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爆炸：广岛及其灾难性后果

如果要为上一章提到的“生态革命”—认识到地球是脆弱的，以及人类的状况是不问的—确定一个起始日期，那么1945年8月6日是一个最好的选择。

这一天是美国为了让日本无条件投降而向广岛投放了第一颗原子弹。三天后，也就是8月9号，第二颗原子弹被投在了日本的长崎。在广岛大约有7万到8万人瞬间死亡；而后又有大约2万到8万人在1945年死亡。由于（原子弹）对健康的长期危害，据估计到1950年大约有20万广岛居民死亡。而在长崎，截止到1945年底死亡的人数达到8万。

除了造成大量的人员死亡，原子弹也和这样一种标志性形象联系在一起：蘑菇云成为新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潜在标志。这是一个具有分水岭性质的事件—所谓的“原子时代”大幕拉开。

当公众知晓了原子弹爆炸之后，在原子弹确保了日本无条件投降方面的作用和投放这样的武器所涉及到的伦理正义方面引发了一个长期的争议。对原子弹的使用以及制造原子弹的相关知识被扩散开来，并且不仅在国际科学共同体内部引发了一个新的认知，即人类的创造性潜能和人类的破坏能力，这种认识也出现在了国际政治共同体的舞台上，并且也在全球的公众中出现了。不同类型的政治反应得以推动—比如军备竞赛被看作是冷战初期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以及反核运动成为全球范围的一项运动。实际上，人们可能会说物理的连锁反应引发了思想上的连锁反应。

有关利用物理来发展原子弹这个基本认识已经在公域中存在了一段时间—这个理论已经形成了，即使其公式还没有进入工厂的实际操作过程。1939年10月，爱伊斯坦给美国总统富兰克林D罗斯福写了一封信，在信中他警告纳粹德国有可能在研发核武器。这也导致了曼哈顿计划（Manhattan Project）--该计划雇佣了13万人，并且是和英国以及加拿大的大学和教授共同合作的—的产生，其最终成果就是制造出了后来在1945年8月投放在日本上空的原子弹。早在二战的时候，不仅美国开始了研发和制造原子弹的工作，同时德国，英国，日本和苏联也开展了这项工作。实际上，轴心国和同盟国都在追踪这项研究的最新进展方面投入了大量的人力和无力。有组织的军方干预阻止了核武器的发展—比如，挪威破坏了儒肯（Rjukan）地区的重水生产以阻止德国获得这些。参加抵抗纳粹德国的主要同盟国成员都在发展核武器，美国是在二战期间，其他国家则是在二战之后。苏联在1949年10月首次试爆了原子弹，英国在1952年，法国在1960年，而中国在1964年。原子弹的制造进一步扩展开来—关于如何制造原子弹的知识是无法静止下来的。印度在1974年实施了第一次核试验，巴基斯坦在1998年，而北朝鲜也在2006年进行了第一次核试验。同时以色列也拥有了核武器。因而为了描述这种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和相关技术，人们杜撰了一个新的词语：核扩散（nuclear proliferation）。

原子武器不仅扩散到了更多的国家—随着时间的推移，原子武器自身也变得越来越具有杀伤性。“原子弹”（A-bomb）是基于核裂变的，而后是基于热核聚变（thermonuclear fusion）的“氢弹”（H-bomb）。第一颗试爆的氢弹释放出的威力是投放在广岛的原子弹的500倍。美国在1952年11月进行了第一次氢弹试爆。三年后，即1955年，苏联试爆了第一颗氢弹。随后是1957年11月的英国，1968年8月的法国。迄今为止爆炸的第一颗威力最大的氢弹是苏联于1961年10月30日在新地岛（Novaja Semlja）爆炸的（代号为“沙皇”），其威力相当于广岛原子弹的2900倍，这是二战期间所有炸弹威力总和的10倍还多。

原子武器的发展在冷战期间还伴随着一些间谍事件和戏剧性的事件—获得了最多媒体关注的事件可能就是逮捕并起诉了朱利叶斯（Julius）和埃瑟尔 · 罗森伯格（Ethel Rosenberg），他们于1953年被通过死刑电椅的方式进行处决。

