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展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单位组织观看了影片《周恩来的四个昼夜》，这种学习方式不错，比读文件效果好。

影片拍得有水准，超预期，上触云端，下接地气，较真实地反映了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的一个侧面。有些场景在以往的影片中还不曾见过，如再现了当年受灾时期农村、农民的生活实情，包括灾害本身和灾害中的人在那个年代的表现。有些事曾听说过，文字记述也不少，但通过影片表现，尚属首次 。另外，描述了作为国家领导人的周恩来总理到基层调研过程，想了解群众受灾的真实情况确实不易，尽管那个时期隐瞒的手段还比较单纯。掩盖灾情的理由似与现在也有所不同，多数老区人民有着很单纯、朴实的情感，不愿为给政府找麻烦，不能给总理添堵，有困难自己担当，不惜将少数“落后群众”关押起来。

具体情节就不用文字叙述了，看影片会更生动、清晰，网上就可以下载。倒是通过影片中的一些情节，可以引发一些关于群众问题的思考。

坚持群众路线，首先要知道谁是群众，才能了解他们的诉求，做到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

如果不细考虑，群众可以泛指人民大众，这有些太笼统，不够具体。从影片中看，可以有两种分法，一种是简单按领导关系分，上级是领导，被领导的是群众，但也会存在相对性，那些基层干部相对于国家领导是否也该被归为群众呢？周总理作为国家领导来到农村搞调研，在接触的人当中，有的或许有一官半职，有的纯是平民百姓，可以分为基层干部和群众，统称为群众也说得过去，否则，总理到基层，真正接触到的多数都算不得群众了。另一种分法是按党内外分，也是现实中一种通常分法，党员与群众。周总理是党员，但调研中遇到的也有不少党员，包括公社支部的委员和书记等，概念上就归不到群众了。

按组织内外的分法尽管通行，如在填写一些身份表格时常有政治面貌一栏，按要求可填党员，团员或群众，但这种划分确实会引起一些问题，令人不解。记得曾看到有一位民企老板在介绍企业人员构成情况时讲过这样的话：“我们企业有一些党员，多数是群众，企业领导班子也都是由群众构成。”说得不错，但听起来有些别扭，大概董事长、总经理填表时也只能按群众定位。

关于这一问题，周总理早在1962年关于知识分子的一篇讲话中就曾指出欠妥，是这样说的：“党内有些术语不合适，每次看到心里就不安，如在一些登记表上分‘党员’、‘群众’。这两个词不是同一组概念，党员、非党员才是同一组的概念。党员也是群众中的一员，包括领导人在内，不能自居于群众之上。‘党员’、‘群众’的分类，使党员居于群众之外、群众之上。我们犯官僚主义，一方面由于自己脱离群众忙于事务，另一方面是别人把我们封锁起来。我们也很苦。希望领导同志要自觉，不要把自己置于群众之外，不要被封锁。”

周总理这样说了，但多年来依然沿用这样的分法，或许也有其道理，对于执政党的党员，有更高的要求和标准，这应是唯一的不同。

在影片中，还是按上下级关系来划分更为合适，或者说党群关系主要通过党员领导干部与广大群众的对应来体现。周总理是代表最高层的中央政府，到基层体察民情，关心基层群众，开展调查研究，了解农民的真实生活情况，解决实际存在的困难和问题的，这样的逻辑比较通顺。而真正的难处在于，要想了解到大多数群众的利益和要求，对于总理而言，并不是件容易的事，在那个还不算复杂的年代，群众利益的倾向也并不单纯。

如果从群众整体利益角度考虑，改变强行吃大锅饭食堂的政策应是其一，这件事尽管有人坚持，也有人从中受益，但显然是违背多数群众利益的。若从每个具体个人来看，利益倾向就会有明显差别了。死了媳妇还带着四个孩子的张二廷与担任公社领导的郭凤林考虑问题的角度显然差别很大，宁可将自己的棺木卖掉也要为总理做碗拽面的老奶奶与因爱说闲话被关起来的“落后群众”也会有所不同。

影片是一个时代缩影，尽管在那个年代出现了政策失误，广大群众仍然对党和政府表示了极大信任与理解，他们相信失误可以得到扭转，干部犯错误也可以改正。正是这种信任与理解构成了共产党的执政基础，赋予了共产党的执政优势，影片中广大农民对总理的感激与爱戴也体现了对党执政的期盼与依赖。

看完电影，想想后来国家发生的一系列变化，不免会引起思考，周总理走后会发生什么？食堂关了，左的政策真能被纠正吗？张二廷后来的日子又会怎么样？能熬得过动乱年代吗？四天的片段，为群众解决了面临的实际问题，但如何使群众能有效监督领导，监督政府，避免重复昨天的错误，在当今开展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中，仍是有待解决的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