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宁兄的博文“亨廷顿当不上科学院院士”(http://www.sciencenet.cn/m/user_content.aspx?id=207626)讲述了一段笔者不知道的往事,并将亨廷顿被美国国家科学院拒之门外的原因归咎于数学家谢治•朗院士从中作梗。
其实,朗对亨廷顿的挑战在更大程度上反映了所谓的“两种文化”的冲突,即C.P.斯诺探讨的横亘在人文社会科学家和自然科学家之间的文化、哲学和认识论上的差别。
亨氏及以他为代表的一部分“软”科学家——社会科学家,试图用数学的语言来描述不可定量的社会现象,解释人类动机和行为之间的因果关系,从而使得“硬”科学家——数学家、化学家、物理家等感到不舒服。另外,美国国家科学院从1960年代才开始接纳社会科学家,他们始终是少数,无法形成所谓的critical mass抗衡自然科学家。
自然科学家对社会学科研究反感甚至鄙视的事件还有很多。“索卡尔事件”可能是其中众所周知的。1996年,纽约大学的量子物理学家艾伦•索卡尔(Alan Sokal)向著名的文化研究杂志《社会文本》(Social Context)投稿,故意用杂志所信奉的后现代主义语言来“解构”当代科学,从而达到恶搞(parody)后现代主义的目的。杂志的编辑没有发现其中的玄机,将索卡尔的论文作为一篇重头文章发表在“科学大战”专辑上,作为自然科学家认同后现代主义的证据。但索卡尔马上在另一个杂志自己戳穿了西洋镜,使得后现代主义好尴尬。
而在此之前,布鲁诺•拉图尔(Bruno Latour)还成了“两种文化”冲突的的牺牲品。拉图尔是著名的法国社会学家,著有《实验室生活》(Laboratory Life)一书。1991年,就在普林斯顿大学的高等研究院将要给他科学研究(science studies)的职位时,自然科学家们对他打开实验室研究的“黑箱”感到很生气,当然,后果也很严重:拉图尔不得不撤销了其申请。
六年后,高等研究院又否定了对普林斯顿大学科学史家怀斯(M. Norton Wise)的同一个职位的任命。尽管怀斯拥有物理学和历史学两个博士学位,但是,这个曾是爱因斯坦的“家”的研究院,对非自然科学家是否有资格“研究”科学始终心存芥蒂,在他们看来,科学是客观的,是不允许被“解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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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佛与华盛顿不可兼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