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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代英雄，旷世人杰 （Z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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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代英雄 旷世人杰
作者：四海梧林生
转载按：这是我前几年在网上看见后保存下来的。来源已找不到了。 本文作者高度评价了曹操一生的贡献。
“龙能大能小，能升能隐，大则兴云吐雾，小则隐芥藏形，升则飞腾于宇宙之间，隐则潜伏于波涛之内。方今春深，龙乘时变化，犹人得志，而纵横四海。龙之为物，可比世之英雄”。（《三国演义》第二十一回）。这说明英雄都有鸿鹄之志，要一飞冲天。当他们得势时，大有“喑呜则山岳崩摧，叱咤则风云变色”之概，待其失败时，亦往往能卧薪尝胆，生聚教训，取得化弱为强，转败为胜的功绩。
俗话说：“时势造英雄，乱世出英雄”。在我国漫长的古代军事史上，有两个最光辉的历史时期――春秋战国时期和三国时期。这两个时期都是诸侯割据，军阀争雄，天下大乱的时代。在军阀争雄的战争角逐中，浪起滔翻，必然会涌现出一大批能军治国的人才。象春秋战国时期的孙武、吴起、管仲、乐毅、司马穰苴、孙膑等人，三国时期的曹操、诸葛亮、刘备、孙权、周瑜、司马懿等，都是风云际遇，大显身手，各自都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史迹。正是“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而数三国时期的英雄人物当首推曹操曹孟德。“夫英雄者，胸怀大志，腹有良谋，有包藏宇宙之机，吞吐天地之志者也，今天下英雄，惟使君与操耳。” （《三国演义》第二十一回）。不错，曹操的确可以称得上是三国时期的一代英雄，旷世人杰。他生当汉末乱世，东征西伐，位至魏王；他胸藏治国安邦之道，怀富经天纬地之才，在军阀争雄的纷纭斗争中，总是立于不败之地；他知人善用，宽宏大度，呕心呖血为子孙创下魏国基业；他求贤若渴，体恤人民，使遭受严重破坏的北方经济迅速恢复；他登高必赋，开一代诗风，称得上“改造文章的祖师”（鲁迅语）；音乐可与蔡邕媲美，围棋可与王九真对阵，书法可与崔瑗相埒……人们千百年来无论怎样赞颂或诋毁，都无法否认他作为一代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和诗人的存在。
一、演义误导，错遭否定；
尊重史实，还其真身。
众所周知，人们对祖国古代历史的了解，以三国史为最多，但人们的这种知识不完全是从历史书中得来的，很多是从小说《三国演义》及有关的戏曲中得来的，因此不免有些与历史实际不相符的地方。《三国演义》的作者罗贯中在封建正统思想的影响下选择了“尊刘抑曹”的思想倾向来指导写作。因此作者对曹操极力揭露、鞭挞，对刘备尽心美化、颂扬，甚至虚构、编撰了许多与史实不同的故事、语言来为之服务。而后在清康熙年间，由毛宗岗父子修订加工后的《三国演义》更是变成了宣传封建道德思想和维护封建统治阶级利益的代言品。书中鼓吹封建常纲伦理和宿命论思想。认为“刘家天下”就只有由刘备来“正位续大统”，才是“天命所归”、合理合法的。企图以此来教化百姓驯服，进行愚民政策，维护清朝的封建统治，其用心是显而易见的。但他却忘记了 “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也，惟有德者居之”这句千古圣言。
然而，现今在我们生活中流传的《三国演义》均是由毛氏所增删润饰过的本子。因此，在封建正统思想的影响下，在旧小说、旧戏剧的歪曲宣传和误导下，人们往往把曹操当成篡汉奸臣，加以否定，不能正确地评价他，给他应有的历史地位。正像鲁迅所指出的那样：“我们讲到曹操，很容易就联想起《三国志演义》，更而想起戏台上那一位花面的奸臣，但这不是观察曹操的真正方法……其实，曹操是一个很有本事的人，至少是一个英雄。” （《鲁迅全集》第三卷1956年版）。又如《三国志》作者陈寿对曹操评论说：“明察秋毫，谋略出众，真可谓非常之人，超世之杰。”
当然，《三国演义》是一部历史小说，作为文学作品，是可以而且应该虚构一些情节来使事情更加具体，人物更加典型，起着文学作品应该起的作用。但历史小说毕竟与历史著作不同，我们今天了解三国的历史，评价三国人物的历史作用，不应该根据《三国演义》，而应该主要根据陈寿的《三国志》（包括裴松之的注）以及其它有关史籍，从中了解三国历史的发展规律，正确评价曹操的功过是非，从其身上找到学习和借鉴之处。这对于我们如何在当今这样一个国际间政治、经济、军事、科技及文化都日益竟争激烈的复杂环境中能始终应付自如，立于不败之地，会有极为重要的参考价值的。
作为一个历史辩证唯物主义者，我们可以看出三国史就是一场封建统治者之间的斗争史，而曹操作为封建统治者中的一员和一位政治家，由于时代的局限和阶级的局限，决定了其为实现王图霸业，对阻碍他的人采取了权诈、杀戮的手段。尤其是到了晚年，失去了年青时的豪气与豁达，猜忌骄横，使得一些像华陀、荀 、崔琰这样的优秀人才被杀。但我们评价一个人，当看其主流大节如何，而不应该抓住其一时一事不放。毛泽东同志说得好： “看一个人不应看他的一时一事，而且要看这个人的全部历史和全部工作，这才是识别一个人的主要方法。”
