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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也夫：职业教育困境非单一教育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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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郑也夫： |
| 职业教育困境非单一教育问题 |
学生应该进行分流，但到高考时才分流就有些晚了，在初中毕业时就该进行。对学习有兴趣的学生可以去读普高，其他偏向学一门技术的学生，可以就读中职。
■本报记者 韩琨
日前，教育部副部长鲁昕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表示，我国即将出台方案，未来高考将按技术技能人才和学术型人才分类高考，其中前者注重技能加文化知识，后者为现行的普通高考。鲁昕同时透露，教育部将做600多所地方本科高校向应用技术、职业教育类型转变的工作。
一时之间，职业教育似乎迎来春天，从“低人一等”尴尬境地有望改变。我国职业教育目前存在的问题有哪些？“分类高考”真的能满足社会对人才的需要吗？我国职业教育该如何改革？带着这些问题，《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了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郑也夫。
《中国科学报》：总体看来，您如何评价即将出台的“分类高考”政策？如何看待教育部即将安排“600多所地方本科高校向应用技术、职业教育类型转变”的工作？
郑也夫：总体说来，我不太认同教育部的“新政”。
由于这些年的扩招，我国高校的招生数量还是非常大，教育部希望对高考作学术型和应用型两类的划分。但应该看到，高校实际上需要培养出的学术型人才的比重其实非常小。绝大多数学生进入社会后，从事的工作都是属于技能型。
即使以北京大学这种国内顶尖的研究型大学或者美国的哈佛大学、耶鲁大学为考察对象，这些高校所培养的毕业生中，最终从事学术研究的人的比例也不足三分之一。以北大社会学系为例，有相当多的本科生毕业直接工作，而就现在的就业形势而言，本科生不可能从事研究型的工作。许多硕士研究生毕业后也进入社会从事应用型工作。即使是博士生，最终从事学术型工作的人也不是全部。
换言之，社会并不需要那么多学术型人才。尽管目前新政还没有更详细的数据，但是几乎可以肯定，就“分类高考”所划分的技术技能人才和学术型人才的比例而言，参加学术型高考的人数远超过社会对学术型工作人才的需求。
《中国科学报》：目前我国职业教育的地位“低人一等”，您是怎么看的？
郑也夫：我国职业教育之所以出现如今的困境，是因为学生、家长都被社会对于高学历的推崇绑架了。在现有的社会舆论下，家长们普遍认为：“不读大学是找不到工作的。”因此，对于那些学习成绩不理想，考不上一本的学生来说，他们也要去读二本、三本。但事实上，在二本、三本院校就读四年之后，学生走出校门似乎还是找不到理想的工作。因为整个社会对于高学历的追求是水涨船高的，这也是高校扩招带来的恶果。
此外，我有一个质疑，对于选择日后从事技工型工作的学生来说，他有必要读高职吗？目前，社会对于技工的需求比较大。教育部门需要思考，这些技工应当从中等技术学校中产生，还是从高职中产生？
就我个人判断而言，只学习职业技能的人，中职水平已经足够胜任日后工作，没有必要先读普高，再进入高职。只是学一门专业技能，没必要在校园里滞留如此多年。而且，对于这些学生而言，他本身就不是特别热爱学习，他有兴趣在校园里滞留这么长时间吗？
因此，我认为，我国应该把相当多的人引导到中职学校，而不是高职学校去读书。
《中国科学报》：您认为职业教育的理想办学模式是怎样的？有哪些国外经验可以借鉴？
郑也夫：职业教育的理想模式是厂校结合，共同培养人才。德国采取的方式是让学生每周有三天在工厂实习，有两天在学校上课，从学生入学之初就采取这种培养模式。但我国职业学校目前的做法是让学生有两年半的时间都一直呆在学校，最后半年在工厂实习，往往实习的具体工作与所学并不对口。
在德国，职业学校由产业部和教育部共同领导，仅仅依靠教育部门是办不好职业学校的。因为学生学的是具体的技术，而不仅仅是书本知识，需要在工厂中实践。我国的职业教育也一直宣称要厂校合办，但始终没能够办好。工厂接收学生实习的积极性不高，有时即使接收学生实习，也是把学生当作廉价甚至免费的劳动力使用，而非真正教给学生技能。
两国情况不同的原因很简单，德国的工厂与学校合作，工厂接收学生实习，国家会给予工厂一定的补贴。但在我国，工厂对于协助职业学校办学没有兴趣，工厂需要盈利，不会“学雷锋”。
《中国科学报》：您如何看待“分类高考”的分流？
郑也夫：学生应该进行分流，但到高考时才分流，就有些晚了，在初中毕业时就该进行。对学习有兴趣的学生可以去读普高，其他偏向学一门技术的学生，可以就读中职。
《中国科学报》：有评论担心学生不具备选择的判断力，您是怎么考虑的？您认为在这方面，其他国家有什么可供我国借鉴的做法吗？
郑也夫：以德国为例，学生分流的年龄更早，比初中毕业的年龄小很多。德国小学四年，四年后学生们分流到三种不同类型的中学：主体中学、实科中学和文科中学。其中，主体中学学制5年，即5～9年级，其大部分学生毕业后接受职业培训，经过职业培训后直接工作。实科中学是处于主体中学和文科中学中间的学校，一方面，学生毕业后可以接受职业教育，进入比主体中学毕业生归宿更好的专业学校或专业学院；另一方面，成绩很好的学生可以转入文科中学，谋求上大学。
在德国，对于学生分流的年龄有过讨论，大多数学生在10岁时分流，不过在其后的两年内享有适应和调整的权利。家长和学校密切配合，充分交流。学校也会根据学生的具体表现让学生转入或者转出。
就研究而言，学生在作出分流的选择后，反悔的情况很少。这表明分流是成功的。从学习的兴趣和潜力来看，学生在10岁已经可以进行判断了。
《中国科学报》：对于我国职业教育的改革，您有什么建议？
郑也夫：要解决我国职业教育的困境不是单一的教育方案就可以完成的，还包括大的社会背景的变化，比如需要废除户籍制度，提高蓝领工人的待遇。当来自农村的学生不需要把读大学当成唯一的获取城市户口的方法，学生才能够从兴趣出发，而非功利性地面对“分流”。当然，职业学校的教育质量也需要提高，要让学生在学校中真正学到一技之长，得以谋生。
《中国科学报》 (2014-04-10 第7版 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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