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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光旦先生的话让今天的教育者汗颜
潘光旦曾写过一篇《国难与教育的忏悔》,认为近代以来所谓新教育,有许多对不起青年与国家的地方,总括起来说就是,教育没能使受教育的人做一个“人”、做一个“士”。中国教育没能跳出三个范围:一是平民教育或义务教育,目的只在普及,而所普及的不过是识几个字,教大众会看简单的宣传文字;二是职业教育或技能教育,目的显而易见只是教人学些吃饭本领;三是所谓人才教育,充其量只不过是培养一些专家或者文官。这三种教育和做人之道都“离得很远”。
这是先生在批判近代的教育,我们不妨拿它做个比照,只要是明眼人谁都无法否认,我们当下的教育又何尝不是如此?即便是有所不同也纯属量上的微小差异,至于本质则完全没有变革。
说到教育与自由的关系,先生毫不客气地指出:
“教育不是我们一向有的么?既有教育,自由岂不是就接踵而来?这却又不尽然。教育是一个很中听的名词,因此它可以成为许多东西的代用的名称。宗教信条的责成是‘教育’,《圣谕广训》的宣读是‘教育’,社会教条的宣传是‘教育’,一切公式的灌输都是‘教育’。如果这一类的措施是教育,北平便宜坊中填鸭子的勾当也就不失其为教育了。因为凡属经过‘填’的鸭子,确乎在短期之内会有长足的发展,而可以派一种特殊的用处,就是任人宰割,快人朵颐。”
我们批了这么多年的“填鸭式”教育,这些年来推出了那么多的教育改革措施,可是 “填鸭式”教育至今仍顽固地盘踞在教育舞台不肯离去。假如说鸭子有成长的尊严,那么不是靠自己觅食长大的鸭子就不配有尊严,同样,不是靠自主学习、自我修炼得来的学业,也不配享有自由。正像先生接着所说的那样:
“自由的教育不是‘受’的,也不应当有人‘施’。自由的教育是‘自求’的,从事于教育工作的人只应当有一个责任,就是在青年自求的过程中加以辅助,使自求于前,而自得于后。”
先生还认为:“自由的教育是‘为己’而不是‘为人’的教育,即每一个人为了完成自我而教育自我。”
相反,如果不是坚持这样的教育理念,而是坚持教育是国家的教育,民族的教育,职业的教育,技能的教育,那么即使是他的学识再渊博,即使是他的权力再强大,结果:“认识了整个的世界,全部的历史,而不认识自己,一个人终究是一个愚人;征服了全世界,控制了全人类,而不能约束自己的喜怒哀憎,私情物欲,一个人终究是一个弱者。”
读了先生上述教育言论,今天的教育工作者能不感到汗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