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文
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消费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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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席卷全球的金融海啸将许多发展中国家裹挟到漩涡之中，无数刚刚摆脱贫困的人被迫为华尔街的错误承担责任，黄狗偷食，黑狗遭殃的故事再次重演。如何应对危机考验着各国政府的执政能力，日本在1999年东南亚经济危机时发过“消费券”，如今美国、中国台湾也发了，于是国内也有人跟着提出我们也要。
杭州市政府编列人民币1亿元，于今年春节前后针对低收入家庭、困难家庭、退休职工以及中小学生各发放等值为200元至100元人民币的消费券；四川省成都市市政府为扩大内需，针对2008年12月1日～12月20日前登记在册的城乡低保对象、农村五保对象、城乡重点优抚对象等三类人员约37.91万人，在2008年12月29日前每人发放等值为100元人民币的消费券；今年1月上海市政协委员黄山明再次建议，作为特殊时期的非常政策，上海不妨从50元消费券起步，进行持续的消费刺激；南京2月16日通过摇号方式向市民发放“南京乡村旅游消费券”，广东也打算发放广东人自己的旅游消费券。商务部副部长姜增伟表示，成都、杭州等城市前段时间发放消费券拉动消费，是在特殊的条件下采取的特殊办法，是一种比较可行的选择。
在学术界，“欧元之父”洋和尚罗伯特·蒙代尔给中国开了“消费券”这个方子，张维迎在中国企业家论坛上也提出应拿出一部分外汇发消费券，而且应该你有我有全都有。一时间似乎有了消费券，他好我也好。洋大爷都这样干了，我们更应与“国际接轨”。但博主认为，必须旗帜鲜明的反对在大陆发放“消费券”。具体理由如下：
（1）“消费券”作为调控政策工具对中国经济的振兴无效。可以说，一场金融海啸使社会主义的制度优越性得到充分体现。前些年全球向右转，自由主义受到推崇，而这场危机改变了这一右倾趋势。英国《每日电讯报》在它的一个头版头条上调侃式地宣称：“我们现在都是社会主义者了，同志”。为什么会这样？因为西方在应对经济危机时感到了其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对调控的掣肘。
由于公共权力受金融资本操控，国家财税不得不用来填华尔街捅的窟窿，而不是用于制造业振兴。温总理在达沃斯谈到西方“救银行而不救工厂”是药不对症故然是一语中的，但西方的政治家，经济学智囊并非不知应该怎么办，实为只能出此滥招。否则，可能政府会有倒阁之危。发放“消费券”是以国家信誉为担保向银行拆借，可以解决其流动性不足的困境。此外，选举压力也是采用发放“消费券”措施的原因，这就如同一些东南亚国家几次在选举前发放“国民分红”以讨好选民是一个道理。
中国不存在这种局面，银行是国家的，规模企业大多也是国家的，不存在金融资本与工业资本在政策上博弈，所以中国才有条件以领先全球的速度推出产业振兴计划。我们的优势在于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可以对症下药应对危机。如果无视自己的优势，盲目效仿西方化整为零，后果堪忧。
（2）中国没有发放“消费券”的需要。西方发放消费券是因为购买力不足而市场需求萧条，过度提前消费在信贷紧缩条件下难以为继。导致中国市场需求衰减的原因不在于此，而是缺乏社会保障。如果未来面对生老病死这些未来不确定的巨大需求都必须由自己承担，那么即使个人的消费能力足够大，为了明天也只能抑制今天的购买。因此，中国面临的是如何释放消费能力，而不是通过发放“消费券”培养消费能力。
（3）发放“消费券”滋生社会不公。消费券的使用对人民币汇率会产生怎样的影响？理论上贬值的可能会加大。此后的多米诺骨牌会怎样倒目前是个未知数。但人民币贬值对中低收入阶层的负面影响最大，对普通民众而言，安身立命的还是存款。可能得了消费券，却降低了购买能力。虽然产生了消费行为，获得的效用却不大。简言之，消费券将带来“马太效应”。
如何应对危机？博主认为化为危机的最好途径是“以人为本”，加快医疗、养老等社会保障，恢复证券市场优化资本配置的功能。当普罗大众能够有尊严的生存，不再为生存担忧时，他们会追求幸福；当追求幸福时，他们会消费；当消费活动发生时，市场会出清。当市场出清时，经济会振兴。中国经济面临的问题追根溯源，是分配问题。借助此次经济危机，以最低的社会成本来解决它是治本之方。发放消费券虽然可以赢得掌声，但实属误国之策。
我赞同“消费券”所体现的“民享”精神，但坚决反对以发放消费券的方式应对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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