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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运行的底层逻辑:守恒、均衡与熵增架构》后记

已有 246 次阅读 2026-9-10 16:06 |系统分类:人文社科

《经济运行的底层逻辑:守恒、均衡与熵增架构后记

经济运行的底层逻辑2026.jpg

钟茂初:经济运行的底层逻辑:守恒、均衡与熵增架构,光明日报出版社2026年版.

经济运行的底层逻辑:守恒、均衡与熵增架构终于完稿了。自认为,这是一部探索性的著作,一部试图从科学哲学视角写就的探索性的经济学著作,一部试图借鉴物理学思想方法描述经济系统运行规律的著作。

回顾一下,这一著作的理论架构是如何逐步形成的。

作为毕业于南开大学物理系的我,自转入经济学研究领域以来,借鉴物理学思想方法来认识经济学系统及其问题,是我40多年来未熄的意愿。但在早期浅陋之作《“宏观经济运行理论模型”及其对滞胀的解说》(载于《经济学动态》1996年第4期)、《宏观经济运行理论模型及其对经济周期的解说》(载于《南开经济研究》1996年第3期)之后,便无所进展,而这一念头却总是挥之不去。情势出现转折,大概起因于对于科斯定理的深入思考,科斯定理给了我诸多启示:(1)科斯定理实质上表明,无论产权初始如何配置,最终的产权流转结果都将实现产权使用效率的均同。这一认识的实质,与热力学第零定律所描述的热力学系统自发趋向均衡过程是类似的。犹如,热力学系统中热量自发从高温物体流向低温物体直至温度均衡,产权则从低效率领域自发流转至高效率领域直至效率均衡。(2)科斯定理中提出的“交易成本为零”的情形,实质上是对资源流动理想状态的描述,犹如热力学第三定律指出的“零熵”的理想状态,为认识理论上可无限接近理想状态而现实中无法达到理想状态,提供了逻辑基础。因此,热力学第三定律“绝对零度无法通过有限步骤实现”原理,也就为经济学中的“完美计划”“完美效率”提供了理论镜鉴。(3)科斯定理中提出的重要概念“交易成本”,为讨论资源流动阻滞问题提供了重要的分析工具,犹如热力学系统自发趋向均衡过程中的粘滞性影响。(4)科斯定理讨论的是产权流转问题,但科斯定理的理论价值并不限于产权问题,而可推广至所有的经济资源(包括自然资源、各种要素、各类商品)的流动和流转,犹如物理学家德布罗意在光的“波粒二象性”启发下,推广到电子、质子等所有实物粒子都具有“波粒二象性”,极大地推动了量子力学的建立和发展。(5)我在探讨生态功能区如何实现永久不被破坏的问题时,提出“反向借用科斯定理,以‘非开发性所有权的分散化’方式来强化交易成本以永久保护其不被开发”的认识(《生态功能区保护的科斯机理与策略》,载于《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2期),由此问题意识到:科斯定理的完善必然包含一个资源流动流转不可逆的基本原理,犹如热力学第二定律所描述的熵增不可逆原理。(6)进一步推想,如果科斯定理推广到所有经济资源的流动流转(包括资源形态的转化、资源的空间流动、时间层面的流转),将之发展成为“广义科斯定理”,那么,许多经济学原理(帕累托优化、李嘉图等价原理、税收等价原理、MM定理等)都可能被“广义科斯定理”所涵盖。由此一来,长期被视作为经济学基石的“理性经济人假设”也就不应是经济学理论必需的逻辑前提。

有了关于科斯定理的一系列联想,借鉴物理学思想方法探索经济学理论的思考方向,便聚焦于借鉴热力学理论这一具体指向,经过10来年断断续续的思考,思路渐渐清晰,最终形成的逻辑思路是:以普适性“熵增原理”及其相关联的热力学定律作为“第一性原理”构建经济学基本假设,进而形成“守恒-均衡-熵增架构的经济学”

