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61年的新书《美国假新闻指南》（A Guide to Pseudo-Events in America）中，DanielBoorstin把在科学，技术和社会科学领域勇敢的创新者描述为在“我们不能理解的”“昏暗”处工作的人。这种情况在今天更真实不过了。考虑下干细胞的研究进展或者有关蛋白酶为什么在癌细胞中发生错误的研究就知道了。尽管科学的本质是复杂的，但是公众对科学信息的兴趣一直在持续，使得作为科学解释者的记者们更加重要和关键。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转向新闻媒体寻求有关健康和其他科学议题的相关信息。实际上，在健康科学领域，很多人把新闻媒体当成有关健康话题和健康问题的首要信息来源。

记者的主要作用向需要获取信息的公众找到并传播这些信息。为了向公众提供科学信息，他们必须拥有可靠且可信的科学家群体。换句话说，科学记者需要有科学家作为信源。

以前的研究和坊间证据探讨的科学家-记者关系描述了二者之间不和谐的画面。而目前的情况是存在着一些障碍妨碍了科学家参与公众传播。

几十年来，记者们考虑最多的是科学家的工作过于复杂且难以想受众“翻译”。另外一方面，科学家也认为记者们无关紧要。新闻媒体并不被认为是专业的科学文化的一个因素，所以科学家们认为协助记者的工作是不必要的—如果不会损害他们职业声誉的话。

虽然一些人仍然认为二者的互动是负面的，但是传播学者和其他研究人员认为很多科学家和记者的关系与以往相比是合作导向的。

实际上，过去的30年里，二者的互动在持续地增加。很多国家也出台了措施来改善科学-社会关系，这种举措通常是有各种专业团体发起并赞助的。这些年来媒体中科学相关内容的数量在持续地增加，科学新闻也成为新闻职业中一个重要的分支。很多大学也提供了科学写作课程，一些对科学传播感兴趣的学生也纷纷注册这类特殊的课程。当前，科学和健康报道是新闻中的一个最让人兴奋且持续增加的“生态位”—科学记者到处旅行，会见高智商的人才，对各种新的发展进行报道。

与此同时，更多的大学也为公共教育和科学活动专业的学生提供相关课程。这些课程旨在帮助未来的科学家许慧更有效地与记者和公众交流互动。这些培训课程包括如何与新闻媒体合作。

改善科学家和记者交流的一些努力看来是物超所值的。记者和科学家越来越通力合作，并且这种合作越来越被认为能获得积极的评价。比如，一些国家的生物医学研究人员说他们与新闻媒体的合作在过去几年来明显地增加。相对于消极的观点来说，很多科学家也把他们与媒体的合作看作是积极的。

尽管有了这些进步，很多新闻系学生还不太愿意在科学传播领域谋求职业。毕竟，精确且详尽地报道科学是一项复杂的事业。显然，像技巧娴熟的科学家一样，技巧娴熟的记者也需要培训，支持和激励。为了精确且详尽地报道科学，记者必须知道哪里找到信源，并且在把科学家当作信源的时候必须理解其中的关键议题。1982年，Sharon Dunwoody在一本书的一个章节（作为信源的科学家）中对典型的科学家信源进行了描绘。现在看来是对这种写照进行重新考察并更新的时候了。

找到科学家

知道科学家在哪里工作是重要的，因为这会影响他是否能被新闻媒体访问到；不同的机构在媒体采访方面有不同的政策。知道这些信息有助于为记者了解这些研究是如何被资助的而提供关键信息，进而透漏出资助机构的一些议程。

科学家很少有为自己工作的。实际上，大多数工作都是在组织内完成的：大学，私人公司，政府实验室。私人公司在信息保护方面及其严格。很多就职于企业的科学家认为他们与其他公司就职的或者与公众可以分享的信息量是十分有限的。这种动力机制会阻碍科学家和记者之间的信息交流。

以前的研究表明当信息从企业科学家那里流向新闻媒体的时候，记者们也倾向于忽略这些信息。70年代末，一些英国研究人员就科学记者对哪些流向他们的信息在媒体上进行报道做了研究。结果让人大吃一惊。虽然科学记者桌面上的大多数信息来自于产业界，只有一小部分被用在了媒体报道上。换句话说，只有一小部分企业科学家提供的信息最终出现在了纸媒或者广播媒体上。这可能会让那些试图让自己组织的“新闻”卖出去的公关关系人员感到沮丧，但是记者们只是正当地对这些“信息补偿”保持怀疑，并且他们一般会寻求其他的信源来验证这些信息的正当性。

不幸的是，有些指标显示当前的新闻媒体过于依赖企业和产业提供的新闻材料。一些人担心科学新闻越来越被写的很好的新闻通稿直接“灌输”给媒体。也有人担心这种实践会减少记者亲自操刀撰写新闻的可能性，而把这项工作交给了撰写新闻通稿的人。在某些情况下，新闻报道和新闻通稿之间的界限模糊起来了，记者们偶尔直接在其新闻报道中摘抄新闻通稿，而没有直接的信源。其他记者可能会认为企业或者产业界发布的新闻通稿是公共关系试图控制新闻报道的一种做法，因而避免会避免逐字逐句地采用。

有人认为出现这个问题的部分原因在于力量的均势出现了偏移。制度化的宣传手法越来越高端，同时新闻编辑部则在压缩其全职的科学记者。科学记者彰显了科研机构对新闻媒体进行塑造的权利以及他们在提供“均衡性”报道方面自身的伦理责任之间的张力。

