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可真

一

日本人为何爱自称其国为 “大日本”？如果它不是真的“小”，为什么要称名曰“大”？“大日本”的称呼是真小国的自卑心的一种流露！

 小国虽然不一定弱，却难以成为一个真正的世界大国。中国无论别人怎么称呼它，它都是大国，而且从古至今都是大国，就是它最弱的时候也还是大国。

 大国之所以为大国，不仅在于它国土辽阔、人口众多，更在于它的文化具有包容性，任何外来文化都会被它吸取并最终化为它自己的文化的一部分，也因为如此，任何一个入侵者无论怎样都征服不了中国，即使名义上成了中国的统治者，最终灭亡的却不是中国，而是异族统治者因被中国文化同化而自行消亡。 

 文化是人类的生存方式，人类优越于动物之处在于人类有文化，而动物没有文化。中国之所以自古至今都是大国，而且从来都没有被入侵者所征服，是因为中国有自己的特殊文化，一种可以包容其它一切文化的文化。吸纳和利用别的文化来充实和发展自己的文化，这就是中国文化的特点，也是中华民族特殊的生存方式。中国在既大且强的时候曾经主动吸取印度佛教文化，到佛教在印度本土衰落的时候，外来的佛教却被中国文化同化而成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了。近代以来，大而弱的中国在被动状态下一直吸取外来文化，这从洋务运动时候就已经开始了，后来终于因吸取了外来的社会主义文化而使中国摆脱了西方列强的控制而成为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最近三十几年来，中国更是主动吸取外来的非社会主义文化而使中国摆脱了贫穷状态而成为一个初步繁荣昌盛的国家。甚至可以假设，当西方文化在西方本土衰落的时候，外来的西方文化却被中国文化同化而成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了。 

中国的真正强大之处不在于它幅员辽阔和人口众多，而在于它的文化对异质文化极具包容性和同化能力。中国文化的这个特点使它从来不拒斥任何一种对它的发展有利的异质文化，对待异质文化，它总是以我为主地“洋为中用”，使外来文化转化成自己的一部分。如果说人类是动物世界中对于食物几乎是无所不吃的杂食性最强从而生存能力也最强的“杂食动物”的话，那末，中华民族则是文明世界中对于文化几乎是无所不纳的包容性最强从而生存能力也最强的“包容民族”。也因为中华民族具有这种文化特性，所以，当她自我感觉亟需外来文化来充实和发展自己的文化时，她会表现出对自己的文化极度的“自卑”，以至于看起来似乎是持一种“民族文化虚无主义”的态度，而实质上这种“自卑”不过是如道家老子所说的“致虚极、守静笃”的“玄同”或儒家荀子所谓的“虚”“壹”而“静”的“大清明”，是“得道”或“知道”的一种心境条件。

因此，只要是按照中国文化的本性特点去理解，那么，最近几十年来中华民族在文化上所表现出来的“自卑”，就应该被合理地理解为是“自强不息”的中华民族自我感觉亟需外来文化来充实和发展自己的文化，从而以虚极静笃的竭诚之心来对待外来文化的“玄同”、“大清明”。这就是说，当今中国并不是处在民族文化深重的危机之中，而是处在民族文化大发展的转折之中。

二

谈到中国文化，人们常常把它与“封建”、“封闭”这样一些词汇联系起来。应该说，中国文化有其“封建性”、“封闭性”的一面，但是，仅仅看到这一个方面就是一偏之见了。事实上，无论是从历史还是从现实看，中国文化更有其“开放性”的一面。

 在先秦封建制邦国时代，各诸侯国的文化是互有差异的，语言文字也不同，可以说那是一个多元文化并存的时代，这种文化的多元性是先秦文化开放性的突出表现。到了“天下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之后的郡县制帝国时代，先秦多元文化逐渐融合而形成统一的汉文化。

 但是，汉文化也有其开放性，印度佛教的传入并在中国得到广泛而久远的传播就是明证。从魏晋开始，汉文化就包含了佛教文化因素，隋唐以后的汉文化更较多地包含了佛教文化因素，这样的文化其实不再是单纯的汉文化，而是以汉文化为主体的中华文化了。

