导“赛先生”（科学）、“德先生”（民主），以及新文学，对民众进行思想启蒙。它的创刊标志着新文化运动的兴起。那时的陈独秀正和北京的李大钊紧密联系，筹备建立一个新的政党。在他的身边围聚着一批当时中国最优秀的知识分子——李达、李汉俊、陈望道、罗亦农、俞秀松、施存统等。1920年5月，湖南人毛泽东也风尘仆仆来到了这里，并在日后回忆说，他正是在这里通过陈独秀，最早知道了“世界上有马克思主义”。

1924年2月中旬，再次来到上海的毛泽东除了担任中共中央局秘书外，同时担任距渔阳里2号不到百米远的国民党上海执行部执委、组织部秘书、文书科主任等职。他的住所就在与工作地点相距不过1公里远的慕尔鸣路（今茂名路）甲秀里7号（现威海路583弄云兰坊7号）。之后，三个孩子毛岸英、毛岸青、毛岸龙也被接至共产党人董健吾在陶尔菲斯路341号（今南昌路48号）创办的大同幼稚园就读。出于掩护的目的，大同幼稚园的园名由国民党元老于右任题写。1937年初，毛泽东在延安与斯诺夫人海伦·斯诺的谈话中称这段日子是他一生中“最安定、最富有家庭生活气息的日子”。

某种意义上，当年法国总会花园方圆数百米空间内发生的事，酝酿了这座花园日后功能的转变。新中国科学事业的种子，也正是从这里萌芽。

＊转身

曾经的法国公学（法童学堂）：1926-1957

上海的法国侨民早先数量并不多，1862年前后，在沪法国人总数仅100人左右，之后，法侨来沪逐年增多，但长期在上海外侨人口中并不领先。法租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一路高歌，突飞猛进，在20世纪30年代达到顶峰。1930年，上海法租界有外国侨民12341人，其中俄国人从1910年的7人猛增到3879人，居各国侨民首位；然后依次是英国2219人、美国1541人、法国1208人、越南947人和德国597人。法租界与公共租界的欧美侨民总数接近，法租界有11076个欧美侨民，公共租界有15939人欧美侨民。但法租界中俄国人占比很高。这一方面由于1917年苏联十月革命后，7000名俄国难民蜂拥抵沪；另一方面因为1931年日本占领东北后，又有大批俄侨从哈尔滨转移到上海。1931年出版的《上海小蓝本》记载，外侨人数最多的是日本（27000人），其次依次是俄国（14000人），英国（7000人），美国（3300人），葡萄牙（1860人），法国（1500人），法侨在上海外侨中数量位居第六。即使在法租界，法国侨民数量也不占优势。到了1933年，《上海法公董局公报》的调查报告显示，法租界内有俄罗斯7233人，英国2604人，美国1911人，法兰西1389人。

尽管人数不多，但法侨无疑是上海侨民中富有影响力的人群之一。随着法租界内侨民和商界活动的日益扩大，以及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战败，法租界公董局将法侨拉白利斯1925年从德侨手中买下的迈尔西爱路原德国乡村俱乐部所在地（后更名为“凡尔登花园”，今茂名南路58号花园饭店裙房）另建成为新的法国总会，作为欧洲侨民的社交中心地。环龙路11号（今科学会堂所在地）法国总会原建筑就在1926年被改建为法租界公董局立西童中学（College Municipal Francais，又称法国公学、法童学堂）。同年，建筑北面的平顶建筑扩建，形成113米长的北走廊。

1927年3月14日，座落于霞飞路247号已16年的法国学校被升格为法国公学，并搬迁至环龙路11号。学校靠近复兴路和衡山路这些法侨的居住区，学生主要是法国侨民的孩子和少数意大利、俄侨及上海富有家庭的孩子。1932年12月30日，法租界公董局董事会曾作出决议，规定法租界内局办学校原则上向法租界居民的子女开放，居住在法租界外的儿童只有在教室座位有空余情况下才能被录取，而且学费要提高25%。这个办法从1933年新录取的学生开始实行。公董局雇员子女，即使居住在法租界外，也可享受法租界内学生收费标准的待遇。