况且这些不足是古代任何志图王业者所共有的特性，我们暂且不说各代帝王的权诈事例，那实在是数不胜数。我们只说《三国演义》的作者所正面肯定的刘备，实际上也是一个居心叵测的阴谋家。白门楼斩吕布时故作沉思，煮酒论英雄时假托闻雷失箸，甚至在赵云面前掷阿斗于地，临死叫诸葛亮“可自为成都之主”，都表现了刘备的阴险虚伪。而只顾私义，不审时势，不重大局，仓促伐吴，以至 亭惨败，将七十五万大军白白送入虎口，则使得人口有限、地盘窄小、经济凋弊的益州元气大伤，愈渐贫脊，百姓生活愈加困苦。这亦反映了其所谓的“仁义”不过是对兄弟亲人的小仁小义，而非事事以天下苍生为重的大仁大义。
而曹操则是封建统治者中较开明的一个，他采取了压制豪强，对农民让步的政策，限制土地兼并，这在客观上都起到打击士族地主，恢复经济生产，安定人民的进步作用。而作为一个杰出的政治家，他又使得海内归心，北方统一，这些在下文均有论述。所以，主观曹操一生所作所为，是绝对配得上英雄人杰这四个字的。
二、少年曹操，聪明机智；
勤奋好学；志向远大。
曹操（公元155-220年），字孟德，又名吉利，?小名阿瞒，沛国谯县（今安徽亳县）人，是西汉相国曹参的后代。汉恒帝时，曹腾当中常侍大长秋，被封为费亭侯。曹腾死后，养子曹嵩继承了爵位，官做到太尉。曹嵩生曹操。
出身于这样显赫家庭的曹操表面上看与众多纨绔子弟一样，整日游手好闲，放荡不羁，但实际上他十分机警、智勇、又善于权变。正如陈寿所说：“太祖少时机灵聪明，有应变的智谋，但好负气仗义，任性放纵……”（《三国志－武帝纪》）。最能体现曹操青少年时临危不惧，随机就变本领的是众人皆知的“孟德献刀”一事，可惜史册上并无此记载，但南朝梁代殷芸的《小说》中记有一事可示一斑：“魏武（曹操）少时，常与袁绍好为游侠，观人新婚，因潜入主人园中，夜叫乎云：‘有偷儿至’。庐中人皆出观，帝（曹操）抽刃劫新妇，与绍还出，失道，坠枳棘中，绍不能动，帝复大呼：‘偷儿今在此！’绍惶迫，自掷出，俱免。”由此可见曹操从小就非常机智且善于应变。
凡成大功者，须冒大风险，而行动于风险中，对突然来临的危机，各种意外的情况，需要你在十分之一秒内作出抉择和反应，改变原来的行动方向，这确实是一件不易的事。在这种形势下，若能泰然自若，顺情变意，从急中生出智来，就可能化险为夷，转危为安。否则，稍有差迟，就会前功尽弃，胜利和成功的希望都将成为泡影。再纵观曹操一生用兵、遣将、施术，确实可称得上是一个机智善变的人物。
被称为“治世之能臣”的曹操为了改变东汉末年混乱的局面，他博览群书以丰富自己的知识，尤其喜爱兵书战策，他广泛搜罗并抄录了诸家兵法，择其精要，汇辑成册，题为《接要》，同时还为《孙武子》（即《孙子兵法十三篇》）作了注。正因为其青少年时期的勤奋好学，使其熟读兵书战策，深晓用军之理。所以在以后的征战生涯中，他“统御海内，兼灭群雄，其行军用师，大抵依据孙武、白起的兵法，根据实际情况，制定策略，变化莫测，每战必克。“（王敦《魏书－武帝纪》）。他还根据自己的行军作战体会，撰写了《续孙子兵法二卷》，此注经过不断充实，曾传于世，但今已失传了。这些都为曹操成为一个伟大的军事家作了理论上的准备。
曹操少年时就有治世的志向，在登泰山时，曾写下这样的诗句：“不戚年往，忧世不治。存亡有命，虑之为蚩。” （《秋胡行－愿登》）。这表明了曹操忧国忧民，想要改变当时混乱格局，安邦治国的雄心大志。为了登上仕途，实现自己的抱负，他很注重和名士的交往，当时梁国桥玄、南阳何 ，还有王僬，李瓒等大名士就觉得他很不平凡且非常赏识他。桥玄曾赞扬曹操说：“天下将乱，没有经邦济世的才能是不能扭转局面的，能够安定天下的，看来就是你了。”（陈寿《三国志－武帝纪》），他还鼓励曹操说：“你要好好努力，我已经老了，愿意把妻子儿女托付给你。”由此可见当时一些有识之士都很看重曹操，并把他当作挽救天下危亡的英雄。而曹操后来也不负众望，成为三国时期的叱咤风云第一人，安定了北方，后代又继而统一全国，完成了其少年壮志，毕生梦想。
三、以法治世，雄才展现；
清正廉洁，节俭抑奢。
曹操一生以法治世，赏罚严明，提倡廉俭，敢于直言上书，不与权贵豪强同流合污。现举数例以为证：一七四年（熹平三年），刚满二十岁的曹操以孝廉的身份被推举为朗，做了洛阳北部尉，踏上了仕途。尉的官职虽然比县令还要低，仅负责洛阳城北部的治安，但他却不以官卑位小为意，执法可很认真。洛阳是首都，天子脚下，权贵又多，很不易治理。然而曹操一上任，便修缮了他所管辖的四道城门，并在衙门左右各悬五色大棒十余根，申明禁令，凡有违犯者不避豪强权贵，一律用五色棒打死。宦官蹇硕的叔父依仗侄子的权势，违禁夜行，被曹操棒杀，于是“京师敛迹，莫敢犯者”，治安情况大为好转，这说明曹操虽然出身于官宦人家，但对宦官专权，胡作非为，横行不法的现象深为痛恶，初上政坛，就表现了他的才干和勇气。
由于与宦官集团公开作对，不久曹操就被免职了，直到一年后，朝廷才以曹操“能明古学，才堪大用”（裴松之语）再度起用为议朗，他不顾个人安危，数次上书大谈政策的弊端乃在于宦官与外戚专权，灵帝置之不理。忧国忧民、敢于上书而又不被采纳的曹操对汉室的前景深为忧虑。
一八四年，曹操因战功卓著升任济南相，他怀着治世救国的理想，做一个封国的长官，很想有点作为。他一上任就大量裁撤贪官污吏，焚毁祠堂、禁绝泛滥成灾的祭祀活动，几把火烧得济南“上下清平，政教大行”（裴松之语）这一系列行动，充分显示了他治国安邦的才干，也反映了他的政治理想与主张。在这里，他写下了蓍名的诗篇《对酒》，热情地描述了官吏忠良，人民勤劳、国家昌盛、有礼有法的太平盛世。但汉帝国却越来越乱，权臣专朝，贵戚横恣。曹操既不愿意违背自己的志向 ，去迎合权贵，而在这种情况下要想治国安邦又是根本不可能的，于是他索性辞官回乡去了。
曹操就是这样坚志守节，不与权贵附和相随。他一不靠巴结，二不靠关系，只靠自己的才华和能力，以拓展前程。复任议郎，是第一个明证；立军功而升任济南相，更是一次大的成功。曹操一生采用申不豁、商鞅的治国方法，以法治民，民生安定；以法治军，军纪严明，充分现示了其安邦定国的经天纬地之才。
