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涛

历史是已经逝去的人和事。由于写历史的人的立场、观点、掌握的史料不同，以及亲亲疏疏、转弯抹角的复杂关系，同样的人与事，写出来的历史不尽相同，甚至大相径庭，这是很常见的。因此之故，读历史书，就得动点脑筋，别让鼻子被史家牵着走。这方面，鲁迅先生看得很透彻。他说过，如其看官修的二十四史，不如看坊间流传的稗官野史更可靠些。“我以为倘有购买那些纸墨白布的闲钱，还不如选几部明人、清人或今人的野史或笔记来印印，倒是于大家很有益处的。”（《且介亭杂文·病后杂谈》）这是有一定道理的。

《西方文明的另类历史》（［美］理查德·扎克斯著，李斯译，海南出版社2002年2月出版）是一位另类的历史学家写的稗官野史，它以大量史料对涉及政治、宗教、犯罪、医学、商业、日常生活等诸多方面作出了令人耳目一新的解读，其中最有意思的是让“许多伟大的男男女女从偶像圣坛上摔下来”，恢复了他们真实的面目。

有个人们比较熟悉的例子，涉及《瓦尔登湖》作者的情况。众所周知，出版于1854年的《瓦尔登湖》是美国作家亨利·戴维·梭罗的一本散文集。书中详尽地描述了他在瓦尔登湖湖畔的森林中度过的两年零两个月的生活，以及在此期间他的许多思考。梭罗把这次经历称为简朴隐居生活的一次尝试。《瓦尔登湖》如今被视为美国自然文学的经典，梭罗更是工业文明时代隐居乡野、过着自食其力生活的现代圣人，受到人们的崇敬。《瓦尔登湖》译成多国文字，中译本除徐迟最早的译本还有多种，据说这位圣人的故乡也成为人们趋之若骛的旅游点。不过在《西方文明的另类历史》作者的笔下，梭罗不过是个假的苦行僧，他在《瓦尔登湖》中一再表白“我只通过自己的双手劳动觅食”，其实根本不是这么一回事。书中写道：“他在林中的隐居，就好像市郊的孩子经常跑到自家后院去，假装他们是在林中野营。”作者无情地揭穿梭罗的西洋镜：“他几乎每天都要到康科德村里去一次，他的母亲和姐姐住在不到两英里的地方，每个星期六给他送来满篮子的食品，里面装有果饼、甜点和饭食。梭罗还不时回家去，将家里装点心的坛子舔个干干净净。”康科德村的老百姓都很清楚，梭罗所谓隐居的真相不过是欺世盗名的伎俩。当地流传一个笑话：村里有人摇响了晚餐铃，梭罗从林中猛冲过来，手里拿着餐盘排在了第一个。

再说一件很有趣的事：到西方国家旅游，通常去得最多的景点就是无处不在的教堂。这和外国人来中国旅游，“白天看庙”也差不离。以前去罗马，最想去的地方之一，便是梵蒂冈的圣彼得大教堂，教宗所在地的魅力、宗教的博爱精神、雄伟的建筑和宗教画，大概都是诱因吧。不过，据《西方文明的另类历史》披露，在欧洲历史上，从1200年到1700年的500多年间，包括文艺复兴的鼎盛时期，主张对犯罪嫌疑人施以酷刑，搞“逼供信”这一套的始作俑者便是罗马教廷。“教皇英诺森四世在1252年特许拷打，以帮助宗教裁判所的官员们迫使异教徒招供。他的教皇特令说：‘如果折磨对于那些践踏人类纲常的人是适用的，那么对于践踏上帝之法的人来说就更是适用了。’”当时，在欧洲，只有英国是不许折磨犯人的，为此，“教皇克雷芒五世给爱德华二世（英王）写信说：‘我们听说，你禁止拷问，说有悖于英国法律，可是，没有哪个国家可以凌驾于教会法规，也就是我们的法规之上的。因此，我在此命令，你应立即诉之拷问，查办这些人……你已经使你的灵魂陷入成为异教徒的保护者的危险之中了。’”迫于教皇的淫威，英国国王妥协了，“数百人惨遭毒手”。书中还细致地介绍了当年欧洲各种酷刑的详情，这里就不必折磨读者诸君的神经了。

由此想起《圣经》上许多劝人为善、人类应彼此相爱的教义，真是不知从何说起。

写到这儿，想起古希腊诗人尤利阿诺斯为怀疑派哲学创始人皮浪写的一首题为《墓碑》的诗：

“你死了没死，皮浪？”

“我怀疑。”

“命数已尽，还怀疑吗？”

“我怀疑。”

“这坟墓会埋葬怀疑。”

历史，就是这样充满怀疑的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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