随着20世纪二三十年代越来越多的苏联侨民逃难到上海，俄侨在与法童学堂仅一小段马路之隔的“东方涅瓦大街”——霞飞路上创办起鳞次栉比的俄式菜馆、咖啡馆、面包房、酒吧，美容厅、珠宝店、服装店、饰品店、鲜花店、钟表店、渔猎用品店、西洋古玩店和乐器专营店等弥漫着斯拉夫民族情调的商店（据统计，20世纪20年代中期起，霞飞路95%的外侨商店由俄侨创办），法童学堂里除了教法语，还专门设有俄文班。此外，这里也是教授中国学生法语的上海法语联盟的最早所在地。1930年，法国公学二层平屋建筑向东西两侧扩建，作为学校文体、实验和辅助用房。从历史照片看，南立面底层外廊不见落地隔扇玻璃门，推测为学校师生人数众多、避免影响活动之故。

有史料记载，法国公学学制7年，附设小学和幼稚园，学制系统堪称完备。到1930年代中期，这所接收了法、中、英、加、西、意、葡萄、俄、瑞等26个国家侨童的学校，共有学生430人，其中男生190人，女生240人。校舍楼下是幼稚园、小学一二年级教室和各部办公室，楼上是小学中高年级和中学各年级普通及专科教室。普通教室有23间，特殊教室有自然室、音乐室、美术室、图书室、大礼堂等。因校舍由法国总会俱乐部房屋改造，所以各个教室大小不一，采光与通风并不是太完备，但运动场面积很大，且中、小学游戏场地各自独立，彼此互不干扰。露天操场也分中学、小学两个区域使用。学校里还有饭堂、衣帽寄存处、饮水处、男女生卫生间、医务室、厨房等。

曾跟随家人流亡上海、1939年秋入学法童学堂的希腊学生D. Panaioti回忆，二次大战爆发后，由于政治的影响，先是当时的法国敌对国意大利的一些学生被要求离开该校，接着，随着在沪法国人与维希政府发生关系，原来属于法国盟友国家的孩子也被要求离开。在1943年秋汪伪政权掌控上海后，日本军队很快控制了该校，学生们被迫转移到法租界公董局在沪设立的另一所西童学校——位于永康路200号的雷米小学（一所专为白俄侨童开设的学校，前身为法国公益慈善会在今瑞金二路建国西路转角开办的法国小学）就读上午课程，白俄学生在下午上学。

法童学堂所处的法租界在近百年历程中，与中外许许多多重大事件的发生息息相关：从辛亥革命到北伐战争，从“一·二八”到“八·一三”，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到第二次世界大战，这个既地处上海，又关联中国、连结世界的独特区域映射着大时代的各种特征。在其分类营业管理的理念影响下，法租界在20世纪30年代已成为沪上著名的文化地标。寓沪法侨在职业构成上的特点是：从事文化艺术、科学教育的较多。他们中集中了一批优秀的艺术家、建筑师、报人、教师、医生和研究人员，其中有不少人来自巴黎，或有过一段在巴黎的生活经历之后，再辗转来到上海。而当时在今瑞金二路以东、重庆南路以西、淮海中路以南、复兴中路以北形成的一大片经过精心设计、按欧洲习俗建造的住宅区，别具情调的异国风光和符合现代化生活习惯的室内设施，也受到了中国文化人的青睐。与早年选择低调而四通八达的南昌路开展工作和生活的多为革命党人不同，这一时期，选择在幽静且带有异国情调的南昌路居住的华人，不少是书画家和文艺工作者。如：今南昌路53号为林风眠旧居；69弄锡荣别墅3号为赵丹与叶璐茜旧居；83弄3号为钱君匋旧居；136弄1号为巴金旧居，11号为徐志摩、陆小曼旧居，39号为傅雷旧居；148弄1号为沈尹默旧居，11号为巴金旧居；178弄7号为郭沫若旧居……

位于法童学校斜对面的环龙路花园别墅（今南昌路136弄）建于1912年，是一排奶黄色外墙的建筑群，其中的39号是傅雷的旧居。1931年，毕业于法国巴黎大学，专攻美术理论和艺术评论的傅雷与画家刘海粟一起乘坐“香楠沙号”轮船由法返沪，在上海美专教授美术史和法语时，就寓居在此。这栋小洋房的一楼是会客室，二楼为卧室，三楼是书房。据说，傅雷常常在书房译书，非不得已基本不下楼见客，为了推敲一个字，常常睡不着，吃不好，而且爱发脾气，就是凭着这样的执着，他将巴尔扎克、罗曼·罗兰等名家的著作介绍到了中国。