 元朝和清朝都是由与汉文化性质相异的文化主体统治的朝代，这两个朝代都经历了异质文化由互相并存到逐渐互相融合的过程，这也在一定程度上显示了含有佛教文化因素的中华文化的开放性。

 经过汉文化与佛教文化的融合以及元朝和清朝两次文化融合之后，中华文化更是以汉文化为主体的杂多文化的综合体了。

 鸦片战争以后，中华文化的开放性更其明显，而且从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五四运动等等，中华文化的开放性越来越强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看似中华文化曾有一个时期处在封闭状态，而其实它何尝是封闭的呢？实际的情况是，从50年代到60年代初中华文化对苏俄文化是完全开放的，以至于达到了中华文化“苏俄化”的程度。只是从60年代中期到“文革”结束前夕这十多年间才因“反帝、反修”而几乎拒斥一切外来文化，这是中华文化最封闭的时期，但这毕竟只是中国文化史的一瞬间，岂能因这一瞬间的封闭而否定中华文化的开放性？！

 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中国进入WTO以后，中华文化更几乎是在“拥抱西方文化”！尽管从表面上看“西化论”一直都受到不同程度的批判，而“中国特色”一直都受到正面的强调，但“西化论”之受批判和“中国特色”之受到强调恰好是表明了这样一个现实的事实：改革开放以来中华文化的“西化”程度越来越高和“中国特色”越来越不明显了。 于今而言，客观地讲，中华文化所固有的开放性是如此空前强烈，几乎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只是差一点还没有放弃中文而以美语为官方语言！然而，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有些人还嫌中华文化不够开放，还要为自己作为中华文化主体中国人的一分子而怪怨自己投错了胎！

中华文化发展到今天，是该特别强调“中国特色”的时候了！如何能在中国文化发展中保持“中国特色”？我的基本看法是：中国既不必也不应该完全学西方，也不可能机械地照搬马列本本上的东西，而是应该也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思想方法去研究中国传统文化，从中国传统文化史中寻找修身齐治国平天下的智慧，同时借鉴西方文化中的一些因素，这叫做会通“中”、“西”、“马”。通过这样的会通来实现“综合创新”而达到“杂以成家”。

三

中国文化具有“厚德载物”或“海纳百川”的包容性，这种包容性最突出地表现在秦朝以后，先秦诸国各民族逐渐融合为一个汉族，此后，中原的汉族又陆续与其他地区的一些民族融合起来，直到清末把满族也差不多完全融合其中。

中国历史上各民族一次又一次融合的过程，也是这些不同民族的文化的融合过程。另外，中国本土文化也曾接纳过外来的印度文化（佛教），并使这种异国文化逐渐融入了本土文化；近代以来，外来的西方文化也逐步被中国本土文化所接纳，并且在这个过程中，这种异国文化也逐渐融入了本土文化。

今天的中国文化，其实远不是清朝时候的文化了，更不是明朝或明朝以前的文化了，而是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特别是西方近现代文化相“杂”而生成的文化。

春秋史伯有云：“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故先王以土与金、木、水、火杂，以成百物。”“和”就是“杂”，“和实生物”就是“（五行）杂以成百物”。这里的“生”、“成”也可以理解为“创造”。中国文化的创造性是来源于它的包容（“和”、“杂”）性。

中国古来有“杂以成家”之说。“杂”是中国文化的创造方式，这种创造方式就是把许多不同性质的文化因素综合起来，融合成一种具有新质的文化——张岱年称之为“综合创新”。也因为如此，中国文化的大发展都是在主动或被动地对外开放的过程中实现的。从历史上看，中国主动对外开放的情况并不多见，一般是在被动情况下（主要是在外族入侵的情况下）才不得不对外开放的。

所以，30多年前邓小平所力主的对外开放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具有破天荒意义的主动对外开放，这种主动型对外开放的持续进行，必然导致中国文化的大发展，而且必定是空前的大发展。但这种文化大发展不会在短期内见效，必要经过长期的“杂”才能最终成“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