对于科斯定理的深入思考和联想,是形成这一思路的一个影响源头。另一个影响源头,则是对生态环境经济学问题的深入思考。无疑两个思考进路是相互交织影响的。书稿完成之后,反过头来回顾一下,这一经济学理论架构及其核心概念是如何一步一步形成的。

其一,我一直从事生态环境经济学领域的研究工作,相当长一段时间,存在一种思维定势,那就是:在既有经济学研究范畴内需要将经济活动的生态环境影响纳入到经济学分析之中,也就是要在各种经济活动中增加一个生态环境方面的约束条件来影响经济主体的行为选择,亦即,只要将生态环境影响作为一种要素纳入分析框架,既有的经济学范式是能够有效阐释并解决生态环境问题的。

其二,沿着这一思路,既然生态环境因素是有约束限制的,那么最终的解决路径就只能是“生态环境要素使用效率的提升”,最终必然归结到“技术进步”路径。“技术进步”,对于人类经济活动及其持续增长而言,几乎是一个“万能的”手段,既能够提高既有资源的使用效率,又能够发现既有资源的替代品,还能够随着创新将以往不可用的自然存在物拓展为可用资源。更为神奇的是,随着经济活动规模的扩大和效率水平的提高,“技术进步”还能够“内生地”实现。这样一来,即使有生态环境要素之类的约束,经济活动无限增长似乎依然是不可阻挡的。

其三,然而,对于这样一个推论,并不让人感到那么“心安理得”。内心里有一个类比:地球有限的表面积上,能够容纳的人口必然是有限的,如果将“人口”替换为“经济活动”,为什么“经济活动”却可以无限增长?一直以来无法找到能够自圆其说的逻辑来说服自己。问题出在哪儿?最大可能是出在我们对于“技术进步”的认识上!“技术进步”,在给人类经济活动带来持续增长进而持续增进人类福祉的同时,会给人类带来什么负面影响吗?或许可以指出:技术进步会带来资源消耗与生态环境影响的加速。但是,我们马上又可以找到新的解决路径:选择“有偏的技术进步”,即带来资源消耗与生态环境影响远小于经济增益的技术进步。经济无限增长问题还是没有明确被否定。

其四,不只是纯粹的技术创新带来的经济增长被视为“技术进步”,经济活动方式创新带来的经济增长动力,也被视作为广义的“技术进步”。那么,“技术进步”更本质的内涵是什么?经济活动的发展与扩张中的许多核心现象,如:货币作为商品等价物的交换问题、分工与标准化生产问题、金融系统与信用问题、股份制企业与股份投资问题、产权问题及其资本化问题、知识产权问题、发展服务业问题、贸易自由及全球化问题、数字平台问题,等等。经济活动中的“技术进步”更本质的内涵是什么?

其五,由经济无限增长问题,还联想到另外一个问题,衡量经济活动的指标为什么没有“负值”?是人类对于未来前景自信而乐观的表征,还是有什么内在的“玄妙”?在自然界中,有什么东西一直增加而不减少?由于我是学物理出身,很自然就联想到“熵”!“熵增原理”,是自然界最具普适性的一个原理(为数不少的知名学者都表达过,如果物理学只留下一个基本原理的话,那么首选就是“熵增原理”),它不仅仅适用于物理学,而是适用于从微观、到宏观、到宇宙的一切系统,包括社会系统,经济系统也不无法置身其外。

其六,“熵”引入到经济学之中,早已不是什么新鲜事。然而,人们往往把“熵”说成是“系统的混乱程度或无序程度”。从我的认识来看,这个解释没有什么不对,但也不容易被没有专门知识的人准确理解。我觉得,更好理解的说法是:“熵”是微观状态数目的度量。每一个自发过程,几乎都是从某一特定状态向众多不确定状态的转化过程(正如,著名的《费曼物理学讲义》所采用的例子,一个完好鸡蛋被打破的过程,就是微观状态数显著增加的过程),由此也就不难理解“熵增”为什么是不可逆过程。