在华龙路（今雁荡路）和环龙路交汇路口一栋棕褐色外立面、低调而优雅的六层欧式风格老建筑——中华职业教育社（中国第一个推进职业教育的团体，由黄炎培联合蔡元培、梁启超、张謇等48人1917年在上海创立）大楼里，由邹韬奋任主编的《生活》周刊社，于1932年成立了生活书店。邹韬奋在1930年至1936年期间居住在附近重庆南路的万宜坊，生活书店就是后来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的前身。

1951年，与法童学堂相邻的今南昌路53号一栋清水红砖外墙带小院的两层砖木结构小洋房里来了一位新住户——从杭州艺专（今中国美院）辞职回到上海的巴黎高等美术学院毕业生、以融合东西方文化和艺术对中国绘画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的画家林风眠。此时的林风眠年逾半百，距离他不满20岁时踏上赴法勤工俭学的轮船已经过去了整整32年，小楼一层是客厅和厨房，二层有一大一小两个房间。据说林风眠让太太阿丽丝·华丹和女儿林蒂娜住大房间，自己则将小房间隔成两半，一半用于睡觉，一半就作为画室，偶尔招待朋友。他烧得一手好菜，擅长霉干菜烧肉，常常一煮一大锅，配稀饭连吃好几天。电影明星王丹凤和丈夫柳和清住陕南邨，离此不远，常来做客品尝。林风眠煮咖啡给来访的客人喝时，习惯在咖啡中加入少许白兰地；吃西瓜的时候在西瓜中间挖个洞，也倒入少许白兰地。后来的艰难岁月里，这位情感细腻、富有生活情趣的画家，正是凭借着这栋小楼幽微处所保留的审美和活力，滋养了自己的心田。

这些经常与环龙路11号这幢法式花园洋房相遇的沪上文化人，他们的事业和生活方式是否与眼前这栋法式风情的建筑有直接的关联，尚待更多考证，但侨民的活动无疑是中西文化交流中的重要环节。法童学堂附近大大小小的街道、马路上，弥漫着浓郁的欧陆风情。来自数十个国家的居民，漫步其间，多元文化如同他们身上穿着的服饰一般斑斓。法国侨民作为连接东西方世界的一道桥梁，在他们出入的这座花园和他们生活的这个城市里，传播、沟通着中、法两国的文化。

就在离法童学堂不远的环龙路2号，1931年时，曾开设了一家有名的法文书店——红鸟书店（Librairie Extreme-Orient）,店主为法国人卡松·博纳代尔（F. CasonBonardel）。这家书店曾经是沪上法文书店中最完备的，经售法文图书、报纸、杂志，颇负时誉。店主本人也饱学多才，所藏图书极为丰富。店内书籍大半从法国运来，以门市零售为主，主顾则多为寓沪法侨。如震旦大学、中法工业专门学校、中法药科专门学校等一些学校所用书籍，也向该店购买。也有一些中国人光临这家法文书店购买原版图书阅读。法国的一些文学作品深受中国读者的喜欢，因而，包括徐志摩在内的一些中国作家陆续将一些法国文学作品翻译成了中文。

同样不远处的金神父路（瑞金二路）207号，法租界公益慈善会、公董局董事会与巴黎巴斯德研究所达成协议，设立了上海巴斯德研究所，细菌专家、军医雷纳尔（J.H.Raynal）博士成为其负责人。上海巴斯德研究所设有微生物部、疫苗部、化学部，兼管法租界公共卫生检验。后改设细菌化验室、卡介苗防痨室、化学化验室、疯犬病诊疗室等。除雷纳尔外，法方还选派了一些研究人员来所工作，如富尼埃(J.Fournier)博士、夏波(A.Chabaud)博士等，研究所另外也请了多位中国人和俄罗斯人。