曹操平生还提倡节俭，反对奢华、厚葬。直到他临死前还遗令说：“天下还没有安定，不宜拘守古礼。安葬完毕，大家就脱掉丧服，带兵驻防的将官，不得擅离营屯，各级官吏，都要各尽职守。入敛时只用平时穿的衣服，不得用金银珍宝来陪葬。”（《魏书－武帝纪》）由于曹操的提倡且身体力行，一时造就了一种节俭的风气。有的官吏穿了新衣坐了好车，就有舆论说其不廉洁。这使得过去那种奢侈淫佚的风气有了一定改变，对社会起了积极作用。
四、求贤若渴；宽宏大度；
知人善用；犹过武侯。
在封建社会，凡有霸王之志的英雄，如果没有一批忠实而智勇双全的人才，那么在群雄逐鹿的竞争中就必然失败。把聚揽人才，扩充自己实力，看作是决定竞争胜败的直接因素，在这一点上，曹操诚属富有清醒头脑的政治家、军事家。据史载，曹操曾三次下令，公开向天下求贤，在公元二一０年春天发布《求贤令》中，他指出：“自古受命及中兴之君，曷尝不得贤人君子与之共治天下者乎！……今天下尚未定，此特求贤之急时也……若必廉士而后可用，则齐桓其何以霸世！……唯才是举，吾得而用之”。在公元二一四年冬他又发布《敕有司取士毋废偏短令》指出“有才能的人虽然有短处，但依然要予以重用”的思想。公元二一七年他还发布了《举贤勿拘品行令》，公开提出了要选用“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的人做官。他一而再，再而三地强调唯才是举，打破了东汉末年以封建道德、家世出身（即“经明行修”）为仕进标准的传统，这对封建道德观念也是一次巨大的冲击。其目的就在于打破士族门第的限制，大力进用寒人，从各阶层提拔人才。这样就抑制了士族地主的特权，而扩大了非士族地主阶层的势力。其结果就使得天下英雄豪杰无不趋之若鹜，形成了以曹操这个英雄人杰为核心的人才群落：文有荀 、荀攸、郭嘉、程昱、武有典韦、许褚、徐晃、张辽等等。其帐下始终谋士如云，战将如林，这为他在争霸天下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正如晋人王沈在《魏书》中评论曹操说：“知人善察，拔于禁、乐进于行阵之间，取张辽、徐晃于亡虏之中，他们后来都立下了不少战功，被列为名将；其余从下层选拔人才，登为州牧郡守的，不可胜数。”
凡是有大作为的人都有大的度量，干成大事业者必有大的胸怀，千古风流，无不如此。曹操当然也不例外，例如不计私仇收张绣：当日皖城之战，张绣率军杀死了曹操的长子曹昂、侄子曹安民和爱将典韦，曹操自己也被流矢所中险些丧命。后来张绣听从贾诩劝告投靠了曹操。曹操热烈欢迎他到来，不仅未报杀子之仇，而且还同其结成儿女亲家，并拜他为扬武将军。张绣十分感动，在后来的作战中为曹操统一北方建立了汗马功劳。
又如官渡之战胜利后，曹操缴获了一批袁绍的书信，其中有不少是许昌和曹军中人士暗中与袁绍往来的信件。有人建议要严加追查，曹操不同意：“那时袁绍很强大，我都不能自保，何况他人。”他当众烧掉全部信件，解除了有关人员的疑惧。这些都充分显示了曹操作为一个政治家“克制感情，不计私仇”（陈寿语）的宽阔胸怀，他的官渡焚书，不但安定了人心，防止了人才损失，而且使写信者愈加佩服曹操的威德，效忠曹操。这样，一批被免去追查的人才所激励出的新能量，要比原来大得多，况且自古燕赵多智士，曹操烧密书赢得了礼贤下士的美名，必然会引起河北人士的向往，而后来“士长于略者，相踵而至”的事实也证明了这点。此外，可以看出曹操的举动丝毫没有两面派的痕迹。他得到密信后，一眼未看就下信全部烧毁，并对写信人作了具体地、历史地、实事求是地分析，可见没有伙后算帐，待“狡兔死”再“猎犬烹”的打算，充分体现出政治家的博大胸怀。由此想到，一个领导者如果心胸狭窄、鼠目寸光，为一点区区小事就不能容人而打内战；发现部下有一点与自己不一致的地方就使出一套整人的权术，其结果必然忘记战略目标，做出许多使亲者痛仇者快的事，这种鸡肠小肚之人是不能成就大事的。
从真实史料来看，作为军事统帅的曹操在辨才用人方面，可以说高出孔明之上。每一次作战，不论是守关还是夺寨，曹操一般能够做到择人任势，调度得当。这就非常有利于争取主动，夺得胜利，其中，张辽、李典、乐进三将军守合淝，就是曹操知人善任的典型一例。
公元一二五年，曹操征讨汉中的张鲁，孙权乘机率领十万大军攻下皖城，直逼合淝。而张辽、李典、乐进由于平时 “皆素不睦”，在破敌决策上意见不一，在此危急时刻，曹操使人送来一密帖，内书：“若孙权至者，张、李将军出战，乐将军守城，勿得与战。”（《三国志－张辽传》）由此才引出了三将军同心协力守合淝，张辽威震逍遥津这场雄壮的战争活剧。
按理说曹操饱读兵书，应深知“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用兵思想，但由于他对这三位将军的作战能力、用兵特点及性格修养都了如指掌，所以已预料到合淝前线三将无法统一认识，形势危难，于是一封密帖送到，问题便迎刃而解了。结果也正如曹操所料。阅过密帖后，张辽坚决执行曹操以攻为守的指令，要亲自出击，决一死战，表现出宽广的胸怀，豪迈的气概。李典起初沉默后被张辽的行为所感动，表示愿听指挥，放弃私怨。而乐进本来是个模棱两可的角色，他对张辽、李典都不敢得罪，并有点怯战的思想。由于张辽的积极主动，使三人变成了一个团结对敌的整体。可既然三位将军“素皆不睦”，那么当初曹操为何还留他们三人一块守合淝呢？对此，后人孙盛解释道：“夫兵，诡道也。至于合淝之守，悬弱无援，专任勇者，则好战生患；专任怯者，则惧心难保。且彼众我寡，众者必贪惰；我以致命之师击贪惰之卒，其势必胜。”可见，张、李、乐三人虽不和，但他们的性格可以互相补充，一旦团结起来，就会形成一个最佳的指挥结构。这正反映了曹操知人善任，择人任势的能力，也体现了曹操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的能力。