其七,有了“熵”(微观状态数)这个概念,也就能够很好地描述:人类经济活动形式的不断演进,从商品化、到货币化、到资本化(产权析分与集中)、到金融化(信贷、保险、期权)、到数字化,这些经济活动方式演进的本质是什么?归根结底,每一次演进其实都是微观状态数的显著增进!由此可见,经济增长范式的转型就是从微观层面显著增进状态数。由此也就不难认识到,经济增长的本质是“熵增”!那么,资源投入带来的经济增长无疑与“熵增”是同步共生的,两者是同构的,技术创新带来的经济增长也是如此,广义技术进步的各种创新带来的经济增长同样也是如此!从数学表达的角度来看,不妨把各种形式的经济增长都视作为“熵增”。由于“熵增”是不可逆的,因而经济活动的一切过程都是不可逆的。生产活动,不可能把产品还原为资源;交易活动,不可能从交易后状态还原为交易前状态;分散化的产权不可能还原为未分散状态……。

其八,有了“熵增不可逆性”这一基本原理,也就让我们有可能从另一个视角来认识“技术进步”,那就是“技术进步”带来经济增长和人类福祉增进的同时,必然使得资源的可用性程度降低(可用“资源品质退化”来表达、来理解),这一过程与“能源转化为有用功”的机理是完全类同的。另一方面,“熵”(微观状态数)是与“不确定性”直接关联的,伴随着“熵增”,系统的“不确定性”也在显著增加,与“不确定性”相关的系统风险也在累积。因此,被视为“广义技术进步”的各种创新,在“显著增加微观状态数”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也必然显著增加“不确定性”和系统风险。这就很好地阐释金融危机、生态危机之类的风险问题的本质起源。

其九,有了“熵增”这个概念,对于经济活动及其增长问题,可以从一个全新的视角来认识。但是,作为经济学概念,不能凭空引入一个“熵”的概念。“熵”的概念从何而来?从物理学的角度来看,“熵”的概念来源于系统的均衡过程。均衡,在经济学中是常用而基本的概念,资源的优化配置、市场交易、宏观稳定等等,无不是系统的均衡问题。由此看来,经济学引入“熵”“熵增”概念也就是顺理成章的。

其十,进一步追问,“均衡”问题如何产生?有资源的流动,才有可能形成均衡。所谓“均衡”就是资源通过流动,使得系统内的资源使用效率趋于一致。经济学中的诸多等价命题或等效命题(李嘉图等价原理、MM定理、科斯定理,等等),其实都是针对不同对象表征经济系统趋向均衡的表达,它们都描述了同一个基本原理:无论资源形态如何变化、如何流转,最终它们都将自发地趋向某一“均衡指标”,“价格”“效率”等概念就是我们最常用到的“均衡指标”。“均衡”“均衡指标”概念出现在经济学中,是毋庸置疑的。

十一,进一步追问,经济学的资源“流动”,只是一个宽泛的概括,其实包含:资源不同群体间的交易、在不同空间的流转、在不同资源形式间的转化,还包括在不同时序之间的流转。经济活动,为什么会体现为各种形式的资源流动?最根本的原因是资源的“守恒性”,因为本质上“资源不可能被创造,只可能进行形态的转换或时空的流转”。由此也就引出了“守恒量”概念。经济学中实际上早已引入“守恒量”问题,“资源的稀缺性”是经济学分析的起点,实质上就是“守恒量”的另外一个说法。“守恒量”,包括不同形态转化过程之间的守恒(形态层面守恒)、不同群体间和不同区域间的守恒(空间层面守恒)、不同时点间的守恒(时间层面守恒),这些问题都是各个经济学分支领域中有所涉及的,只是没有形成统一的认识而已。可见,“守恒量”概念的出现,是经济学分析的应有之义。

