库恩（Thomas S. Kuhn, 1922-1996）是美国著名学者，科学哲学家，被公认为逻辑经验主义的掘墓人，科学哲学历史主义学派的开拓者。他的名著《科学革命的结构》（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已成为学术史上的经典著作之一。该书在西方学术界产生了巨大的震动，并形成一种新的科学观。书中提出的“范式”的概念近已引起许多赞赏和批评，更引起持续不断的争论，其在哲学界和社会科学界所发生的深刻影响，比同时期任何其他著作要大得多。

一、库恩提出的“范式”概念

2012年库恩的《科学革命的结构》发表50周年。芝加哥大学出版社根据库恩于1969年的第二版，出版了第四版，作为该书问世半个世纪的纪念。北大出版社很快跟进，也出了新版。1969年以前，库恩对这本书就没有再做什么改动了。不过，1969年的第二版，库恩还是写了一篇后记（Postscript），主要是回答该书问世后那几年学界的广泛质疑。因此出版社根据1969年的第二版来出版了50周年纪念版，还是有些道理的。毕竟，这本书还是有库恩的“真身”在其中。

第四版就有些不大一样了。在书前加上加拿大著名学者哈金（Ian Hacking, 1936~）教授写的长篇导读（Introduction Essay）。新版问世后不久，我从美国亚马逊网站上买到一本英文版的“新书”，目的就想看看哈金的“导读”提供了什么新材料。我曾翻译过哈金的《驯服偶然》（The Taming of Chance）一书，对他的思想还基本熟悉。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曾于2002年写过一本《<科学革命的结构>导读》的书，因此对这二位人物都感到亲切。此外，在2012年，我也发表了一篇有关《结构》的导读文章。所以更有必要根据哈金提供的新材料谈点我的看法，算是对我去年发表的导读文章的补充和深化。我的那篇导读的文章主要是根据《结构》的第三版和我写的那本《导读》写成的。

哈金这篇导读很长，作为科学哲学家和科学史学家，他把我们带回到半个世纪之前该书发表的时代所引发的争论和产生的社会效应。此一时彼一时，回眸再看，如何看待当年该书提出的问题和存在的影响，并对其做出评论无疑很有意义。因此，这篇导读由这位是身兼二个身份的学者来写，无疑兼有导读和评论的双重性质。库恩自己也曾说过，“站在众位面前的是一位真实的历史学家。我是美国历史学会会员，而非美国哲学会会员。”[7]可是在接受访谈时他又说，在梳理自己的过去时，又愈来愈表现出自己的工作主要源于自己于哲学上的兴趣。[8]库恩说这番话，恰恰表面他的初衷也是从哲学层面考虑问题的，但最终却成就了科学哲学的史学转向。

哈金写的这篇导读是一种“关键词”的写法，也就是说，以关键词串起各章所出现的内容，如“结构”、“革命”、“常规科学”、“解谜”、“范式”、“反常”、“危机”、“世界观的改变”、“不可通约性”以及“通过革命而进步”等。该文在一段没有标题的“导言”之后，出现了“1962年”这个小标题；接下来就是对该书标题的“结构”和“革命”进行了分析，然后就是“常规科学和解谜”（第2-4章）；“范式”（第5章）；“反常”（第6章）；“危机”（第7-8章）；“世界观的改变”（第10章）；“不可通约性”[这个术语是库恩和费耶阿本德（Paul Feyerbend, 1924-1994）共同发明的，但他们二人最终分道扬镳，可是这个术语却让库恩纠结了一生，因为他似乎想用这个词取代已被滥用的“范式”。]“通过革命而进步”（第13章）；“真理”和该书最终所取得的巨大成功。以我的观点，哈金的关键词写法，就是根据《结构》的分章导读，这倒与我写的那本《导读》有几分类似，只不过是篇幅不同而已。

我不想对哈金的这篇文章做仔细的介绍，但我要特别指出，该文在“范式”这个题目却大书特书。所以，我就重点写他的“范式”这一部分。在我看来，这个概念也是库恩的最大贡献，虽然该词已被滥用，但是仔细考察，也不妨认为它的价值所在就是能为各个领域所接收。如果用“不可通约性”取代了“范式”，恐怕要让《结构》失去价值！我写的导读也是以“范式”为中心。

