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原以为，随着教育内外部环境的变化，应试教育应该走到了尽头，似乎可以欣然地说教育改革转折的拐点已经到来。的确有不少人，包括家长、老师和学生恨透了应试教育，他们不再甘愿做应试教育的牺牲品，不再满足于有学上，有书念，有课教的现状，而是要上好学、念好书，教好学。这些内在的意愿都对教育改革提出了强烈要求。另外，从地区层面来看，一些教育发达地区比如上海、江苏、浙江等地由于高等教育资源丰沛，自主招生、中外合作办学等教改实践，对这些地区的教育带来积极影响，基础教育已经出现了一些新的迹象，素质教育土壤正在培育。上海教育正在发生可喜变化：义务教育均衡发展，为每一个学生终身发展负责的教育理念，以及在全国率先推出绿色评价指标等都孕育着教育改革新的契机。

可是再仔细一分析，发现事情远不是这么简单。即使是上海，学前教育小学化现象依然十分严重，择校现象、奥数补课等各种应试教育的顽疾照样存在。更别说从全国来看：高中教学高考化——初中教学中考化——学前教育小学化现象依然十分猖獗。教育改革何以出现如此怪诞的现象：一方面人们对应试教育的现状强烈不满，要求改革的呼声很高，另一方面教育改革却总是遭遇这样那样的阻力。比如课程改革就面临进退两难境地。在日前刚刚结束的“教育的文化价值”国际论坛上，中央教科所原所长朱小曼就指出，课程改革导向全面素质教育的改革实践，“这一有正确方向性的变革迄今远未能落实。”这既是基础教育最大的败笔，又是中国教育的悲哀。再比如教育部之所以急于发布《3-6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提醒广大家长，过早的知识灌输会对幼儿身心造成伤害，目的就是为了效遏制学前教育小学化。

另外，这些年总有那么一些信仰素质教育的老师，比如马小平等一路艰难地前行，有一批教育改革坚定的鼓吹者，比如杨东平等在争议中默默地抗争。但是教育改革的大环境始终不见好转，以至于1个月前温总还提出，当前迫切需要把教育从应试和高考指挥棒下解放出来，解放学生、解放教师、解放学校。这说明应试教育的大环境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而教育的结构性变化，正在孳生新的教育矛盾。

一是社会精英阶层缺乏改革动力。以权力、财富和知识人群所构成的精英阶层，通过各自的资源和优势为子女找到了求学新的出路，他们不再像先前那样关心国内教育改革，而是把更多的心思放在子女出国留学。这部分人群关心港澳台教育和欧美教育甚于高考改革。笔者所在学校前后三任校长的子女均在国外留学，类似这样的精英家庭子女出国留学不再是个案而是一种普遍现象。即使是留在国内读书，精英阶层子女较普通家庭出身子女显然处于竞争的有利位置。正是由于应试教育竞争对权力、财富和知识等资源的高度依赖，恰恰增加了精英子女的竞争筹码。也因此，应试教育对他们来说没有什么不好，维持现状反而有利于精英子女赢在起点，始终保持相对于弱势家庭子女的竞争优势。这将使上层主流民意缺席教育改革。

二是农村人口快速向城市聚集，一线城市教育改革的意愿受到强烈冲击。原城市居民并不想让后来者分享他们的优质教育资源，这就是取消高考户籍限制和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等改革进展缓慢的原因所在。据《南方周末》报道，日前有要求放开高考户籍限制与抵制放开高考户籍限制的两派人群在北京市教委发生了激烈的语言冲突，甚至一度演变为对峙事件，说明新的形势下，高考改革愈发变得复杂了起来。而实现异地高考与全面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又是基础教育进行素质教育改革不可或缺的前提。

三是新的读书无用论的兴起，加剧了乡村学校的衰落，农村教育和落后地区教育改革后劲乏力。试想一下，一位农村大学生毕业后找不到工作，或者说勉强找到一份收入不如打工的父母的工作，这让含辛茹苦供他读书的父母怎么想。于是新的读书无用论泛起。既然连上学的积极性都没有了，何谈对教育改革的要求。

最后是现行教育体系变得越来越僵化和官僚化，教育改革缺乏行政动机。长期形成的盘根错节的利益关系，谁都不肯轻言改革放弃既得利益。比如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把持着教育科研成果评审鉴定的控制权，教育部牢牢掌握着各级各类学校的等级评估，教育出版社则垄断着教材出版发行利润。此外，还有各种明里暗里的利益集团纠结在一起，形成了所谓的奥数产业链、科技竞赛产业链、教辅发行产业链等。各级地方教育行政部门不肯放弃校长的任命权和监督权，推行校长竞选制、普选制，建立学校董事会和理事会制度。实在是因为校长是可供地方教育行政利用的资源，彼此实现利益关照。教育行政没有校长遴选机制改革的意愿，学校改革就无从谈起。

总的来说，教育改革来到当下，正反能量同时都在积蓄，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此消彼长，我们必须对此有清醒的认识，否则教育改革很可能失去动力，这一点需要引起高度警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