有关大学开展商业赞助研究的诚实性的问题也在不断上升。2006年3月，《大西洋月刊》上一篇题为《The Kept University》的文章探讨了这个问题。该文认为大学本身越来越像盈利性企业，而非高等教育的机构。有关药物的企业赞助的研究与独立研究之间的不同作证了这个主张。作者在报告中认为医药企业支持的研究更可能会报道那些对企业有利的研究成果。

因为科学被认为既是客观事实，又能满足社会的利益，因而记者也许很少会问到其科学信源的动机。一些研究人员建议记者应该问他们自己同样关键的问题，即其他媒体报道的补偿性科学新闻，比如政治报道。

科学家的类型

过去50年来，社会科学家一直是记者的科学信息的信源。研究表明更多的社会科学家，而不是物理学家或者生物学家，在媒体报道中出任信源。社会科学家作为信源的流行可以追溯到记者的报道类型，即主要是广泛的社会议题而不是单一的个人议题或者事件。逐渐地，科学家充当起了研究机构之外的知识、政治和行政决策以及其他事件的专家渠道。因为研究人员对社会和政治话题评论越多，社会科学家出现在媒体报道上的频率会越多—虽然自然科学家偶尔会被邀请对当前的议题进行评论。

有些人认为媒体中科学家出任专家的趋势越来越强是60年代主导的实证主义科学范式的直接后果，该范式要求在事实和价值判断之间有明确的区分。可以认为，这种变迁扩大了任何专家都可以进行评论的话题的范围，同时也确保这个专家之所以成为专家也在这样做。虽然越来越多的科学家认为他们有资格对广泛的议题进行评论，同时越来越多的记者也为科学家提供这种机会，包括给社会科学家。这是否是一个问题要取决于人们在社会中科学家的看法—单一领域的专家还是公知。

很多编辑和新闻主任喜欢社会科学，因为他们认为读者会发现这些报道具有参与感—很容易和读者的日常生活关联起来。至于事关人类利益的题材或者其他以个人经历为特色的新闻题材，编辑和新闻主任也认为相对于自然科学的报道来说，社会科学方面的报道更容易理解。尽管一些学者警告说这种假设是误导性的，这会是编辑被要求进行更多的社会科学报道的动机。

公信力

随着媒体科学报道的增肌，在提供可靠的信息和观点方面该信任谁的问题也摆在了记者面前。很多研究人员发现了对专家信任的下降这一自相矛盾的情况，而同时西方社会却在大量地采用专业知识。如前所述，从实证主义科学范式向事实与其他判断更少区分的转移会导致信源—包括科学家和社会科学家—对更广泛的议题进行评论。

记者求助于科学家是处于多方面的原因：提供事实，增加可信性，展示客观性。对专业知识和新闻的研究发现专家渠道的资格和资历是影响为什么选择某个特定信源的重要因素。有些学者认为记者的渠道选择是基于某个科学家的名声和资历的，这对增加论述的权重会有影响，同时会影响某个事件如何被解读，以及对未来讨论议程进行控制。此外，其他学者也注意到，不仅是资历，而且还是合适的资历对记者来说也是最重要的。即使年轻的知名度不高的科学家愿意与记者进行交流互动，但是有头有脸的、隶属于某机构的专家还是会被当作信源。为了保证公信力，新闻文化认为只有“大牛”才可以成为专家。

研究表明记者对科学共同体内知名科学家的工作会给予更多的考虑，而不是那些处于边缘或者少数科学的工作。其中的一种解释是记者对信源的依赖性很强，他们不愿意通过转向与信源意见不一的科学家而显得疏远了其信源。一些科学记者开始像他们的传统信源那样去想问题，认为主流之外的科学家是不值得媒体关注的。虽然记者可能会认为这种做法会增加其报道的公信力，不幸的是，这也意味着少数的精英控制了流向公众的信息。

一些记者会让科学家们对立起来，很多时候也不提供有关不同意见原因的情境。通常记者们避而不谈冲突意见的相对接受程度。这种做法使得科学看起来比科学家所认为的样子更具争议且更不确定。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气候变化的争论。有些人认为一小撮边缘科学家（很多得到了产业的资助且被认为是对争议的产生具有重要作用）被摆在了主流的可信的科学家同等地位上。还有人认为在社会上重要且在经济上持续的议题，比如气候变化，可能特别倾向于采取这种报道类型。

科学家作为渠道的组合画像仍在持续。他可能是一个知名的科学家，曾经被媒体采访过，可能还不止一次。很可能的是他是一个为政府机构或者大学工作的社会科学家，他对其他议题而非自己的研究工作进行评论。

最后，对科学、健康、环境和技术进行报道的记者认为知道渠道新闻和其他信息的来源是重要的。很多科学记者建议设立一个科学家的名单表。建立这种关系会花费时间，但是最后却是会十分有价值，记者们说。同时，对于那些想报道科学的记者来说，做一些家庭作业也是必要的。这意味着要对报道的科学领域有所了解，并且对要采访的科学家的领域收集一些背景材料，包括查阅一下这些研究是如何被资助的。

随着全球性的新闻编辑部的经费压缩，记者们报道新闻的时间也在减少。当前的媒体商业模式让记者们疲于奔命，即给记者赋予更多的工作并减少其对某一话题进行有意义的思索的时间。这种模式对于大多数能够建立多元的科学渠道的科学记者来说不是好事情，对于能够找到充足的、重要的科学知识的记者来说同样不是好事情。科学记者必须尽全力克服这种障碍，如果他们想为公众呈现精确的信息的话。

（编译自Encyclopedia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ommunic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