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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天下了一天的阴雨，傍晚的时候天倒是晴了，我和菊川郁史并肩走在校区最繁华的街道上，脚下仍溅出点点水花。这条街叫“大学道”，街名显然没有给学生或业者任何道德或精神上的善诱，酒吧烟馆，刺青染发，鳞次栉比，餐饮（至少在招牌上）源自五大洲，厨子却几乎清一色是偷渡来的墨西哥人。沿街的角落旮旯里晨昏有人占座儿，无论衣衫是褴褛，还是鲜亮怪异，都会伸手向你要零钱。我天天在这条路上走，从没给过一分钱。

街角那家熟识的韩国馆子依旧烧烤味儿撩人，炊烟阵阵浮向残阳。我们推门而入，一股热气扑面而来，老板娘热情地打着招呼，引我们到常坐的卡位上。跑堂小妹倒了两杯冰水，又送来两杯玄米茶，我和菊川一人点了一份韩式烤牛小排。也许是雨刚停的关系，店里的客人没有往常多，我把脸凑到茶杯上，小口小口地吸啜着。

“你怎么了？试都考完了，人怎么还绷着。”

我惊讶地笑了，“有么？我还以为我挺轻松的呢。”

“老这么绷着，估计你都不觉得了。”他歪着头盯着我。

“申请的事情，搞得怎么样了。”他突然问。

“哎，”我叹气，“还在搞。单在网上填那些申请表，就得好多功夫，自我介绍也得再改几遍，还要找申请的学校的教授写信套近乎，还得催催老板，老杨他们赶紧把推荐信给我写完寄出去。他们下个月好像在欧洲有个学术会议，到时候我老板说不定又要到处飞……”我一只手握成拳头，指甲紧紧掐进手掌，企图挤走心中的焦虑，“也没法知道他们会把我写成什么样。据说学校最看重的就是推荐信，其他什么成绩，GRE分数都只是锦上添花而已，推荐信才是最最最重要的……”

他握住我的手，“别紧张，别紧张。老板总会赏识你的。”

“赏识？”我抬起眉头，似有似无地瞪着天花板，“在老板眼里，我和林若嘉，两个小不喇子本科生，有可以给他赏识？人家林若嘉多厉害啊，组会的时候老板讲的每个无聊笑话她都能笑出来，还笑得那么情真意切，老板一看见她就眉开眼笑，看见我就一本正经，你知不知道，”我低下眼睛瞪他，“以前我们实验室也有个高年级女生，特别会卖乖，林若嘉就是跟她学的。老板不晓得多喜欢那个人，她申请学校的时候，老板亲自去给他以前的老师，同学，合作者，反正一堆各大学校的教授打招呼。她的GRE明明就考得很烂，居然也可以上哈佛！”我捶桌子，“哈佛！说不定老板也会为林若嘉这么干，那我不如现在放弃算了，还能省几百块的申请费！”

“这太过分了！”菊川惊呼道。

我冷笑摇头，“你以为。”

也许声音有些大，侍应生在我们桌边放慢了脚步，菊川绞着手皱眉看着我，我扬起脸，像喝伏特加一样灌下了一杯玄米茶。

“可是……你比林若嘉聪明，这不是最重要的么。”他皱着眉说道。“上次那个什么课题，不是你独立提出的方向么？那个博士后应该不会忘记吧。”

我差点失声笑出来，“那个是我跟你吹牛的好不好！我看了跟那个方向相关的文献，然后就把它发给老杨了，后来的步骤，全是他自己设计的！早知道，我就不告诉林若嘉我在申请什么学校了，她本来还只敢申请普通学校，看我申的都是名校，居然也有样学样，完全跟我正面竞争，申的学校还比我多！”我狠咬着嘴唇，心底的恐慌愈发压不下来，“我们俩的成绩，履历，完全一模一样，唯一的优势，就是我比她有思想，有见识，我能走更高更远的路。可现在，都是本科生，怎么看得出来啊，我就算有思想，我和老板，还有老杨也从来没交流过思想，完全看不出来啊！”

菊川眨眼半天，嘴张了又合，不知究竟是还在想话要怎么说才好，或者根本就不晓得要说什么。有些话题，我向来能躲则躲，因为最恨看到他的短处。对普通人来说，人的素质大抵都是实质性的，好与不好，美与不美，聪明和不聪明，有本事和没本事。思想，这似乎无甚实际价值，也与美好感情无关的东西，又算什么呢？读了书又怎么样，还不是小民百姓，人生不过居家过日子，那历史是非的利刃，轮不到你往上站，什么思想，精神，情操，屠龙之技而已。林若嘉最喜欢说的半句话就是“过生活”，刚开始听来厌恶至极，觉得这人简直俗不可耐，如今想想，是我自己年少轻狂，看不透罢了。我闭上嘴，往内长吁了一口气。我不是在向菊川讨什么答案，倚靠他，还不如靠自己；也许，这世上根本不会有真正的知己。