哈金说，他特别关注范式这一部分有二个原因。一是库恩单枪匹马使范式一词以如此流行，使得每位新读者，对这一词都能根据1962年初版时所想表达的非常不同的内涵。当库恩见到“范式”一词所引起的巨大歧义时，库恩在1969年第二版的后记中对其所做的解释：“范式是共同的范例，这是我现在认为本书中最有新意、而又最不为人所理解的那些方面的核心内容。”（原文第186页）这便是哈金所谓的第二个原因。那么后记的同一页，库恩又建议用“范例”（examplar）作为“范式”的可能替代词。这是因为他那时已经发现“范式”已经成为陈词滥调。到了晚年，库恩还是放弃了“范式”，这是库恩的做法，因为范式这样充满歧义的词给他带来的麻烦始终缠绕着他。不过，哈金却不那么看，经过半个世纪的洗礼，经过众多的纷争以及经过大家所能达成的基本共识，我们能愉悦地接受这个词，并为其重塑辉煌。

二、“范式”概念引发的混乱

库恩的《结构》刚一出版，学界就对“范式”一词的用法充满歧义颇为不满。英国剑桥大学哲学家马斯特曼（Margaret Masterman, 1910-1986）于1966年写了一篇题为“范式的本质”(The Nature of a Paradigm)的文章。该文后被拉卡托斯（Imre Lakatos, 1922-1974）收入他所编的文集。马斯特曼对这“paradigm”这个概念进行了专题研究，发现《结构》中对“范式”一词有21种不同的用法。可是马斯特曼的的说法却被库恩所不完全认可，他认为有22种。这是库恩于1974年在“对范式的再思考”所提出的。在这篇文章中，库恩具体区分了“范式”的二种基本用法：一种是“综合的”，一种是“局部的”。关于后者，库恩写道：“当然，正是‘范式’作为标准案例的这一种意义，是促使当初我选择这一词语的本意。”

但令库恩感到纠结的是，人们误读了他的这种“综合”与“局部”的区分，并且把他的对范式的“局部”用法，当成了“综合”的在使用，其结果就是“要想重回‘范式’原初的使用，我看来是希望希望渺茫了。”可正是在“局部”意义下理解库恩心目中的“范式”才具有他所谓的“作为标准案例的这种意义”。哈金接着总结到，时隔50年可以回到1962年的本初含义。而且哈金也在他的这篇导读中便是遵循库恩关于“综合”与“局部”的用法进行评述。而且他同时还认为，库恩于1974年写的那篇“对范式的再思考”一文还是正确的。

这里有个细节需要交代一下，在库恩提出“范式”这个语词后，引来众多诟病，让他不得不对面对各种质疑，于是他于1970年写了一篇题为“对批评的答复”的文章，在该文中，他提了个比喻，并在数十年中一直沿用。他说存在二个“库恩”；“库恩甲”和“库恩乙”。“甲”指的是他本人，但他觉得还不得不虚构一个人物，他写了一本叫《科学革命的结构》的书，故意说了某些不同于“甲”所说的内容。

正是这些不被库恩本人认同的内容让人们抓住了，马斯特曼就是一位，她所讨论的果真是“库恩甲”，即库恩本人的著作。同时她又是一位激烈、刻薄又不惧怕偶像的思想家。她自称自己并非哲学家，而是科学家；但又不是物理学家，而是一位“计算机科学家”。与之等量齐观的另一位批评者就是夏皮尔（Dudley Shapere, 1928~），库恩同样给予了相当的重视。库恩说：“马斯特曼和夏皮尔这二位批评者的正确之处，在于他们聚焦在‘范式’这个概念的模糊晦涩。”而后来的评判者多针对“不可通约性”这个概念。

尽管这二位行家的批评得到了库恩的认同，可是“范式”连同其伴生词组“范式转移”，已经覆水难收。当年库恩提出它时，并没什么人注意它，但很快，这个词就成为时尚。而极具潮流嗅觉和娱乐精神的杂志《纽约客》，曾刊出一组漫画，用以嘲笑“范式”：在曼哈顿的一个鸡尾酒会上，一位体态丰腴，身着喇叭裤的女士对一位自诩时尚的谢顶男士说：“您真是语出惊人呀，格斯顿先生！之前我从没听说过现实生活中用‘范式’这个字眼。”可见在1970年代人们对范式的态度，也难怪库恩对“范式”这个概念有些避之不及的感觉。

不过这幅漫画很多年来一直挂在库恩家的壁炉架上。是他喜欢这个概念还是厌恶这个概念，我们则不得而知。《纽约客》在以后还又几期讽刺“范式转移”的漫画。但我还是认为，关于“范式转移”最为刻薄的是美国的一部滑稽剧的台词：“一只雏鸡破壳而出，环顾四周，啾啾叫道：‘哎呀，范式转移了！原来这就是范式转移呀！’”由此可见，“范式”和“范式转移”对人们日常生活的影响了。