核武器的扩散和潜能还引发了很多新的政治关切。

其中一个危机就是它们可能在冲突中被有目的的采用，就是在广岛和长崎投放原子弹那样。人们的担心在于这可能会导致“核战争”（nuclear conflagration）。然而，伴随着武器系统出现的是战略性思维—比如，通过把核武器储存在（核武器）无法穿越的钢筋混凝土中以使得（核武器）可以经受住“第一波攻击”（first strike）；或者利用B-52和其他远程轰炸机（把核武器携带到空中）；或者利用无法追踪的水下潜艇（使核武器）持续几个月地隐藏在深海中。这些措施背后的核心战略性关切是确保能够拥有发动“第二波攻击”（second strike）的能力—也就是说，对对一波核打击进行反击的可能性。这种发展出的新战略范式也就是确保同归于尽（Mutual Assured Destruction， 即MAD）。这些信条促使双方，如果受到攻击，拥有同等或者更大的力量来进行反击。因而，各方都不敢发动攻击或者刺激对方进行攻击—这无异于自杀。这个信条是冷战思维的核心，同时也是美国和苏联开展军备竞赛的理由的核心：双方都努力保持“核均等”（nuclear parity）。作为一个战略信条，它还持续地指导其他一些决定—比如，“星球大战”（Star Wars）项目，它是基于这样一种理论，即它可以改变任意敌人发动的第一波攻击的方向。

然而，还有这样一种关切，即核战争可能会由于偶然因素、错误的计算或者沟通不畅而引发。特别是1962年10月的古巴导弹危机（Cuban Missile Crisis）之后，那时候的全球核战争一触即发，人们越来越认识到全球有可能由于偶然的核战争而毁于一旦。（古巴导弹危机的）一个后果就是建立了“热线电话”（red telephone）--1963年6月20日建立的连接白宫（the White House）和克里姆林宫（the Kremlin）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热线。随后，印度和巴基斯坦在2004年开通了热线，美国和中国在2008年开通了热线，印度和中国在2011年开通了热线。有关如何思考、发展、生产和控制核武器技术的辩论不仅在政治家共同体和战略家共同体之间十分激烈。核武器还在学者共同体中引发了广泛动员和激烈的争议。进而，科学家在就核武器产生的危害向普通公众进行告知方面就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一个恰当的例子就是《原子科学家公报》（Bulletin of the Atomic Scientists）--首先是有曼哈顿计划的物理学家出版的—它在广岛原子弹爆炸之后就毅然决然地向广大公众传播原子战争的危害和破坏性力量的知识。最著名的可能就是印在《公报》封面的“世界末日之钟”（Doomsday Clock）--一开始被设定在午夜11点53分。多年来，这个时间越来越接近也进一步远离午夜—在2010年1月被重新设定在午夜11点54分。和“和平按钮”（Peace Button）类似，世纪末日之钟也成为了原子时代的一个通用标志。

得以成立的新政治组织去促成公共舆论并且动员大众的行动。一个著名的案例就是帕格沃什会议（Pugwash Conference）。它的出现是1955年罗素-爱因斯坦宣言（Einstein-Russell Manifesto）的一个结果，它由10为诺贝尔奖得主（以及另外一个没有获得诺贝尔奖的著名物理学家）共同签署的。（这个宣言的）道德上的必要性源于新发现的人类把人类自身推向万劫不复的深渊的能力：

（宣言）以确凿的证据阐明当前被制造的炸弹的威力可以达到炸毁广岛的原子弹的2500倍。这样的炸弹，如果在近地面或者水下爆炸的话，会把放射性颗粒释放到高空中。它们会以致命性的尘埃或者雨水的方式缓慢地下降并到达地球表面……没有人知道这种致命的放射性颗粒会在多广的范围内扩散，但是一致的证据就是有氢弹爆炸的战争可能会让人类全体灭亡。人们担心如果在战争中运用很多氢弹，将会导致全球性的灭亡，瞬间死亡的只是少数，大多数人会慢慢遭受疾病和衰变的折磨而死亡。

