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了8月26日《科学时报》的长篇通讯《山区振兴关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可持续发展呼唤制定山区发展振兴规划》http://www.sciencenet.cn/sbhtmlnews/2009/8/223243.html?id=223243，笔者对于文章提出的制定中国山区发展振兴规划的建议深表赞同。此前，也有全国人大代表提出，我国应尽快制定山区振兴法，依法对山区发展予以重点倾斜和支持。

 

笔者在西部黄土高原的丘陵地带长大，对那里的生产生活有全面的了解和深切的体会。上世纪80年代以来，当地实施了植树造林、西部大开发、退耕还林等政策，并在坡改梯和中低产田改造、水利工程建设等方面取得了明显的成就。从总体看，大多数政策切合当地实际，收到了应有效果。但是部分政策并不符合当地条件，在政策执行中的混乱和虎头蛇尾的现象时有发生。

 

山区振兴的源头活水何在？在于山区居民的创造性，在于调查研究的务实性，在于政策设计的完整性。酝酿中的山区发展振兴规划和山区振兴法，应该体现这些特点。此外，在山区发展振兴规划和山区振兴法的制定过程中，有三点应特别注重。

 

一是注重调查研究。政策的好坏，不在于是否理想化，而在于是否切合实际、能否解决实际问题。当前的很多山区政策，是专家学者和政府官员在办公室、会议室、实验室通过“头脑风暴”方式讨论的结果，有着明显的理想化的倾向，并不切合山区发展的实际——有些政策从平原移植嫁接在山区，有些政策从富裕地区平移到贫困山区。制定山区发展振兴规划和山区振兴法，梁漱溟、费孝通等老一辈社会学家所倡导和实践的求实精神，无疑应成为精神蓝本，在此基础上，一定要了解山区、认识山区、研究山区。

 

二是注重因地制宜。中国山区地域广阔，自然条件、气候条件、经济条件各异，山区居民的生产水平、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文化传统、民族构成等，与平原和城市有显著的差异，即便在山区与山区之间也存在着明显的不同——大小兴安岭山区、燕山、太行山区、沂蒙山区、武陵山区、东南丘陵、喀斯特山区、横断山区、祁连山区、黄土高原丘陵沟壑区等，具有各自不同的自然禀赋、区位特点和文化传统；此外，发展现状的动态差异也值得关注：部分山区已经迈入工业化门槛，大部分山区以农业为主导产业，少部分山区还保留着较为原始的农牧经济。因此，山区振兴必须坚持因地制宜的原则，对山区进行合理区划和分类，使得政策不仅在全国所有山区具有普适应，同时能兼顾各地山区的特色和实际。

 

三是注重政策配套。政策的配套与衔接甚为重要，直接关系到政策执行的成败。山区治理和发展是一个系统工程，不仅需要科技、税收、财政、农业、水利、人事、教育等政策的配套和部门的联动，还需要各政策模块之间的协调与衔接。今夏，笔者在家乡看到不少外出打工的人家的田地已荒芜，丰饶的土地长满野草。而恰恰是这几户外出打工、田地荒芜的人家被乡政府确认为“低保户”。这是一个政策衔接不到位的典型例证——“过剩”的农业劳动力从山区向城市工业和建筑业转移，使得作为农业生产要素核心的土地大面积“抛荒”，国家为稳定粮食产量通过发放种粮补贴等手段鼓励农民耕地种田，同时为体现以人为本的理念为抛荒家庭发放“低保”。事实上，这涉及到劳务输出政策、土地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等政策的协调问题。

 

中国“三农”问题研究有着优良的传统，山区发展振兴规划和山区振兴法的制定必须发扬这些传统。在上世纪30年代末期，费孝通以江苏南部的开弦弓村为蓝本，写下其社会人类学的奠基之作《江村经济》，被称为“人类学实地调查和理论发展上的一个里程碑”。在此后漫长的半个多世纪里，费孝通最关心的一件事就是如何让贫弱的乡村居民过上温饱以上的生活，他为此上下而求索，他的足迹遍及中国的山山水水，他曾七到著名的贫困地区甘肃定西考察，撰写了《关于定西地区区域发展刍议》、《小城镇、大战略》等名篇；世纪之交，社会学学者曹锦清只身两入中原，出版《黄河边的中国》一书，呈现给读者一个活生生的中国乡村的现实图景；近年，知名乡村治理研究专家贺雪峰深入开展农村调查和乡村建设实验，著有《乡村的前途》、《什么农村，什么问题》等。

 

今夏，当笔者矗立乡间路口、村边田埂时，对“山区的前途”这个问题也时时心生困扰。当一代代的年轻人通过高考制度和劳务输出走进城里时，山区持续性和加速性的破败似乎是必然的趋势。在城市化和工业化浪潮中，如果留在我们身后的是一个逐渐萧条和破败的山区和乡村，城市化和工业化是否也会得不偿失，是否缺乏持久的保障？在人们纷纷走进城市过上安逸生活的过程中，如果我们曾经的家园变得日益荒芜，我们的内心是否也会变得焦虑和不安？我们寄希望于山区发展振兴规划和山区振兴法的出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