我们的眼神，无意相交，有意微笑，刻意错走。天花板上的扬声器正悠悠送出一首不知名的歌儿，一个男声反复吟唱“She wiiiill be loooooooved……”（会有人来爱她）我突然有些不能自持，拚命吸着鼻翼，不许哭。如果剧情需要就好了，这不已然泪光涟涟。

“没事的，今天神经太紧张了。过几天，把该做的差不多都开始做了，心情应该会轻松些。”我抿抿嘴，算是个笑。他也终于笑了笑，目光里有一种我从未见过的、妥协的内容，冲我眨了眨眼，又还复成平日里沉静儒雅的菊川郁史。

我第一次见菊川郁史，就爱上了他的沉静儒雅。秋天的西雅图，天空像条永远拧不干的破抹布，时不时被阴风来回甩几下，便是令此城闻名的微微细雨。大一第一学期开学的第一天，我赫然发现十九世纪欧洲史居然是晚上八点开课而不是早上，吃过晚饭就老大不满意地往历史系赶。昏黄的街灯映出湿湿漉漉的树影，三三两两的学生抱着书，影子都被拽得老长。天天这么晚出门简直要命，虽然这是Honors Program里最吸引我的选修课，还是推掉算了。

走进教室，只有二十几个人。我正习惯性地准备对教授鞠躬，眼球很自然地被牵引到最后排，如磁铁会循着磁场的方向摆正一样，与一个身着雪白毛衣，正在朗读课文的男生的眼睛连线了。他朗读的，是约翰·米尔的《论自由》第一章，低沉和缓，抑扬顿挫地把那一句句艰深纠杂的论点梳理得丝缕分明。十八岁的我，不知从哪里涌出来的青春勇气，一步一步地朝他的位置走去。他读完那一段，向教授示意，我在他身旁坐下，两人同时向对方慎重点头，于是我知道了，这是个日本人。

后来那门课总算没推掉，跟菊川也混熟了，常常跟他借笔记，他偶尔也会到宿舍来找我。一个隆冬的午后，我偷着用电磁炉做玉米浓汤，他抱着腿坐在窗台上，像只大狗。电脑里播着《花样年华》原声大碟，我突然顽皮起来，跳上窗台与他对坐。

“当心汤潽了。”他掸了掸被我踏了一脚的裤腿。

“刚刚烧上的，还有一会儿。”天阴沉沉的，就是不肯落雪，单等那云积成被子。

“菊川君还记不记得开学第一天？”我偏着头问他。

“怎么不记得，你向老师鞠躬，差点没把我笑死。”

“什么！”我一条腿横扫到他身上，“有什么好笑的！”

他下巴埋在膝盖当中，双手仍然在抻那裤子。“我一看你鞠躬，就想起小时候在日本语学校。不过你的眼神很灵动，不像一般日本女人那么……拘谨，所以，觉得你很有意思。”

“菊川君喜不喜欢日本？”那是我们第一次提到日本。

“当然。我喜欢我的文化，因为它的典雅淳正。可我不喜欢日本的现在，不喜欢日文里一半是英文。”他直起脖子，一脸平和的寂寞，“高三那年我专门去了一趟日本，坐新干线到京都，脑子里充满了川端康成，结果看到连艺伎都在打手机。”

我大笑。“同感同感。初中游学去杭州西湖，赫然发现湖边挤着一圈儿卖柯达胶卷的小摊。”

这时汤刚好煮沸了，我熄火，盛满一个断柄的咖啡杯，双手端给他。他用英文说谢谢，我则用日语回敬“请慢用”。于是菊川郁史笑了，第一次如此烂漫地笑了，嘴角露出一颗石榴子般的虎牙。《花样年华》的大碟已经播到“吴哥窟主题终曲”，梁朝伟应该正在对着树洞说秘密。我把自己的茶杯捂在胸前，瞟着他转向窗外的脸，怔怔的，轻轻地，怜惜地吹着黄澄澄的汤。

如果在那时，就这么戛然而止然，就好了。如果，在那时，我们任何一个，更贸然一些，就好了。可恨现实总会成真，可惜温柔总会错走，可怜我，是个不甘心的人。

                                                                                                                            《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