这个宣言还敲响了警钟：

作为人类，我们向所有的人类发出呼吁：谨记你们的人性，忘却其他的。如果你能这样做，你就处于一个极乐世界；如果你不能这样做，那么你摆在你面前的就是全球性灭亡的危险。

全球的科学家和公众都受邀支持下列的解决方案：

鉴于未来的世界核武器一定会被采用这样一个事实，而这种武器威胁到了人类的长久存续，我们鼓励全球的政府部门意识到—公开地承认—他们的目的不可能通过世界战争的方式实现，因而，我们呼吁政府采取和平的方式来解决他们之间存在的争端。

1995年，帕格沃什会议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

对普通公众的广泛动员远远超过了帕格沃什会议。最著名的案例可能是起源于英国并与1958年组织了开幕典礼的核裁军运动（The Campaign for Nuclear Disarmament）。随着其著名的奥尔德玛斯顿村（Aldermaston）游行出现的是在 “禁止核武器”口号指引下开展的抗议示威，以及“和平按钮”的携带，这成为很多国家类似运动的样板。

公众认为的原子武器的威胁受到政府政策和信息运动的非故意的强化，比如(躲避核爆炸后产生的)“尘埃掩蔽所”（fallout shelter）的建设，在核攻击一旦出现的时候如何行动以及储存什么方面的建议，以及就定期开展民防警报提出建议。

不仅较大的炸弹和核扩散被看作是不断增加的威胁。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会导致核辐射尘（nuclear fallout）—的实验本身也越来越成为公众严重关切的问题。由于热核聚变产生的羽状物可以上升到40千米的高空，这也意味着即使这种爆炸出现在当地，这种辐射尘也有可能是全球性的。它能污染饮用水或者土壤，因而能够进入食物链并累计。公众也认识到了下面这些概念，比如锶-90（Strontium 90），(用于测量放射性的)盖格计数器（Geiger counter）以及指数式衰减（exponential decay）。对核战争带来的威胁的担心在流行文化中也有所体现，例如鲍勃迪伦（Bob Dylan）和琼贝兹（Joan Baez）演唱的抗议歌曲，或者电影《On the beach》以及《Dr. Strangelove Or: How I Learned To Stop Worrying And Love The Bomb》。

对核试验引发的辐射尘的全球性关切可以追溯到具体的事件—日本金枪鱼捕捞船的灾难，“第五福竜丸”（Fukuru Maru Drago）或者“第5福龙丸号渔船”（Lucky Dragon No.5）被美国1954年3月1日在太平洋的比基尼岛（Bikini Atoll）开展的热核武器实验污染了。这艘渔船，它的船员和捕捞到的水产受到了白茫茫的尘雾的覆盖—来自于美国进行的一系列城堡行动（Operation Castle）的辐射尘。几天后，23名船员开始感到头痛和恶心，在接触这些尘雾之后的一周，他们身体上的一些部分出现了疹子并疼痛的状况。在之后的七个月时间里，首席无线电人员死亡了，他出现了严重的辐射并发症。美国政府拒绝披露这些污染，并且发布了一系列的否认书。但是食品及药物管理局（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对于金枪鱼进口采取了严格的控制。

首先，“第5福龙丸号渔船”事故预示着全球环境污染危机的开始，这种危机起因于放射性沉降物的全球性扩散。它揭穿了一系列危机—真实的和想象的—从核试验释放到全球的空气，水，食物和人类健康中的可探测出的放射性物质残余的等级。从瞬间的后果来看，“第5福龙丸号渔船”的事故引发了跨太平洋地区的危机。对“第5福龙丸号渔船”船员诊断和治疗方面发生争端的日本的和美国的物理学家进一步加剧了这两个盟国间的紧张关系。然而，发现环境中逗留不去的放射性物质把日本整个国家变成了“另外一个第五福竜丸号”，并且把这种危机带入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几个因素导致了这种情况的出现。媒体的造势活动（media blitz）再次聚焦了日本全国的注意力：船员们称为广岛和长崎之后的第三个核受害者；（受害者的）诊断和治疗备受争议；（受核辐射的）金枪鱼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而金枪鱼的价格也暴跌；设立安全标准也成为一个争议的话题；而后“放射性雨”和受污染的雨水，“被辐射的”鱼类，水稻和蔬菜也成为一个重要议题。正可谓，对危机的普遍观点被重新配置（reconfigured）。草根的“禁止核武器”运动得以开展并获得了支持。这些争议也进入到了美国和苏联之间的冷战冲突和他们的宣传活动中。在日本，首相岸信介（Nobusuke Kishi）也支持公众对危机的看法，并且开展了反对核试验的外交活动，这在一定程度上使得日本政府重获了公众的信任。有关危机的时间观念也从对个体的直接影响扩展到了对整个人类的长期的致癌危害，然后是对子孙后代的潜在的遗传危害（辐射会导致“怪物”的出生）。科学家的增加和政府机构—如美国原子能委员会（the United States Atomic Energy Commission）—的公信力之间的争论遭到了破坏。在美国，人们也担心禁止核武器运动可能会破坏基于原子武器的安全机制—“对核恐惧的恐惧”。