是啊！曹操的求贤若渴、宽宏大度、知人善用充分体现了他诚心爱才、惜才、重才而又讲究选才、用才、育才的待才之道。在这点上，他确实要比诸葛亮高明。孔明在用人选才方面最大不足，首先表现在他识别、选拔人才上存在着偏见。他用人总是“察之密、待之严，要求人皆完人。然而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对于一些确有特长，又有缺点的人往往“加意收录，而固不任之”。例如对于魏延这样一个长于奇谋的人才，却总抓住其 “不肯下人”的缺点，始终用而不信，甚至疑其有反心；又如对于刘封这员勇将，却认为他“刚猛难制”劝刘备因其上庸之败而趁机除之；再如马谡原是一位既有所长（在开发西南时，他提出的“攻心为上，攻城为下”的建议就颇有战略眼光），也有所短的人才，而孔明对其先是用之不当，失街亭后又挥泪将其斩首。正因为孔明这种求全责备的用人选才思想，使得在有生之年其未能培养出一名能继承自己事业的接班人。宋代著名文学家苏洵曾在一篇《管仲论》中说到：“齐之治也，吾不曰管仲，而曰鲍叔（因为是他向齐恒公推荐了管仲）；及其乱也，吾不曰竖刁、易牙、开方（都是乱臣贼子）；而曰管仲（他生前没有除掉上述乱臣，没有及早向齐恒人推荐得力可靠的接班人）”这段话充分说明了举贤荐能对于治理国家的重要意义。由此我们可以说，西蜀的覆灭与诸葛亮生前在培养、使用人才方面的失误有着直接联系。其次，孔明生前出将入相，内政军戎“事必躬亲”，“罚二十以上必亲理”，不仅自己被弄得“食少事烦”，忙得吐血，而且这种包办代替的做法，也影响了接班人的锻炼成长，不利于他们经风雨，见世面，这些做法都使得武侯治蜀时西蜀的人才寥若晨星，日渐凋零；而至曹魏向西蜀发动全面进攻时，仅剩下姜维一人东遮西挡，无力回天了。王夫之一针见血地指出：“巴蜀、汉中之地隘矣，其人寡，则其贤亦仅矣。故蒋琬死，费祎刺，而蜀汉无人。”（《读通鉴论》）
有比较才有鉴别，与诸葛亮的“求全责备”思想不同的是，曹操深知“大用者不务细行”的道理，始终是“用能人而不用完人”，对一些确有特长，又有棱角的雄才，往往驾驭得法，处之有当，这“要用能人而不用完人”的思想与我们当今的人才管理方法不谋而合，对我们很有借鉴意义。此外，曹操还放手使用年轻人，将他们委以重任。正是曹操这样推心以待智谋之士，所以他当权时，身边聚集着荀 、郭嘉、荀攸、贾诩、程昱等一个人才群体；他死后，后代尊循他的用人制度，又出现了司马懿、陈群、邓艾、钟会、羊祜等一群深藏韬略的智囊人物。为此，王夫之曾评价说：“魏足智谋之士，昏主用之而不危。”亦如曹操自己所言：“吾任天下之智力，以道御之，则无所不可。”历史再一次证明了他的预言。正是曹操的爱才用才，使其无往不胜，真是“得士者昌，失士者亡”啊！
五、重视农业，体恤人民，
屯田水利，恢复经济。
在汉末群雄中，曹操是少数几个较同情民间疾苦的领袖。面对老百姓遭受战祸的悲惨景象，满怀悲愤，写下了慷慨悲凉的诗篇《蒿里行》：“……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诗词表达了他对诸侯割据混战的痛恨，和对饱受灾祸的人民百姓深深的同情。所谓“诗以言志”，这正展示了曹操内心深处的感情与心志，这也是曹操不同于汉末群雄的关键之处。
由于曹操有想让人民生活安定幸福的思想，再加之粮食问题在军队中的重要性，他决心实行屯田水利政策，以恢复北方经济，增加军资储备。一九六年，他在下达《置屯田令》时说：“夫定国之术，在于强兵、足粮。秦人（指秦始皇）以急农兼天下，孝武（指汉武帝）以屯田定西域，此先代之良式也。”
然而，长期的军阀混战，使得人民大量死亡流散，农业生产遭受严重破坏，田地荒芜，经济凋敝。而这又以曹操所刚占据的中原地区的破坏为最甚，据《晋书》记载：“献帝至安邑，御衣穿肘，唯以野菜以为粮，自此长安城中尽空，并皆四散，二三十年间，关中无复行人。”可见当时中原地区的残破不堪，当时虽然十室九空，但豪强之家依然利用时局纷乱大肆兼并，剥削人民更甚于平时。要在这样的基础上发展大事业，曹操如果没有大才能、大魄力是决无可能的。他首先来了个大手笔，对世族大家施以压力，压制打击豪强的势力，使人民获得了喘息的机会。然后他又采用“民屯为主，军屯为副”的屯田政策，并以“断水为陂”的办法来兴修水利灌溉事业。此外他还减轻屯田农民的租赋，免除了他们的兵役和徭役，并注意招回流亡人口，分给无主田地，贷给耕牛和农具，帮助和鼓励他们进行生产，充分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再加之他非常重视农业又亲自下田躬耕，这此都使得饱经战乱破坏的北方生产经济迅速恢复发展。史实也证实了这一点，据史载他颁布《置屯田令》后开始在许昌屯田，以后规模越来越大，一时“农官兵田，鸡犬之声，阡陌相属”。（《魏书》）。可见当时屯田区欣欣向荣的热闹景象。还有由于曹操注重发展水利事业，刘馥在淮南修建了芍陂、七门、吴塘诸葛堰，夏侯 在陈留经营了太寿坡，贾逵在河南南部开通了贾侯渠等等……由此可以看出，水利灌溉在中原地区已有了相当规模，大大促进了农业的恢复和发展。此外，曹操在被晋封为魏王后（此时已63岁了，曹操享年66 岁），还依然亲自下田躬耕，过着简朴的生活，既使在遗言中也表露出其对农业的重视：“古之葬者，必居瘠薄之地，因此我择定西门豹祠的西原作我的寿陵，可在高地建坟陵地基，暂不封固，也不必种树。特别不允许占民良田，破坏生产的葬俗，切记！切记！”正是由于曹操的以身作则，视农业为立国之本，经过二十余年的恢复，中原地区的农业大为改观。而农业的恢复发展也带动了手工业、商业的恢复和进步。
中原地区经济的恢复，有利于维护北方的统一；军粮问题得到就地解决，支持了魏、晋对蜀、吴的战争，奠定了覆蜀灭吴，统一全国的物质基础。