这也印证了爱因斯坦的话，他说一旦某专业术语超出其专业范畴而进入日常生活之中，就很难再回到其原初的意义了。而发明这个术语的人也必然陷入到无休止的纠缠之中，这些纠缠有些是来自行家的；有些则是来自外行的。那么库恩对“范式”关于“综合”与“局部”解释正是这个原因，把局部的内涵用到综合的外延，必然会产生歧义。这也是库恩始料不及的，或许也是库恩的悲剧吧。

三、 “范式”概念的历史回顾

现在让我们回到哈金，他首先回顾了历史。希腊语paradeigma是个很重要的概念。在亚里士多德的《修辞学》（一部探讨演说者和听众双方之间的实践性论辩的书）中，演说者与听众共同有许多能意会不能言传的信念。在英语翻译中，通常认为paradigm一词的前身是例子（example）。可是，在亚里士多德的意蕴中，该词更接近与范例（examplar）——一种最好的、最具指导性的例子。

亚里士多德认为，论证有二种基本类型，一种本质上是演绎的，但带有许多未明言的前提；另一种本质上是类比的。而paradeigma在亚里士多德那里更类似于类比类型的论证。例如，亚里士多德就举了一个例子，雅典是否应当对其邻邦底比斯（Thebes）开战？从道德上讲是不应该的。可是底比斯攻打其邻邦福基斯（Phocis）的行径是邪恶的，所有雅典的听众都认同这一点。这就是个范例。

所争论的内容正是一个类比。如果能对底比斯宣战，那也将是一种邪恶的行径。之所以简化亚里士多德的例子，主要是说明“范式”这个概念的由来。总之，存在某种争论。有人提出了具有说服力的例子，而听众对其赞同，那么这个例子就是范例。就是说，所争论者与此范例“恰为类同”。

亚里士多德的拉丁语译本中，paradeigma被译为exemplum（例示），exemplum一词在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论证理论中一直在使用。在近代欧洲语言中，paradigm一词被保留下来，但主要不是用在修辞学中。其用法极其有限，就是用于描述标准模型，这个标准模型就好比一个模板，从上面下来的东西都要遵照其规格和要求等。范式的典型的例子就是动词变位，如拉丁语的amo（我爱）、amas（你爱）、amat（他/她爱）等等。有了这个动词变位的“样板”其余的动词就跟着它的式样进行变位，这就是paradigm的在近代欧洲语言中保留下来的意思。

法国语言学家和哲学家索绪尔曾写过一部《普通语言学教程》的书，就用到paradigmatic这个词，在语言学中，该词被译为“纵聚合”，即“词形变化”，刚才提到的动词变位就是这个情况。我想这就是库恩所谓“局部的”的用法，就是让其他的行为根据已确立的样板进行。可是问题并非如此简单。

Paradigm除了有词形变化的意思外，还有就是具有隐喻的作用，也就是说，用一种事物暗喻另一种事物。隐喻是在彼类事物的暗示之下感知、体验、想象、理解、谈论此类事物的心理、语言和文化行为。而paradigm似乎正是在这二种情况下被误读了，这个误读就是库恩所谓的“综合的”的用法

在英语中，paradigm作为隐喻早就存在了，然而该词在德语中更为常见。20世纪30年代欧洲很有影响的哲学团体“维也纳学圈”的成员，在他们的哲学著作中很乐意使用这一德文词。库恩曾说过，维也纳学圈所主张的逻辑实证主义的哲学思想被他“在观念上放弃了。”但是paradigm这个语词却被保留下来。

接下来的10年，也就是《结构》思想逐渐形成的时间，“范式”一词开始受到英语分析哲学家的追捧。原因就在于维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 1889-1951）在其剑桥大学的讲演中频繁地使用“范式”一词。维特根斯坦在剑桥非常成功，他的“粉丝”深陷其魔咒之中。该词在其《哲学研究》(Philosophical Investigation)第20小节，首次谈到“语法的范例”，维特根斯坦也是在非常狭窄的意义下使用这个词的。在他后来的著作中，他又将“范式”和“语言游戏”关联起来，这就使问题复杂起来。“语言游戏”（Sprachspiele）是个晦涩的德文词，但经过维特根斯坦的使用，已成为大众文化的一部分。

库恩什么时候读了维特根斯坦的著作没有记载。不过他先后在哈佛后来又在伯克利，库恩曾与卡维尔（Stanley Cavell, 1926-2018）交流过多次。卡维尔是创造型的思想家，专注于维特根斯坦的思想。后来根据卡维尔的回应，二人都坦承那时的对话对各自生活中的重要性，使他们得以分享彼此的观点和问题，而范式无疑是所谈论的话题之一。