所以一些议题集中起来并且变成了一个新的舆论结构。这种新发现的危险不仅在日本而且在全球都产生了一个有关潜在威胁的新意识，这种威胁就是所有人都会接触到人造的不可控的（核威胁）。

科学警示和大众焦虑的重要政治结果就是核试验的中断。经过几年的协商，《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Partial Nuclear Test Ban Treaty）于1963年8月签署，并于同年10月生效。7年后，也就是1970年3月，《不扩散核武器条约》（Treaty on the Non-Proliferation of Nuclear Weapons）生效。2010年4月8日，新的《战略武器削减条约》（New Strategic Arms Reduction Treaty （START））由美国总统奥巴马和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在布拉格共同签署。美国参议院于同年的12月22日批准这个条约，并于2011年2月5日生效。从那时开始，双方还在过剩武器级钚的处置上达成了一致意见。

近年来，脏弹（dirty bomb）的威胁还产生了一种新的恐惧，特别是在恐怖分子手中（的脏弹）。“脏弹”把放射性物质和普通炸药结合在一起。虽然（脏弹）本身爆炸的直接影响并不会杀死很多人，但是它会造成大面积的污染，让人们遭受长期的病痛折磨，并且排除污染的成本十分巨大。当然它在恐惧和恐慌方面还有着重大的短期影响。它们也可能被用来进行国际敲诈勒索（international blackmail）。

通过总结上述论点，人们可能会说：20世纪的后半叶开始于一次大爆炸—投放在广岛的原子弹。这个事件，当众所周知的时候，不仅动摇了公众的心态，而且它在历史上第一次宣布人类掌握了把自己推向灭亡的能力。

原子弹的发明和使用是一个改变世界的事件。这其中的主要教训是：

l  它标志着人类历史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这个阶段是由新威胁和当前的威胁界定的：随着核武器的设计和生产，人类在历史上第一次掌握了歼灭人类自身的能力。

l  除了全球灭亡和毁灭的威胁之外，还存在着原子弹试验产生的潜伏的核辐射落尘的威胁，即使“核大国”之间没有发生冲突。这种威胁是无法看到，无法闻到，无法听到，也无法感觉到的。

l  核武器可能影响到可识别的个体（identifiable individuals），一些核辐射落尘的形式也会影响（一些人），就像福龙丸号渔船灾难那样。尽管核辐射落尘会很小，但是却会在全球范围内扩散并且让每个人都有被辐射的危险。在全球人口这个层面上来说，这种危险可能会导致一定程度的危害，比如影响人口的比率。

l  在面对这种危害的时候，一国的过境并不能提供任何保护—并没有一片安全的天空。整个人类都可能受到核辐射落尘的影响。

l  不仅现在，我们的子孙后代都有可能受到辐射的危害，由于核辐射落尘较长的半衰期。

l  这种新的认识不仅导致成立新的军事组织和新的战略理论，而且逐渐地还形成了国际性条约来降低核战争、核扩散和核辐射的威胁。1963年的《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成为针对被认为是严重环境威胁的（核武器）进行全球管制的一个典型案例。

l  公众对于新威胁不断增加的认识不仅促进了很多国家大规模的草根运动，在公众支持方面各有盈亏。同时还改变了世界观。实际上，整个地球都在收缩：它是一个整体，也是脆弱的—实际上，它正岌岌可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