六、雄韬大略，高瞻远瞩，
统一北方，志图天下。
“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三国演义》第一回）。豪强争夺，连年混战，致使百姓流离失所，田地荒芜，生产受到破坏，因此人心思定，普遍向往和平、统一。而曹操正是顺应了人民这种渴望社会统一、安定的思想。他举起一支义兵，先后伐董卓、战陶谦、灭袁术、收张绣、斩吕布、并张扬，接着又集中力量决战于官渡，一举铲除了北方实力最强大的袁绍军事集团，并乘胜北征乌桓，南下荆州，终于完成了统一北方的大业，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的：“历史大潮滚滚，顺其者昌，逆其者亡也。”他还在《浪淘沙－北戴河》这首词中对曹操远征乌恒，消灭袁氏残余势力，完成北方的统一事业，给予了历史的肯定：“往事越千年，魏武挥鞭，东临碣石有遗篇。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
在这一切辉煌的胜利背后，是曹操英明卓著的战略思想――牢握政治主动权，先弱后强，各个击破。具有敏锐政治眼光的曹操在其壮大军事力量的同时，及时采纳了谋士毛 “奉天子以令不臣的建议，把汉献帝这张王牌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借助汉朝皇帝的名义、攻伐进退，似乎都显得名正言顺。同时，这样做后对于广泛进行军事动员，鼓舞军心，都比较有利，正如王夫之所说：“兵之初起也，群雄互角，而操挟天子四面应之而皆碎。” （《读通鉴论》）。“先弱后强，各个击破”这是魏晋在军事上始终坚持的战略指导原则。事实可见，当曹操坚持奉行这一原则时，他纵横天下，兼灭群雄，无所不胜。而当曹操在急于统一天下，思想上产生了骄傲轻敌情绪，并放弃这一原则后，则大败于赤壁；此后他清醒地认识到了这一教训，并再次坚持先弱后强、各个击破的战略指导，先后消灭了西凉一带的马超、韩遂和汉中张鲁等诸侯势力，巩固和扩大了自己的势力范围，为其与吴、蜀争夺天下解除了后顾之忧。直至后来司马氏掌握魏氏政权后，也是继承保持了这一基本战略指导思想，先灭蜀，后灭吴，终于统一了天下。
由此可见，曹操是一位有雄韬大略、远见卓识的政治家。他的“牢握政治主动权、先弱后强、各个击破”的政治、军事战略指导思想使得北方统一，进而三分归晋。这对于人民的安定生产，社会的进步发展都起到了客观促进的作用。
七、登高必赋，歌以咏志；
改造文学，开创诗风。
曹操一生“外定武功，内兴文学”。（《魏志－荀 传》引《魏氏春秋》）。他不仅有很高的政治军事才能，而且还是一个多才多艺，有很高艺术修养的人。《魏书－武帝纪》说他：“登高必赋，及造新诗，被之管弦，皆成乐章。”他写下了不少内容深刻、感情炽烈的诗篇：《薤露行》和《蒿里行》以挽歌写时事，慷慨悲凉。前者叙何进误国与董卓殃民，后者写群雄私争使兵灾延续。这两首诗批评政治，叙写现实，被后人称为“汉末实录，真诗史也。”（明朝钟惺语）。表明其政治态度的诗有《对酒》、《度关山》和《短歌行》（《周西伯篇》），后一篇歌颂周文王，齐恒公和晋文公。作者以这三个人自比，说明自己尊奉汉室，谨守臣守，如文王事殷，桓、文之尊周。从此我们也可了解曹操的思想和政治见解。抒情成分较多的诗则以《苦寒行》、《龟虽寿》、《短行歌》（《对酒当歌篇》）和《观沧海》这几首诗最被人传诵，《龟虽寿》的正文有十二句：“神龟虽寿，犹有尽时；腾蛇乘雾，终为土灰。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盈缩之期，不但在天；养怡之福，可得永年。”这诗表达了曹操是一个有志进取的人，他虽然知道年寿有限却雄心壮志不为减少；他不信成败夭寿全由天定，认为人力也可以有所作为。这种积极进取的精神是非常可贵的。晋人王敦常在酒后吟咏“老骥伏砺”四句，用如意敲击唾壶来打拍子，日久天长，连壶口都被敲缺了（《世说新语－豪爽篇》）。这首诗正道出了一个人生普遍的矛盾，引起读者的深沉感慨，又因其积极乐观，终于令人精神发奋，难怪它是这样脍炙人口了。《短行歌》也是四言诗的名篇。作此诗时，曹操已横扫群雄，统一北方，成为一世之雄，此时曹操与文武百官酾酒临江，意气洋洋，才演出了英雄横槊赋诗的壮举。其诗开端“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四句表现作者对人生短促的苦闷，而这并不是消极颓废的。只要细读“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但为君故，沉吟至今。”和品味结尾“山不厌高，水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这四句便可觉察到作者求贤若渴的心情和要象周公那样安邦治国的雄心大志。其忧思积胸正是因统一天下的壮志未酬所致。而人们所熟读背诵的《观沧海》：东临碣石，以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树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幸甚至哉，歌以咏志。“这雄伟的气魄，豪迈的情感，丰富的想象，震憾心灵的语句真堪称为借物言志的绝世之篇，吾搜遍古今大家名作，唯有毛泽东的《沁园春－雪》中“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尽折腰。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所表之气势堪与之相比。从这些诗篇的成就我们可看出，曹操确为一代文豪，诗中大家。