还有一点需要提一下，1957年一些英国哲学家发明了一种所谓“范式-案例论证”。这种论证曾红极一时，但却是短命的。因为它貌似一种新的能对抗各种哲学怀疑的论证。举个例子来说，你不能否认自由意志，因为我们必须从一些例子中来学习如何使用“自由意志”这一表述，而这些例子就是范式。因为我们从范式中学习这一表述，所以这些范式存在，因此自由意志存在。这个简化版的“范式-案例论证”颇有点儿像三段论。不难看出，但库恩写作《结构》之时，“范式”一词在很大程度上的应用范围还是相当狭窄的，但并非没人使用。

四、“范式”与科学共同体

“范式”与“科学共同体”这二个概念是不可分割的。在《结构》的第二章“通往常规科学之路”提出，常规科学建立在为某个科学共同体所认可的先前的科学成就之上。这句话有三个概念：“常规科学”、“科学共同体”和“科学成就”。另外，在他1974年的“对范式的再思考”一文中，库恩再次强调《结构》中的范式与科学共同体一词是同时引入的。那么科学成就作为范例成就了科学共同体，由科学共同体和科学成就形成了常规科学。常规科学告诉科学家该干什么，该提什么样的问题，什么才是成功的应用等，在他的《必要的张力》中，还强调了“范例式的观察和实验。”“科学共同体”这个概念哈金认为应该提一下，即它是如何来的。

早在1935年波兰裔犹太学者弗莱克（Ludwik Fleck，1896-1961）出版了《科学事实的产生和发展》（Die Analyse einer wissenschaftlichen Tatsache：Einführung in die Lehre vom Denkstil und Denkkollektiv）。[10] 在这本书中，这位生物学家首创denkkolektiv的概念，英语译为thought collectives（思想集体）。这一概念在科学哲学和科学社会学中很重要，能帮助解释科学思想如何随着时间而变化的。与库恩的“范式转移”或福柯（Michel Foucault, 1926-1984）的“知识型”有类似之处。同时，这个弗莱克的“思想集体”与库恩的“科学共同体”也直接相关。不幸的是，弗莱克这本书的德文副标题，却在英译本中被省略了。也就是说 “思想风格和思想集体理论导论”被省略了。该书1979年出版，库恩为其作序。

库恩也坦承，弗莱克“先于我提出了许多我的思想”，不过，弗莱克的观点要比库恩的激进许多。可是，库恩晚年却为弗莱克书中的“思想”一词所困惑，因为任何思想是内在于个人的，而非公共的。就像索绪尔提出，parole（言语）是个人的，而langage（语言）是公共的。这就意味着，弗莱克的“思想集体”或许是无法成立的，一个集体不可能就有一个思想。那么科学共同体呢？这一点与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一样，德语sprache和法语的langage一样，都是属于公共的。那么，不同个人的思想能成为公共的吗？

科学共同体由一群活生生的个人组成，他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独立思考能力，“风格”一词也是哈金所钟爱的。在他的《驯服偶然》一书中，专门提到 “推理风格”（style of reasoning）。思维这个概念与推理密不可分。哈金的《驯服偶然》一书中，哈金说“推理风格”这个概念是澳大利亚科学史学家克罗毕（Alistair Cameron Crombie, 1915-1996）先提出的，哈金看过克罗毕的手稿，但没有见到它的出版。

科学哲学家和哲学家没什么两样。都是需要概念工具进行论证和推理，概念有些类似于自然科学家的实验。库恩的“范式”便是他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中提出的核心概念。他用这个概念为自己的学说奠定了理论基础。其他人也是如此，例如，哈金的“推理风格”，拉卡托斯（Imre Lakatos, 1922-1974）的“研究纲领”，霍尔顿（Gerald Holton, 1922-）的“基质”等。可是，与其他人不同的是库恩的“范式”却真正带来了一场大革命，在科学哲学领域中创立了历史学派。这都与他的“范式”不无关系。正是这场革命以及“范式”所引发的概念混乱，库恩的《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遭到无情的批判。

我们说，其他人的概念工具指向比较明确，譬如说哈金的“推理风格”吧，就是为了论证他所谓的“构造的人”而服务的。概念边界比较清晰。然而，范式的概念不同，它的概念定义不清，同时又动了别人的“奶酪”。自然要受到批判。学术争鸣是普通的事情，有人说什么是经典？即经过千万次批判而屹立不倒的著作才堪称经典。那么库恩的《科学革命的结构》就是这么一部著作，虽然它的篇幅很小。使其成为经典的恰好就是“范式”概念没有得到澄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