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学森，中国的航天之父，1955年9月回国，受总理之命，1956年2月向中央军委提交了《建立我国国防航空工业意见书》，那一年钱学森45岁，“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

钱学森回国的60年之后，中国的女药学家屠呦呦，因为1970年代发现了治疗疟疾的新疗法，分享了2015年诺贝尔化学或生理学奖。正是“呦呦鹿鸣，食野之蒿”，屠先生发现青蒿素，是她生的就对头。也有人说屠是承上启下，这上面的人就是余亚纲，屠先生小组里曾经的同事，在他发现青蒿素对疟疾有疗效后不久，因另有任命，与诺奖擦肩而过。

余亚纲，研究员，男，1931年9月出生，北京人，屠呦呦的校友，1956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医学院药学系，曾任职于中国中医研究院中药研究所，及国家医药监督管理局药品审评中心。长期从事中药及天然药物研究及新药审评工作。。。业余的代表作有《生命三元论》、《中华医药文化的超前科学行为》。。。

从科学史来看，有余这样经历的人何其多。比如，在郝博文里提到与2008年诺贝尔化学奖有关的沙尔菲之悲惨故事；再有，1956年诺贝尔物理学奖颁给了肖克利，巴丁，布拉坦，因为他们在晶体管上的发明，而在1925年，普朗克的学生 J.E. Lilienfeld 已经预言了结型场效应晶体管，并申报了专利，但诺奖没他啥事。

生为他人做嫁衣，死为他人做纸马，何日谴冯唐？

与青蒿素不得不说再见的余亚纲，历史已经不会给他第二次发现青蒿素的机会。1970年底，余亚纲被调离，分配到气管炎医疗队，曾到黑龙江伊春进行相应的研究工作。这一次上帝给余亚纲另外一次机会，此后他有机会研究同为黑龙江地方病的克山病。

公元1075年，40岁的才子苏轼被贬到密州（今山东诸城）任知州，一日围猎，借一首《江城子》，抒发“少年狂”之胸怀，期盼圣上谴“冯唐”（见注1），对自己委以重任，赴边疆抗敌。

也是在壮年的余亚纲，1987年，向钱学森发出一封“求救信”，这共和国两弹一星的功臣钱学森就是他的“冯唐”。余在信中说到了什么，这可从钱学森的回信（先后有两封回信，都是谈及余的文章内容和发表的期刊）中看出来，信的来源见注2

余的文章内容是考察“地球自转、地壳运动、克山病”的关系。钱的建议是：

1）科学研究必须证实，不能凭空想。

2）借恩格斯的话，表明：科学要从事实出发，并且最终要接受事实的检验，不然再“言之成理”也是空的。

3）方法上的建议：找地学家问问，用余的预言去检验克山病的发生。

4）最后批评了“数术学”，那不是科学，是唯心主义的把戏。

从钱的以上建议，我们可以推断他对那些“气功大师”、“人体科学”的实际态度，那就是他主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这样的标准下，试问哪一个大师能存活到今天。

从余发表的其他文章里，可以看到他深谙“反馈”之道，而后者是控制理论的核心，比如在余的文章里，有这样反馈结构

来自余的“略论中医药学术方法——中医药的现代科学定位”2003年，中国中医基础杂志

可见自控理论在哲学上，和主张“天地人合一”的中医多少有些“共同语言”，这也是余为什么给钱写信的部分原因吧，嘿嘿。

对于钱的是是非非，时常有人提到他的“亩产万金”以及对人体科学的支持。比如，指责前者是政治献媚，而后者是“科学家的盲区”。这些饱受非议的事情，被“敌对势力”称为“钱学森现象”。

我们从以上钱写给余的信中，可以看出：就是在遍地是大师的年代里，钱也是秉持“科学研究必须证实，不能凭空想”的态度，这就够了。

今年是钱学森回国60周年，钱学森回国之时，中国人航天事业腾飞之始。

注1：百度在介绍苏轼的这首词时，提到背景如下：汉文帝时，魏尚为云中（汉时的郡名，在今内蒙古自治区托克托县一带，包括山西西北部分地区）太守。他爱惜士卒，优待军吏，匈奴远避。匈奴曾一度来犯，魏尚亲率车骑出击，所杀甚众。后因报功文书上所载杀敌的数字与实际不合（虚报了六个），被削职。经冯唐代为辨白后，认为判的过重，文帝就派冯唐“持节”（带着传达圣旨的符节）去赦免魏尚的罪，让魏尚仍然担任云中郡太守。苏轼此时因政治上处境不好，调密州太守，故以魏尚自许，希望能得到朝廷的信任。 

注2：钱的这封信来自：《钱学森书信 4》 1987.8-1989.7，涂元季主编，北京：国防工业出版社，2007.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