曹操自己的文学路线和写作态度，对于当时文人起了具体的领导和倡导作用。《文心雕龙－时序篇》说：“魏武以相王之尊雅爱诗章。”他不但使儿子们继承了他的文学才华，与曹丕、曹植并称“三曹”；还注重培养臣子们的文学休养，如史上的“建安七子”便是他的僚 属，可见他在当时文学上的领袖地位。曹操在改造诗文方面的最大成就是不再把文学当作名门世家，士族地主阐发儒家经籍的工具，而是用来反映现实生活和抒发自己的思想感情，使文学出现了新的面貌。如《宋书－臧焘传论》道：“自魏氏膺命，主爱雕虫，家弃章句。”这话说明曹操他使得传统的经术（即分析儒家经策的章节句读）在民间完全被文学所代替了。他继承了乐府民歌的现实主义精神，开创了一代“清峻、通脱”（鲁迅语）的“建安风骨”（清峻是指作品简约严明，不虚伪浮华；通脱是指作品不受传统思想和形式的束缚，想写什么就写什么。）使得建安时代在中国文学史上成为了“彬彬之盛大备于时”（钟嵘《诗品》）的前所未有的辉煌时代。其真可谓改造文学的开山鼻祖，此功永不可没！
综上所述七点可归结为一点――曹操真乃英雄人杰也！所谓英雄者即杰出的人物。（见《辞海》英雄词条）。曹操当然是一个杰出的人物，也就理所应当称作英雄了。纵观曹操一生，他凭借机智谋略以及高瞻远瞩的政治家才能，在三国前期特别是汉末的复杂形势中，发展实力，兼并英豪，广揽人才，逐步扩大势力范围，最终通过官渡之战打败袁绍，完成了统一北方的艰巨任务。虽然曹操在赤壁大战中败给了孙、刘联盟，而未能统一全国，但这并不是曹操个人才能的缺陷造成的，而是历史客观形势发展的必然结果。古代很多帝王都非常崇拜曹操，象唐太宗评价曹操：“以雄武之姿，当艰难之任，梁栋之任，同手曩世，匡世之功，异于往代。”现代如我们共和国的缔造者――毛泽东，他平生在历代帝王中最推崇之一人便是王中之王的曹操。可见，古今许多有识之士都给予了曹操很高的评价。所以，我认为，综观曹操一生的文治武功，是应当给予很高评价的。在中国历史上，能与曹操相提并论的历史人物也不是很多的，他的确称得上是一代英雄，旷世人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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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四海梧林生
转载按：这是我前几年在网上看见后保存下来的。来源已找不到了。 本文作者高度评价了曹操一生的贡献。
“龙能大能小，能升能隐，大则兴云吐雾，小则隐芥藏形，升则飞腾于宇宙之间，隐则潜伏于波涛之内。方今春深，龙乘时变化，犹人得志，而纵横四海。龙之为物，可比世之英雄”。（《三国演义》第二十一回）。这说明英雄都有鸿鹄之志，要一飞冲天。当他们得势时，大有“喑呜则山岳崩摧，叱咤则风云变色”之概，待其失败时，亦往往能卧薪尝胆，生聚教训，取得化弱为强，转败为胜的功绩。
俗话说：“时势造英雄，乱世出英雄”。在我国漫长的古代军事史上，有两个最光辉的历史时期――春秋战国时期和三国时期。这两个时期都是诸侯割据，军阀争雄，天下大乱的时代。在军阀争雄的战争角逐中，浪起滔翻，必然会涌现出一大批能军治国的人才。象春秋战国时期的孙武、吴起、管仲、乐毅、司马穰苴、孙膑等人，三国时期的曹操、诸葛亮、刘备、孙权、周瑜、司马懿等，都是风云际遇，大显身手，各自都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史迹。正是“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而数三国时期的英雄人物当首推曹操曹孟德。“夫英雄者，胸怀大志，腹有良谋，有包藏宇宙之机，吞吐天地之志者也，今天下英雄，惟使君与操耳。” （《三国演义》第二十一回）。不错，曹操的确可以称得上是三国时期的一代英雄，旷世人杰。他生当汉末乱世，东征西伐，位至魏王；他胸藏治国安邦之道，怀富经天纬地之才，在军阀争雄的纷纭斗争中，总是立于不败之地；他知人善用，宽宏大度，呕心呖血为子孙创下魏国基业；他求贤若渴，体恤人民，使遭受严重破坏的北方经济迅速恢复；他登高必赋，开一代诗风，称得上“改造文章的祖师”（鲁迅语）；音乐可与蔡邕媲美，围棋可与王九真对阵，书法可与崔瑗相埒……人们千百年来无论怎样赞颂或诋毁，都无法否认他作为一代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和诗人的存在。
一、演义误导，错遭否定；
尊重史实，还其真身。
众所周知，人们对祖国古代历史的了解，以三国史为最多，但人们的这种知识不完全是从历史书中得来的，很多是从小说《三国演义》及有关的戏曲中得来的，因此不免有些与历史实际不相符的地方。《三国演义》的作者罗贯中在封建正统思想的影响下选择了“尊刘抑曹”的思想倾向来指导写作。因此作者对曹操极力揭露、鞭挞，对刘备尽心美化、颂扬，甚至虚构、编撰了许多与史实不同的故事、语言来为之服务。而后在清康熙年间，由毛宗岗父子修订加工后的《三国演义》更是变成了宣传封建道德思想和维护封建统治阶级利益的代言品。书中鼓吹封建常纲伦理和宿命论思想。认为“刘家天下”就只有由刘备来“正位续大统”，才是“天命所归”、合理合法的。企图以此来教化百姓驯服，进行愚民政策，维护清朝的封建统治，其用心是显而易见的。但他却忘记了 “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也，惟有德者居之”这句千古圣言。