道路两旁那些在炎炎夏日里用浓荫为路人遮阳的梧桐树，在秋天用金黄的落叶点缀街道和亮蓝的天空。无论世事如何纷扰，这段在上海曾经的“法国之心”度过的岁月，无疑因为童年时光的单纯静谧，给其中的每个人都留下了近乎浪漫主义的美好回忆。老照片里，用白色粉笔画出跑道和列队区的浅草地上，学校的男女生们生气勃勃地参加运动会上的各种比赛项目，现在的科学会堂1号楼平台则是当年师生、家长和校友们观看比赛的看台。也许是为了纪念那些云淡风轻的、静宜美好的日子，1938年的时候，一本纪念册开始在当年的法童中流传。不少曾经在这所学校上学的人，现在还常常回到故地，凭吊往昔那些无忧无虑的岁月。如今科学会堂1号楼一楼东端的阶梯教室，就是当年的法童们在晨曦中踩着弹格路穿过拱形正门后上课的地方。

侨民们在异乡的土地上寻找家园时留下的这个梦境般的世界，多少也见证了我们这座城市历史上的典雅、保守开始与西洋的活泼、开朗相遇后，所影响的几代人精神的独特成长。一些法侨在艺术方面造诣极高，他们寓居上海，或从事创作，或教授学生，他们的子女，与上海的少年在法童学堂相逢、相知……在他们的引荐下，不少中国人后来远赴法国留学，学习西洋艺术。

＊新生

上海科学会堂：1958年至今

解放后，南昌路47号的建筑收归国有，上海市文化局迁入办公。1956年，在周恩来总理接见上海市科技界代表时，中国最早的综合性科学团体——中国科学社和最早的综合性科学杂志——《科学》月刊的创建人之一，也是中国近代科学的奠基人之一任鸿隽提出“上海应该有一个专供科技工作者活动的场所”的建议，得到周恩来总理的赞同。这是科学会堂作为“科技工作者之家”的由来。

1956年，上海市第一届市人大决定将原“法童学堂”建筑辟为科技工作者的活动场所。1958年1月18日，市文化局迁出，科学会堂正式成立，并由时任上海市市长的陈毅亲笔题词“科学会堂”镌刻门首。同年11月，中华全国自然科学专门学会联合会上海分会和上海市科学技术普及协会合并成立上海市科学技术协会，科学会堂作为市科协的办公和活动场所使用至今，市科协所属及主管的学会、协会、研究会及科技系统的其他一些单位长期在这个总面积近6000平方米的花园内开展交流活动。

据记载，1958年，周恩来总理莅临上海科学会堂视察，当得知参加活动的科学家和科技工作者的就餐问题尚无处着落时，解放前寓所“周公馆”就坐落在思南路上、经常光顾“洁而精”并对其“干煸牛肉丝”等菜肴喜爱有嘉的他建议：“让洁而精搬来科学会堂为科学家们服务嘛！”在周总理的直接关怀下，创建于1927年、以川菜为特色的“老字号”餐馆洁而精从兴安路搬到了毗邻科学会堂的雁荡路82号。当年，国民党元老于佑任在吃了那里的厨师做的香酥全鸭后，赞不绝口。解放后，洁而精不仅成为苏步青等著名科学家和科技工作者经常光顾的地方，也是著名书画家刘海粟、吴湖帆、钱君陶、程十发，戏剧表演艺术家张君秋、叶少芝、张云鹏、万是娥、袁雪芬，电影表演艺术家赵丹、黄宗英、白杨、张瑞芳，滑稽表演艺术家姚慕双、周柏春、杨华生等海上文化人喜欢聚朋小酌的场所。店里那幅“其味无穷”的条幅，就是刘海粟在品尝菜肴后即兴挥毫、以感谢其赋予美味佳肴的作品。

