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向来有一个尊道的文化传统，这个传统开创于春秋时代的老子和孔子。

老子和孔子分别是道家和儒家的鼻祖，尽管其在共同面临的“礼坏乐崩”的社会现实问题上政治见解分歧巨大，老子以为“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孔子则表示“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对周代礼乐制度持论完全相反，但是他们所表现出来的对于社会现实的不满和超越意欲却有相似性：

老子要“归根复命”，孔子要“复礼归仁”——共有一种超越现实的“复归”意欲，且都是向“道”复归——老子要向“常道”复归，孔子要向“仁道”复归，其“道”固然不同，其求“道”之志无异。

以此而谓，是老子和孔子共同开创了中国士人“志于道”的尊道文化传统。

志于道者从事于道，从事于道者同于道。尊道文化的本质就在于以“志”为标志的人格之同于道而独立于世俗的人格理想。怀有这种人格理想的士人，即老子之所谓“上士”、孔子之所谓“志士”者也。

老子曰：“上士闻道，勤而行之。”这是明确以“行道”为旨归，以“闻道”为“行道”根据。孔子亦有相似之语：“朝闻道，夕死可矣。”但未明确表示是否也像老子一样是以“行道”为旨归，“闻道”为“行道”根据的。揆其所以，盖因“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即在孔子看来，道之行否是由命不由人，故“志于道”者须得“知命”而“与命”。倘若命使道行，则听命行之；反之，“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因其有如此思想，所以孔子只说“朝闻道，夕死可矣”，其言下之意似乎是说，闻道之后是否行道，尚须待命，倘到临死仍不得行道之命，“与命”之人也死而无憾。

尽管老子主“上士闻道，勤而行之”之说，但他并不认为无论何时何地都可以行道。《史记》说老子“见周之将衰，乃去”，这说明老子预见到周朝将不再是可以行道之地，他要去寻找一个可以行道之处作为自己的归宿之所，所以他便离开了行将陷入无道之境的周地。老子之去周，完全是出于尊道之故，是其闻道之后内在地要求“勤而行道”的使命感，驱使着他必须去寻找一个可以行道的处所——他不愿与无道末世同流合污，而欲往有道之所与有道者相处。这是老子志同于道而不谐于俗的独立人格之体现。

实际上孔子也不认为他所处的时世是可以行道的，其言“吾不复梦见周公矣”，即是感叹其理想的有道之世不再，其所以“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这不过是表明其将行道志向空寄于“三代”特别是其盛称“郁郁乎文哉”的周公盛世，并以“述而不作”的“删述六经”来为世后立言，以求为“道之将行”的未来之世所用。故相比于老子以“去周”的实际行动来彰显和实现其独立人格，孔子则多少显得有些如班固《西都赋》中所说的那种“抒怀旧之蓄念，发思古之幽情”的文人气和书生气。不过，孔子的“删述六经”与老子著《道德》五千言实有异曲同工之妙，都为后世立下不朽之言。然而如此不朽之作，乃非具不谐于俗而志同于道之独立人格的尊道之士不能为也。故有言曰：

 “六经”之文诚可贵，《道德》之言价更高，若为人格独立故，“六经”《道德》皆可抛弃。

事实上，老子和孔子留传给华夏民族最可宝贵的文化遗产，并非是“六经”与《道德》本身，而是通过其表现出来而得到确证的他们的独立人格精神。人生在世，无论从事何种职业和事业，只要具备了这种独立人格精神，就或多或少能为民族为人类做出有益的贡献，而毋论其贡献之大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