然而，现今在我们生活中流传的《三国演义》均是由毛氏所增删润饰过的本子。因此，在封建正统思想的影响下，在旧小说、旧戏剧的歪曲宣传和误导下，人们往往把曹操当成篡汉奸臣，加以否定，不能正确地评价他，给他应有的历史地位。正像鲁迅所指出的那样：“我们讲到曹操，很容易就联想起《三国志演义》，更而想起戏台上那一位花面的奸臣，但这不是观察曹操的真正方法……其实，曹操是一个很有本事的人，至少是一个英雄。” （《鲁迅全集》第三卷1956年版）。又如《三国志》作者陈寿对曹操评论说：“明察秋毫，谋略出众，真可谓非常之人，超世之杰。”
当然，《三国演义》是一部历史小说，作为文学作品，是可以而且应该虚构一些情节来使事情更加具体，人物更加典型，起着文学作品应该起的作用。但历史小说毕竟与历史著作不同，我们今天了解三国的历史，评价三国人物的历史作用，不应该根据《三国演义》，而应该主要根据陈寿的《三国志》（包括裴松之的注）以及其它有关史籍，从中了解三国历史的发展规律，正确评价曹操的功过是非，从其身上找到学习和借鉴之处。这对于我们如何在当今这样一个国际间政治、经济、军事、科技及文化都日益竟争激烈的复杂环境中能始终应付自如，立于不败之地，会有极为重要的参考价值的。
作为一个历史辩证唯物主义者，我们可以看出三国史就是一场封建统治者之间的斗争史，而曹操作为封建统治者中的一员和一位政治家，由于时代的局限和阶级的局限，决定了其为实现王图霸业，对阻碍他的人采取了权诈、杀戮的手段。尤其是到了晚年，失去了年青时的豪气与豁达，猜忌骄横，使得一些像华陀、荀 、崔琰这样的优秀人才被杀。但我们评价一个人，当看其主流大节如何，而不应该抓住其一时一事不放。毛泽东同志说得好： “看一个人不应看他的一时一事，而且要看这个人的全部历史和全部工作，这才是识别一个人的主要方法。”
况且这些不足是古代任何志图王业者所共有的特性，我们暂且不说各代帝王的权诈事例，那实在是数不胜数。我们只说《三国演义》的作者所正面肯定的刘备，实际上也是一个居心叵测的阴谋家。白门楼斩吕布时故作沉思，煮酒论英雄时假托闻雷失箸，甚至在赵云面前掷阿斗于地，临死叫诸葛亮“可自为成都之主”，都表现了刘备的阴险虚伪。而只顾私义，不审时势，不重大局，仓促伐吴，以至 亭惨败，将七十五万大军白白送入虎口，则使得人口有限、地盘窄小、经济凋弊的益州元气大伤，愈渐贫脊，百姓生活愈加困苦。这亦反映了其所谓的“仁义”不过是对兄弟亲人的小仁小义，而非事事以天下苍生为重的大仁大义。
而曹操则是封建统治者中较开明的一个，他采取了压制豪强，对农民让步的政策，限制土地兼并，这在客观上都起到打击士族地主，恢复经济生产，安定人民的进步作用。而作为一个杰出的政治家，他又使得海内归心，北方统一，这些在下文均有论述。所以，主观曹操一生所作所为，是绝对配得上英雄人杰这四个字的。
二、少年曹操，聪明机智；
勤奋好学；志向远大。
曹操（公元155-220年），字孟德，又名吉利，?小名阿瞒，沛国谯县（今安徽亳县）人，是西汉相国曹参的后代。汉恒帝时，曹腾当中常侍大长秋，被封为费亭侯。曹腾死后，养子曹嵩继承了爵位，官做到太尉。曹嵩生曹操。
出身于这样显赫家庭的曹操表面上看与众多纨绔子弟一样，整日游手好闲，放荡不羁，但实际上他十分机警、智勇、又善于权变。正如陈寿所说：“太祖少时机灵聪明，有应变的智谋，但好负气仗义，任性放纵……”（《三国志－武帝纪》）。最能体现曹操青少年时临危不惧，随机就变本领的是众人皆知的“孟德献刀”一事，可惜史册上并无此记载，但南朝梁代殷芸的《小说》中记有一事可示一斑：“魏武（曹操）少时，常与袁绍好为游侠，观人新婚，因潜入主人园中，夜叫乎云：‘有偷儿至’。庐中人皆出观，帝（曹操）抽刃劫新妇，与绍还出，失道，坠枳棘中，绍不能动，帝复大呼：‘偷儿今在此！’绍惶迫，自掷出，俱免。”由此可见曹操从小就非常机智且善于应变。
凡成大功者，须冒大风险，而行动于风险中，对突然来临的危机，各种意外的情况，需要你在十分之一秒内作出抉择和反应，改变原来的行动方向，这确实是一件不易的事。在这种形势下，若能泰然自若，顺情变意，从急中生出智来，就可能化险为夷，转危为安。否则，稍有差迟，就会前功尽弃，胜利和成功的希望都将成为泡影。再纵观曹操一生用兵、遣将、施术，确实可称得上是一个机智善变的人物。
被称为“治世之能臣”的曹操为了改变东汉末年混乱的局面，他博览群书以丰富自己的知识，尤其喜爱兵书战策，他广泛搜罗并抄录了诸家兵法，择其精要，汇辑成册，题为《接要》，同时还为《孙武子》（即《孙子兵法十三篇》）作了注。正因为其青少年时期的勤奋好学，使其熟读兵书战策，深晓用军之理。所以在以后的征战生涯中，他“统御海内，兼灭群雄，其行军用师，大抵依据孙武、白起的兵法，根据实际情况，制定策略，变化莫测，每战必克。“（王敦《魏书－武帝纪》）。他还根据自己的行军作战体会，撰写了《续孙子兵法二卷》，此注经过不断充实，曾传于世，但今已失传了。这些都为曹操成为一个伟大的军事家作了理论上的准备。
曹操少年时就有治世的志向，在登泰山时，曾写下这样的诗句：“不戚年往，忧世不治。存亡有命，虑之为蚩。” （《秋胡行－愿登》）。这表明了曹操忧国忧民，想要改变当时混乱格局，安邦治国的雄心大志。为了登上仕途，实现自己的抱负，他很注重和名士的交往，当时梁国桥玄、南阳何 ，还有王僬，李瓒等大名士就觉得他很不平凡且非常赏识他。桥玄曾赞扬曹操说：“天下将乱，没有经邦济世的才能是不能扭转局面的，能够安定天下的，看来就是你了。”（陈寿《三国志－武帝纪》），他还鼓励曹操说：“你要好好努力，我已经老了，愿意把妻子儿女托付给你。”由此可见当时一些有识之士都很看重曹操，并把他当作挽救天下危亡的英雄。而曹操后来也不负众望，成为三国时期的叱咤风云第一人，安定了北方，后代又继而统一全国，完成了其少年壮志，毕生梦想。
三、以法治世，雄才展现；
清正廉洁，节俭抑奢。
