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等同于“不种”的“慎重”，恰恰加重了很多民众的猜疑；猜疑越多，又要更加“慎重”，由此进入恶性循环。

“慎重”一般意为审慎或明智，是近似美德的意思，但在中国的政治语言体系中，“慎重”有时候则成了拖延不办、停滞不前的意思，甚至比“再研究研究”还要直白、正式。转基因正遭遇着这个词汇。

无论政府官员，还是一些科学家包括部分声称支持转基因的科学家，以及一些媒体人、文化人士均对“积极研究，慎重推广”持赞成态度。不少反对转基因的人士对此也能接受，他们常常表示“我们支持转基因技术的研究，但反对转基因市场化”，其最正式的表达则是一部分反对人士在2010年两会期间发布的“关于暂缓推广转基因主粮的呼吁书”。

瞧，这个“暂缓”与“慎重”一说何其相似！问题就坏在政府语言中的“慎重”二字上——暂缓几年才是“暂缓”，要多慎重才是“慎重”？天不知地不知，你不知我不知，只有反对人士在得意地笑：暂缓就是停下，慎重就是不种。

至于“慎重”之说何来，大概有食品安全、国际贸易、国内竞争力三方面分析。

“慎重”进入恶性循环

不少人将民意作为决策者选择“慎重”的主要原因。的确，许多中国民众不理解转基因的科学原理与食品安全问题从而有担忧，但这本来就不应该是慎重的理由——难道没有民意问题就可以不“慎重”了？即使把“慎重”等同于“不种”，这个理由同样站不住脚。

一方面，我们没有看到政府层面在转变民意上尽力——相反许多政府人士有不少反转的言行；另一方面，究竟什么样的民意情况才是转基因放闸的时机，显然也无法判断。慎重不能成为政府部门不作为、拖延的冠冕堂皇的理由。

以民意为名拖延转基因商业化难以自圆其说——如方舟子所质疑，既然民意普遍接受不了转基因食品，怎么又大量进口转基因大豆、玉米呢？

事实上，等同于“不种”的“慎重”，恰恰加重了很多民众的猜疑：不是说转基因安全没问题吗，为何还要“慎重”？猜疑越多，又要更加“慎重”，由此进入恶性循环。

谈贸易争端是因小失大

有人担忧，如果转基因水稻、玉米商业化会影响国内相关产品的出口而造成损失。这种担忧过了。虽然此前有国内大米制品被欧盟检出转基因成分而被退运，但从更大层面看来，转基因水稻种植带来的收益恐怕要远超这点损失。以抗虫作物为例，少打农药、农民健康得到保障、产品的农药残留减少、环境友好，这些都不是区区一点贸易得失能比拟的。

转基因产业化停滞造成的直接损失是可以量化的。水稻专家王大元估计，近十年来反对转基因活动造就的“慎重”导致国家损失多达数百亿美元。

另一方面，随着中国农产品近年出口的减少、进口的剧增，国产转基因产品带来的出口障碍自然也随之减少。

“种业不成熟”只是借口

另外一种担忧则是，国内种业企业尚未成熟，一旦放开转基因商业化，则抵挡不住跨国公司的冲击。这个顾虑有些杞人忧天：虽然生物育种势头不小，杂交育种仍然占据种子市场的很大部分，那么问题来了——种业改革与否，跟转基因与否有多大必然关系？是不是要把杂交育种也停下，等种业改革完成后再启动？

一个类似的比方：在iphone3刚刚发布时，中国的工信部并未以国内智能手机不成熟为借口而挡住iphone3进来，如今中国的各种国产智能手机倒是风生水起。再举一个例子：我们同样不能以电力改革为借口而叫停水电、核电甚至火电。

拖延等同反转

如今国际上的商业育种模式已经很成熟，转基因育种技术日新月异，中国欠缺的只有决策者的决心。

既然中国政府已经认定转基因系现代农业育种技术的潮流（否则不会设立数百亿人民币的转基因重大专项），那么态度上的摇摆只能起到负面效果。

民众忧虑安全问题当然可以在推行中得到解决，而不是在拖延中恶化，政府的拖延态度造成的后果与反转毫无区别。高铁即是典型案例。虽然甬温线动车事故让高铁身负恶名，中国人并没有如清末那样扒铁路（当年清政府也没有以民意理由“暂缓”铁路），高铁迅速推进，两三年后恶名不再。

中国呼吁赛先生已近百年，我们总不应该比清末民众科学素养更差，那么究竟还在担忧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