而对广大科技工作者而言，这座建筑庄重典雅，草坪碧绿如洗，有着池塘、假山、曲径和喷泉的近6000平方米幽静花园，其独特性更在于它所包涵的精神气场和心灵密码。

1963年1月29日，周恩来总理参加上海科学技术工作会议，在会上首先提出：我们要实现“四个现代化”。此后，除了在“四人帮”横行的10年里整个中国的科学事业如临寒冬，作为“科技工作者之家”的科学会堂也因被污蔑为“资产阶级专家、权威争名逐利的场所”“资产阶级长期霸占的世袭领地”和“裴多菲俱乐部”而遭破坏，其余无论是在“向科学进军”的年代，还是在“科学的春天”里；无论在实施科教兴国、科教兴市战略的新时期，还是在推进创新型国家、创新型城市建设的新阶段，60多年风雨兼程，这里都是广大科技工作者交流思想、探讨学问、传播科学、缔结友谊的精神家园。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杨振宁、李政道，著名物理学家吴健雄、丁肇中，数学家苏步青、材料学家严东生，以及英国著名科技史专家李约瑟、诺贝尔生理和医学奖得主巴里·马歇尔等中外科学大家都曾在这里为普通市民和科技工作者做过报告并引发了全社会“爱科学、学科学”的热潮，科学界人士也经常在这里亲切聚会、碰撞思想。20世纪70年代末，为丰富科技工作者的业余生活，《奥赛罗》等从国外引进的内部电影在这里放映。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召开后，“科学的春天”来临的日子里，刘海粟、程十发、赵朴初等一批著名书画家齐聚科学会堂，题诗作画近百幅，以抒发喜悦、激扬的心情。上海的老一辈科技工作者和文化人，至今都有着强烈的科学会堂“情结”。

中国工程院院士潘健生至今难忘科学会堂的“周二聚会”：“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之初，南昌路的幽静小道上，梧桐掩映的科学会堂并不寂寞。这幢法式古典花园洋房里人来人往，咖啡色木地板响起轻巧而忙碌的‘踏踏’脚步声，科技人员的身影常在镶着金边的拱形窗棂边晃动，学者们高谈阔论的清亮声音在会堂大厅交融碰撞，而真正碰撞的是思想与智慧。我当时40岁上下，是上海交通大学热处理专业的教师，作为热处理行业的年轻学者，常去科学会堂，那里有市热处理学会的各类活动，清茶一杯，听听老一辈学者的讲座和报告，受益颇深。长此以往，我在那里逐渐熟络起来，听讲座之余，大家相约着每个周一的晚上都到科学会堂坐一坐，议议课题，琢磨琢磨技术。来自工厂、高校和研究所的同行相互取长补短，都感到收获不小……”

在中科院院士、同济大学教授汪品先眼中，“和演员或者运动员不同，科学工作者取得的成功都不在聚光灯下。他需要安静，他忌讳热闹。然而科学家也有面对大众的地方：一是学术交流，一是科学普及。在上海，开展这两项活动的地方就是科学会堂。无论是南昌路的绿荫草坪，还是思南路的高层楼房，都见证着攀登高峰的艰辛，闪烁着思想碰撞的火花。市科协的会场，也是科学家诉说心声的地方。”

汪品先院士说自己到科学会堂的次数虽然不多，但每一次都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999年，他刚从南海主持大洋钻探回沪，便应邀到科学会堂作被他称为“游子归来”的汇报。在他眼中，上海市科协的会场，也是科学家们诉说心声的地方。有一次院士圆桌会议，他在发言中坦诚地表达了对当时院士制度中一些做法的忧虑，点出了过分炒作院士身份的弊端，没想到那番话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让他看到了全社会对科学界，尤其是对科学界领路人的殷切期望。另一次体验是他在市科协组织的科普对话中和听众谈论海洋、讲解海底为什么是“漏”的、“可燃冰”为什么既可以是“宝贝”又可能有害……从听众，尤其是青年听众的眼神里，他看到了大家对科学知识的渴望，从中直观感受到了对自己承担科普责任的激励。

但如果仅仅将科学会堂看作一个“客厅”或讨论场所，还远远低估了这座建筑背后的影响力。

在改革开放刚刚起步不久的上世纪80年代中期，市科协专门成立了一个法律顾问小组，为那些因利用假日服务基层而在社会上引起争议的“星期日工程师”说话，还特地在科学会堂设立了“星期日工程师”接待日，以鲜明的支持立场，推动“星期日工程师”走向生产一线。这在当时大大率先地解放了思想，解放了科技生产力。而如今已成为上海重大产业基地的宝山钢铁厂、洋山深水港、安亭汽车城等重大项目最初的设想与布局，也正是从这幢花园式建筑里起步、形成第一张蓝图的。

1987年，上海市科协也是从这幢楼里发出倡议：每年夏天，在全市范围开展“科普之夏”的科普宣传系列活动。时任上海市市长的江泽民亲自出席首届“科普之夏”开幕式并讲话，提出“把科学技术的恩惠撒向浦江两岸”的口号，给广大科技工作者和科普工作者以极大的鼓舞。虽然当时的设施简陋，规模比较小，但它起到的作用是开拓性的。当年，全市便有1.5万名科技工作者深入工厂、农村、街道传播科学技术，500万人次参加了各种形式的活动。上海科普史上的新篇章由此揭开。

