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不知是何原因，我接受了若干媒体人的访谈。我发现媒体人的工作方式还是很有特色的。不完全与学术人的相同。这里我谈谈我所感受到的几点区别吧。首先声明一下，这里的学术人不包括STEM人群，主要是人文社科的学术人。当然，并不是说STEM人才从事的不是学术，他们从事的肯定是学术，但却是属于斯诺“二种文化”中的另一种文化的人。这里讲的媒体人则是斯诺笔下的人文社科的学术人。

智能手机的出现，让国内微信这种基于OTT（over the top）的新的传播方式大行其道。而微信的一个最有特色的功能就是组群。任何人只要有功夫，有号召力就可以组一个群。那么，媒体人自然在这方面有独到的功夫。他们往往是组群的重要力量之一。作为媒体人，他们组群的目的至少有二个，其一是拢起一批学术人，例如一个财经记者就希望将与其业务有关的学术人拢在自己的群中，那么他们在遇到相应的问题时可以随时在群里与他们面对面进行交流。其二利用学术人在社会上或其业务领域的独特性，为媒体人自身充当后盾。假如说媒体人将学术人玩于股掌之上是贬义的话，那么再往好里说就是你看我的“来路”有多大，能调动如此庞大的社会资源。我承认，这的确是媒体人比学术人优越的一个方面。但这里存在一个问题，媒体人所谈论的问题是否谈到了点子上？学术人是否同意他们写的文字？这就是媒体人不如学术人的方面了。不过，应该承认，媒体人并不那么太在意他们所写东西的学术性。而且，当学者指出某处有误或硬伤时，媒体人并不那么耐烦。媒体人在与学术人在这方面的沟通方面就存在着差距。

但我们却不能以此为依据就说媒体人的学术素质低而学术人的学术素养高。毕竟，大家所追求的目标不同。我也弄微信，也被拉入几个与我的业务相关的群。否则，我将不堪各种信息的骚扰。这是我这个学术人（自认为是）的一种体悟。然而媒体人则不然，我认识的一位媒体人竟加入了60个群，其中有10个群是自己当“群主”的。我听了后顿时晕菜了！天哪，这哪是微信群，这是大数据啊！在我看来，过分多得加入群或当群主，会让媒体人很辛苦。由于我不是媒体人，就不清楚人家是怎样招架的。群里的学术人，实际上，也大都是像我这样的“围观者”，我的目的很单纯，要知道当今的学术热点，还真离不开媒体人的贡献。他们在逢山开路，遇水搭桥方面确实比学术人高明。不过学术人也有自己的特色，正是有了媒体人的穿针引线，一方面使学术人得知社会或学科的发展热点是什么，另一方面使学术人之间能够相互有个基本了解，知道大家都在做些什么。这就是所谓媒介的力量。

接触到的媒体人大都是学新闻的、学财经的、学中文的等等。那么之所以找我就是希望我能给他们谈谈信息哲学的事情。由于学术背景不同，很难深谈。譬如说，我就接受某报纸记者的采访，说他们看到Google为何请哲学家为他们做事情。他们感到很奇怪，就来找到我希望能让我帮着解释一下。Google是全球最大的搜索引擎之一，为什么青睐哲学呢？我们国内的搜索引擎是否也能这样做？而且，我被访谈的一个主要内容就是，上网后是否有不被搜索到的权利！这的确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个话题，在当今网络昌明的时代，竟然有人还不乐意被搜索到。这是个为什么？在我看来，就是人的隐私。涉及到哲学领域的伦理学的范畴，所以要哲学家出面来辩护。

那么，接着的话题就来了，信息时代必然出现新的哲学形态。而我又是从事信息哲学研究的学术人，那么我就会被问道：什么是信息哲学呢？我并不认为这不是个好问题。尤其是提问的方式很哲学：“什么是……”能给信息哲学下个定义吗？肯定是可以的，我在科学网上就有这样的定义性的博文。可是如果我掰开来讲，恐怕又会让媒体人不耐烦。我只是让你给我普及一下，可却你却给我真地讲起来了。我是干什么的，写篇东西罢了，我又不是搞哲学研究的。我知道微信群媒体人对学术人的不耐烦，所以没有讲“什么是……”这样专业的东西。我说这个话题太大，你们媒体人不一定感兴趣，可又要写一个与信息哲学相关的文章，那我就调出科学网上我的若干篇关于信息哲学的博文。我说如果你感兴趣，尽管拿去用，我这里没有版权。

科学家总是希望自己的成果通过媒体有效地传达和传播给社会，这涉及到“科学传播”或许用个更加传统的术语“科学普及”。那么这就要求媒体人有一定的科学素养。现在国内理工科大学已有科学传播的专业，目的就是希望学生毕业后能到各个报刊充当科学技术的传播者。可是哲学呢？如果从哲学上看现代科学技术，似乎是个大问题。我们是否还需要另外的专业，让学文科的提升其哲学素养，从而在传播科学技术的同时，能从哲学背景上有个基本的理解。或许学术人在面对媒体人时不至于那么尴尬。可是，作为学术人也不能要求媒体人知道那么专业的哲学知识。通过我的观察，媒体人与学术人的另一个不同就是，前者的面铺的很宽，什么都要沾点儿边，东一榔头，西一棒子，对社会的、科技的、民生的都有涉猎，这就回到前面我说的那位参与60个微信群的媒体人的价值取向。或许这就是媒体人的生态？由于我不是媒体人，无法理解。由于他们不是学术人，也无法理解我们。这就让我们成为“二种文化”中的人。而我所谓的“二种文化”属于斯诺所谓的“二种文化”吗？似乎又不是，媒体人需要学术人，而学术人同样需要媒体人。斯诺笔下的二种文化是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对解决世界上的问题一个重大的障碍。而我这里谈的媒体人和学术人之间似乎不存在这种隔阂，毕竟都是在“解释”世界，而不是“改变”世界。套用索绪尔语言学的一对术语，即“横组合”与“纵聚合”的区别。希望我的这篇博文既能触动一些媒体人，也能触动一些学术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