十二,资源的自发流动,无疑是资源使用效率差异驱动的,在没有障碍的情形下,资源会自发地从低效率领域流向高效率领域,即,资源从低效率的形态转化为高效率形态、从低效率产业或区域流动到高效率产业或区域、从低效率时间点流转到高效率时间点。最终实现效率均等的均衡态。经济学的基本逻辑原本就是如此。但是,如同液体流动、气体流动、能源流转,必然受到某些阻滞流动因素的影响。同理,资源的流动,在现实状态下,不可能没有任何障碍,必然存在物理性的障碍(资源禀赋本身的特性、交通物流成本等)、技术性的障碍(信息成本等)、制度性的障碍或壁垒(限制性规定或行政成本)、人文性的障碍(文化、习俗、伦理等方面的制约),可将这些影响资源流动的障碍因素归结为“广义交易成本”。“广义交易成本”作为资源流动的“阻滞因素”,必然影响到系统达到均衡的速度或偏离均衡的状态。这就是科斯定理所揭示的经济学原理。科斯定理,既揭示了资源流动,也揭示了系统自发趋向均衡的必然性,还揭示了影响资源流动进而影响均衡的因素。由此可见,科斯定理如果从产权领域扩展到所有经济资源的话,那么,这一定理在经济学中的基础地位,是被我们远远低估的。还好,“交易成本”这一基本概念,已经被经济学界普遍接受,并且在各个经济学领域广泛使用。只是,没有意识到这一概念对于经济学基础理论而言可能具有更深刻的内涵。因为,理想的均衡状态,是资源完全自由流动才有可能出现的状态,换言之,“零交易成本”只是极限条件下的一种均衡结果,存在“广义交易成本”所导致的均衡或不均衡状态才是经济活动的常态。所以,“广义交易成本”是经济学理论模型中不可或缺的一个概念,并不仅仅是对弥合经济学理论假设与现实差距的附加项。

十三,“广义交易成本”,对于资源流动乃至对于最终均衡的影响,进而让我们可以认识到:经济活动自发趋向均衡的过程中,存在“禀赋”“制度”“政府”等因素产生作用和影响的空间。所以,在对自发均衡秩序的认知过程中,完全排斥“制度”“政府”等因素是不客观的,也是不现实的。

十四,既然,影响资源流动进而影响理想效率的均衡状态得以实现的因素是“广义交易成本”。那么,是否可以通过完全消除“广义交易成本”来实现理想效率的均衡状态呢?答案是否定的。如同,热力学系统中不可能通过有限步骤得到绝对温度为“0”的“完美晶体”,现实的经济系统中,“零交易成本”或“理想效率状态”同样不可能达到。道理很简单,当接近“零交易成本”时,继续消除资源流动障碍的努力成本呈指数级别增长,所以,这一努力是得不偿失的,也不可能最终达成的。这应当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基本经济原理,并不是“自由市场论”或“有为政府论”价值取向所能够决定或否定的。

有了这样一连串关联性的思考,无疑就可以把经济学所需的基本概念归结为“守恒量”、“资源流动与均衡”、“熵增”、“资源流动阻滞”(广义交易成本)、“理想状态不可达”。毫无疑问,引导我得出上述思考结论的,必然是以“熵增原理”为核心的热力学四大定律:热力学第零定律(热平衡定律)、热力学第一定律(能量守恒定律)、热力学第二定律(熵增原理)、第三定律(绝对零度不可达定理)。类比热力学四大定律,我认为,采用上述几个基本概念,即可构建起“第一性原理”的经济学基本假设:分别为“守恒量约束”、“均衡原理及流动自由度假设”、“熵增原理及分布差异驱动流动假设”以及“理想状态不可达原理”,统一称之为“熵增第一性原理经济学假设”。由此而构建的经济学理论称之为“守恒-均衡-熵增架构的经济学”