如今，老建筑经典的风韵依然醒目地镌刻在它的一砖一木、一柱一瓦上。在建筑和它脚下那片至今保存了奇妙异域感的土地之间，人们日益发现着一些隐秘的关联，某种意义上或许可以说，它联系了我们这座城市近百年来的历史。不少申城的青年人因此喜欢上这里，专门选择科学会堂庭前的大草坪举行自己憧憬已久的婚礼。

由于建筑的独特风格，1994年，科学会堂被列为上海市第二批优秀历史保护建筑。《建国大业》等影片中，包括毛泽东与蒋介石会面的历史性时刻等在内的众多经典场景皆取自于此。

2010年2月，上海市政府有关部门通过了科学会堂1号楼改建工程项目建议书，确定斥资对科学会堂1号楼进行整体修缮。为尊重和保护建筑原有结构体系和空间格局，修缮工程复原了一层大厅、室外平台、外门窗形式、室内空间布局等。在不破坏历史风貌的前提下，植入了现代设备、无障碍设施等，规划了展示、接待、会议及办公空间，使建筑成为适应现代办公和学术活动的场所。

一层大型门厅是此次修缮室内部分的重点。木框门扇在拆除门洞封堵后得以重现，鹅黄与棕红色镶嵌的水磨石地面被加上了菱形黄铜纹样作为装饰；所有墙面的实木护壁、浅色粉刷、天顶涂料、装饰吊顶与石膏线条被进行了修缮还原；已遗失的中央吊灯根据历史照片重新进行了仿样制作。大堂原有装饰质感的再现，使会堂往昔的气派熠熠生辉。

修缮前，建筑外墙被涂以厚重的米黄色涂料，弱化了原鹅卵石墙面凹凸质感。经过数十次工艺试样及专家现场论证，修缮最终采取了将原卵石取下清洗涂料后，按照原工艺重新制作卵石饰面的施工方案，卵石数量不足的地方采用同粒径、色彩、配比的卵石进行补充。

科学会堂的草坪分冬、夏两季种植，夏季要撒草耔、锄草、打药水以防止虫子吃草；草坪上80岁的古树名木——老黄杨木在经过暴雨后，根部会积水，需要及时进行引流，以避免它被淹死；整个会堂大院的排水每隔3个月就要清理一次，否则下水道会堵塞……这些工作，会堂物业都和工人师傅们打成一片，一点一滴地学习开展。

又比如每年四五月是白蚁出没最厉害的时候，白蚁常常从草坪、道旁的泥地里钻入会堂陈年木料的内部，密密麻麻如遍撒的芝麻般爬满了地板木架等难以清理的建筑部位。早先物业请来清洁公司用专门配置的药水消灭建筑里的白蚁，有的清洁公司会先把被白蚁蛀掉的木洞扩大，喷药进去，但由于其所使用的机器头部体积过大，很容易破坏建筑原有的构件，而且所使用的化学药水需要整整一个月才能挥发散尽。后来，细心的物业经理发现，有一家公司可将药水注射进白蚁洞，同时放置杀白蚁的药粉和引诱剂。采用这种方法杀白蚁不会破坏建筑原有的构件，而且药剂挥发得很快。经过仔细观察、比较，科学会堂这座历史保护建筑如今已找到了除白蚁的理想方法。

　　2020年6月我国的第十五个“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当天，科学会堂1号楼作为第8批国家重点历史文物保护单位首次向公众开放，约150位不同年龄、职业的公众通过网络预约，分6批参观了这幢带大草坪的法国古典式二层花园洋房及其周边的科普连廊、院士风采墙、时尚科技之窗、科学艺术栏杆、思南楼等设施。一位年过花甲的梁女士，回忆起1970年代的时候，家住卢湾的自己在瑞金二小上学，教育系统组织文艺演出在科学会堂进行。观众席就在与复兴公园隔墙的大草坪上，现在的1号楼门厅就是当年的舞台，门廊是后台。这次是她阔别半个世纪后，第一次重返科学会堂。她印象中“文革的时候这里曾经被打砸弄得乱糟糟”，觉得现在“修得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