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ystic Horse: An Elegant Being分享 http://blog.sciencenet.cn/u/gl6866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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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物致知与《格物汇编》

已有 3331 次阅读 2012-8-12 23:56 |个人分类:科研备忘|系统分类:科研笔记|关键词:格物致知| 格物致知

格致之名,得自中国古老的哲学命题——格物致知。《礼记•大学》说:“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此后两千余年,学者们对这个命题给出了多种不同的解释。比较有名的是朱熹和王阳明。

“孔孟朱王”,朱熹和王阳明是与孔子孟子并列的人物。王阳明的王学是直接在批判朱熹的朱学基础上建立的。王学对朱学的批判或者说怀疑,始于“庭前格竹”的故事。据王阳明的《年谱》记载,他二十一岁时“一日思先儒谓‘众物必有表里精粗,一草一木,皆涵至理’。官署中多竹,即取竹格之。沈思其理不得,遂遇疾。” 王阳明在读了朱熹的书后,首先进行了“格竹”行动,但终于失败,导致他对朱熹的学说产生了怀疑。

“格物”在朱熹那里是指思想中的“物”,用现代的哲学语言来说是指(客观)事物,“物,犹事也”,指天下万事万物。而“致知”思想中的“知”,是知识的意思,“知,犹识也”,是指包括知识的“知”和道德的“识”两部分。朱熹的格物致知的途径包括直接地“接物”穷理,亦即身体力行去研究事物的规律,或间接地从书本上读书穷理,获取前人的经验和知识。

王阳明思想的“格物”之物指心之物,所谓“无心外之理,无心外之物”,在王学的体系里,一切物质化的东西都内化于心了,格物便是格心,是去恶归善,去人欲存天理。王阳明认为“知”就是“良知”,即人的良心。在王阳明的格物致知思想里,格物即是致良知,两者完全是一回事。知行合一,是王学思想的基石。

格竹子失败了,在于王阳明把探察外界误认为探讨自己内心的道德了。不过王阳明的学说还是招人喜爱,因为在王学中你能发现具有现代意义的独立的个体性的“自我”。王阳明建立王学,乃是有感于当时理学已经进入末流,乡愿之辈横行,将那个社会闹得没有天理可言。对于普通百姓而言,如何在这样一个无天理的社会中,找到个体的安身立命之所呢?王阳明的答案是“致良知”:我们只有求之于自己的良心;每个人都有良知,只要你能确保你的行为选择是具有道德意义的,你又能按你的选择去实施你的行为,你就可成为圣人。

王学还在于它强调个人的独立精神,这与宋朝兴起的“理学”是相悖的。北宋二程提出“存天理,灭人欲”,南宋朱熹更进一步,“革尽人欲,复尽天理”。朱学与王学的互相消长,关乎明清两朝的兴亡。例如,顾炎武就认为王学是明亡的罪魁祸首,“以一人而易天下,其流风至于百有馀年之久者,古有之矣,王夷甫之清谈,王介甫之新说,其在于今,则王伯安之良知是也。”

然而,就连孙中山黄兴等人均信服王阳明的学说。为什么?就在于王学体现出了“人的独立精神”,这与他们受的近代教育有很大关系。

明末清初,来华的欧洲耶稣会传教士熊明遇的《格致草》、汤若望的《坤舆格致》等书的名称就使用了“格致”一词。这是中国对“科学”这个舶来词最早的翻译。格物致知,以格物而得的知识是科学。在鸦片战争以后,依旧沿用这一称谓。中日甲午战争以前出版的许多科学书籍多冠以“格致”或“格物”之名。许多人认为,最早使用“科学”一词的学者大概是康有为。他出版的《日本书目志》中就列举了《科学入门》、《科学之原理》等书目。也有许多人认为“科学”一词是从日本传入的。辛亥革命时期,中国人使用“科学”一词的频率逐渐增多,出现了“科学”与“格致”并存的局面,新文化运动时又称为“赛先生”(science)。在中华民国时期,通过中国科学社的科学传播活动,“科学”一词才取代“格致”。

不难看出,在傅兰雅那个时代,格致一词已专指从西方传入的声、光、电、化等自然科学,盖取其穷究事物之理而获取其知识之意。傅兰雅对创办的《格致汇编》的刊名没有更多推究,在他眼里,格致仅是代表科学技术的一个词汇。他更关注的是,新的期刊要在促进探究精神的同时,努力在中国传播通俗易懂的实用科技知识。然而中国人(连那些对西洋有相当了解的中国知识分子也不例外),却要从这刊名中找出微言大意,并对这第一份科技期刊寄予厚望。与傅兰雅长期合作的徐寿在《格致汇编》创刊的第一卷上做“编序”说:

“致知格物之学乃修齐治平之初级工夫,朱子所谓推极吾之知识欲其所知无不尽,穷知事物之理欲其极处无不到也。盖人心之灵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若不因其已知之理而求其未知之理,循此而造乎其极,则必于理有未穷而于知有不尽矣。”此刊问世,“盖欲使吾华人探索底蕴,尽知理之所以然而施诸实用,吾华人固能由浅入深得其指归则受益岂能量哉。”

他把普及科学技术知识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联系了起来,而这恰恰是晚清相当一批知识分子所认定的强国之路。另一位改良主义者,曾任“出使英法义比四国大臣”的薛福成,则做了进一步分析:

“格致之学,在中国为治平之始基,在西国为富强之先导,此非内外之有所殊也。古圣人兴物以前民用、智者创、巧者述,举凡作车行陆、做舟行水、作弧矢之利以威天下者,皆凭实事以致用,而非虚构其理也。特中国儒先耻言功利,不如西人之矜言创造、夸多斗异尔。方今海宇承平,中外辑睦,通使聘问,不绝于道。西国之讨论中华经史者不乏其人,而吾儒亦渐习彼天文地舆器数之学。涉其藩,若浩博无涯;究其奥,则于古圣人作述之原,未尝不有所见焉。盖一物不知,儒者所耻也,甚哉格致之功之不可不穷其流也如此……中国数千年以来,材智迭兴,故未尝无好学深思之士,造乎其极者。第自冬官一书既佚,而操艺者师心自用,擅其片长,以眩于世,学士大夫又鄙弃工艺而不屑道,而古先圣哲所作述之绝学遂亡。讵知西国之人,研之至精,不懈益虔,殚亿兆人之智力,潜窥造化之灵机,奋志经营竞奇争胜,日臻富强,遂以雄视宇宙。”(《格致汇编》第五年第一卷)

傅兰雅因有在东西方生活的切身体会,故能对双方文化作比较。他认为中国传统文化“耻言功利”“鄙弃工艺”,致使古已有之的格致绝学消亡;而西方人“矜言创造,夸多斗异”,加之“研之至精”,“奋志经营”,因而“日臻富强”“雄视宇宙”。有了这样的体会,他特别希望中国发展科技,以此强国。现在傅兰雅以一介西士,“不殚采辑之烦,译述之苦”,出版科技期刊,进行科学普及,用心“可谓勤且挚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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