基于守恒-均衡-熵增架构,对于经济学问题能够得到许多全新视角的阐释,可作若干例举。(1)“理性经济人假设”,对于经济学理论而言是不必要的。“理性经济人”行为或“目标函数最大化”追求,可理解为:系统内大量微观主体在资源总量守恒约束下趋向均衡过程中的最大概率行为方向,而非其必然的方向。(2)“稀缺资源优化配置”,实质上是资源守恒约束下资源通过形态层面转化、空间层面流动、时间层面流转,而趋向“广义效率”均衡过程。既有理论中凡是有关资源配置的认识(帕累托最优、科斯定理、李嘉图比较优势理论等),都可以由此视角得出。经济分析中,凡是遇到资源约束的问题时,要考虑到形态、空间、时间各层面的流转与均衡。现实中,凡是号称突破了某一稀缺资源瓶颈的增长方式,必定是通过某一层面的资源转化或流转达成的,因为资源不可能被创造出来。(3)人类经济活动形式的不断演进,或者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型,或者各种类型的创新(技术创新、范式创新、制度创新、组织创新、管理创新),其本质都可以从“显著增加微观状态数”(资源配置复杂度)的角度得到阐释(4)经济活动过程中,资源守恒不变的情形下,“显著增加微观状态数”(资源配置复杂度)的行为结果,必定会引致均衡指标(价格、效率等)的“名义”(Nominal)提高(如同容器体积扩大后气体分子微观状态数的增加)。这一过程必定随着熵增而累积社会风险(可称之为“熵增代价”)。货币超发引致的通货膨胀、证券市场的炒作等,都是这一类型的经济活动,熵增的“繁荣”与熵增代价同步共生。(5)各种形式的经济活动(消费、生产、交易活动等),其熵增增益(满足效用、获取利润、增进福利等)与熵增代价是同步实现的。换言之,经济活动增益,都是以熵增代价换取的。熵增代价包括:a)稀缺资源的使用,使得稀缺程度进一步向极限约束趋近;b)资源利用效率的提高,使得资源进一步向无用品(高熵态)趋近;c)资源利用的强化或深化,使得生态系统进一步向生态承载力的极限程度趋近;d)资源配置的复杂度(微观状态数显著增加),使得社会风险进一步向系统承载力的极限程度趋近。因此,经济活动中,不仅要考虑稀缺资源有限性的约束,还要考虑熵增风险代价对各种类型技术进步的约束。

以上内容,也可以看作是作者关于如何阅读本书所作的一个“导论”。

物理学思想方法为什么能够借鉴到经济学理论认识中?无外乎几点:一是,物理学原理的哲学意义,具备推演到其他学科领域的合理性;二是,物理学认识的自然法则,其普适性可延伸到经济学领域;三是,物理学原理的数学表达,对经济学相关原理的表达具有启发性;四是,经济学认识对物理学思维方法的借鉴,本质上是“科学共同体”在探索复杂世界时共享认知工具的体现,而非对研究对象本质的移植。当然,同时也应认识到,物理学思想方法借鉴到经济学理论认识中的有效边界。

写作本书,是我跨过花甲年龄门槛之后的第一个“小目标”。在褪去功利性写作目的之后,继续笔耕,更多是源于对相关问题的探索志趣,以及内心的一份“不懈怠”。公开出版后的学术影响将会如何,早已看淡。犹如孔子所说“学而时习之,不亦悦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自己通过深入思考而获得的认知,若能得到经济学“学术共同体”的某种程度的采用,不是令人向往而高兴的吗?!探求了相关问题,即使没有引起学界认同,但有个别学者关注进而参与讨论,不也是令人愉悦的吗?!探求了相关问题,即使既没有得到共同体认同,也没有人关注,也不必为此而沮丧,至少还温习了一遍物理学基础理论、回顾了众多的经济学思想、浏览学习了一些科学哲学著作,不也是丰富了自己的学术养分吗?!

本书所论述的内容,只是个人的探索性认识,论述与论证都有很大的完善空间,本书所呈现的表达必然存在许多不足、漏洞甚至错讹,希望得到广大经济学研究者和爱好者的批评指正。本书写作中,许多物理学、经济学、科学哲学的经典文献和教材,给了我认识和理解相关问题的深刻启示;写作期间,博士生郑皓天等同学在与我的学术交流过程中,也给了不少的启示;本书出版得到光明日报出版社的支持。一并致以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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