曹操一生以法治世，赏罚严明，提倡廉俭，敢于直言上书，不与权贵豪强同流合污。现举数例以为证：一七四年（熹平三年），刚满二十岁的曹操以孝廉的身份被推举为朗，做了洛阳北部尉，踏上了仕途。尉的官职虽然比县令还要低，仅负责洛阳城北部的治安，但他却不以官卑位小为意，执法可很认真。洛阳是首都，天子脚下，权贵又多，很不易治理。然而曹操一上任，便修缮了他所管辖的四道城门，并在衙门左右各悬五色大棒十余根，申明禁令，凡有违犯者不避豪强权贵，一律用五色棒打死。宦官蹇硕的叔父依仗侄子的权势，违禁夜行，被曹操棒杀，于是“京师敛迹，莫敢犯者”，治安情况大为好转，这说明曹操虽然出身于官宦人家，但对宦官专权，胡作非为，横行不法的现象深为痛恶，初上政坛，就表现了他的才干和勇气。
由于与宦官集团公开作对，不久曹操就被免职了，直到一年后，朝廷才以曹操“能明古学，才堪大用”（裴松之语）再度起用为议朗，他不顾个人安危，数次上书大谈政策的弊端乃在于宦官与外戚专权，灵帝置之不理。忧国忧民、敢于上书而又不被采纳的曹操对汉室的前景深为忧虑。
一八四年，曹操因战功卓著升任济南相，他怀着治世救国的理想，做一个封国的长官，很想有点作为。他一上任就大量裁撤贪官污吏，焚毁祠堂、禁绝泛滥成灾的祭祀活动，几把火烧得济南“上下清平，政教大行”（裴松之语）这一系列行动，充分显示了他治国安邦的才干，也反映了他的政治理想与主张。在这里，他写下了蓍名的诗篇《对酒》，热情地描述了官吏忠良，人民勤劳、国家昌盛、有礼有法的太平盛世。但汉帝国却越来越乱，权臣专朝，贵戚横恣。曹操既不愿意违背自己的志向 ，去迎合权贵，而在这种情况下要想治国安邦又是根本不可能的，于是他索性辞官回乡去了。
曹操就是这样坚志守节，不与权贵附和相随。他一不靠巴结，二不靠关系，只靠自己的才华和能力，以拓展前程。复任议郎，是第一个明证；立军功而升任济南相，更是一次大的成功。曹操一生采用申不豁、商鞅的治国方法，以法治民，民生安定；以法治军，军纪严明，充分现示了其安邦定国的经天纬地之才。
曹操平生还提倡节俭，反对奢华、厚葬。直到他临死前还遗令说：“天下还没有安定，不宜拘守古礼。安葬完毕，大家就脱掉丧服，带兵驻防的将官，不得擅离营屯，各级官吏，都要各尽职守。入敛时只用平时穿的衣服，不得用金银珍宝来陪葬。”（《魏书－武帝纪》）由于曹操的提倡且身体力行，一时造就了一种节俭的风气。有的官吏穿了新衣坐了好车，就有舆论说其不廉洁。这使得过去那种奢侈淫佚的风气有了一定改变，对社会起了积极作用。
四、求贤若渴；宽宏大度；
知人善用；犹过武侯。
在封建社会，凡有霸王之志的英雄，如果没有一批忠实而智勇双全的人才，那么在群雄逐鹿的竞争中就必然失败。把聚揽人才，扩充自己实力，看作是决定竞争胜败的直接因素，在这一点上，曹操诚属富有清醒头脑的政治家、军事家。据史载，曹操曾三次下令，公开向天下求贤，在公元二一０年春天发布《求贤令》中，他指出：“自古受命及中兴之君，曷尝不得贤人君子与之共治天下者乎！……今天下尚未定，此特求贤之急时也……若必廉士而后可用，则齐桓其何以霸世！……唯才是举，吾得而用之”。在公元二一四年冬他又发布《敕有司取士毋废偏短令》指出“有才能的人虽然有短处，但依然要予以重用”的思想。公元二一七年他还发布了《举贤勿拘品行令》，公开提出了要选用“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的人做官。他一而再，再而三地强调唯才是举，打破了东汉末年以封建道德、家世出身（即“经明行修”）为仕进标准的传统，这对封建道德观念也是一次巨大的冲击。其目的就在于打破士族门第的限制，大力进用寒人，从各阶层提拔人才。这样就抑制了士族地主的特权，而扩大了非士族地主阶层的势力。其结果就使得天下英雄豪杰无不趋之若鹜，形成了以曹操这个英雄人杰为核心的人才群落：文有荀 、荀攸、郭嘉、程昱、武有典韦、许褚、徐晃、张辽等等。其帐下始终谋士如云，战将如林，这为他在争霸天下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正如晋人王沈在《魏书》中评论曹操说：“知人善察，拔于禁、乐进于行阵之间，取张辽、徐晃于亡虏之中，他们后来都立下了不少战功，被列为名将；其余从下层选拔人才，登为州牧郡守的，不可胜数。”
凡是有大作为的人都有大的度量，干成大事业者必有大的胸怀，千古风流，无不如此。曹操当然也不例外，例如不计私仇收张绣：当日皖城之战，张绣率军杀死了曹操的长子曹昂、侄子曹安民和爱将典韦，曹操自己也被流矢所中险些丧命。后来张绣听从贾诩劝告投靠了曹操。曹操热烈欢迎他到来，不仅未报杀子之仇，而且还同其结成儿女亲家，并拜他为扬武将军。张绣十分感动，在后来的作战中为曹操统一北方建立了汗马功劳。
又如官渡之战胜利后，曹操缴获了一批袁绍的书信，其中有不少是许昌和曹军中人士暗中与袁绍往来的信件。有人建议要严加追查，曹操不同意：“那时袁绍很强大，我都不能自保，何况他人。”他当众烧掉全部信件，解除了有关人员的疑惧。这些都充分显示了曹操作为一个政治家“克制感情，不计私仇”（陈寿语）的宽阔胸怀，他的官渡焚书，不但安定了人心，防止了人才损失，而且使写信者愈加佩服曹操的威德，效忠曹操。这样，一批被免去追查的人才所激励出的新能量，要比原来大得多，况且自古燕赵多智士，曹操烧密书赢得了礼贤下士的美名，必然会引起河北人士的向往，而后来“士长于略者，相踵而至”的事实也证明了这点。此外，可以看出曹操的举动丝毫没有两面派的痕迹。他得到密信后，一眼未看就下信全部烧毁，并对写信人作了具体地、历史地、实事求是地分析，可见没有伙后算帐，待“狡兔死”再“猎犬烹”的打算，充分体现出政治家的博大胸怀。由此想到，一个领导者如果心胸狭窄、鼠目寸光，为一点区区小事就不能容人而打内战；发现部下有一点与自己不一致的地方就使出一套整人的权术，其结果必然忘记战略目标，做出许多使亲者痛仇者快的事，这种鸡肠小肚之人是不能成就大事的。
从真实史料来看，作为军事统帅的曹操在辨才用人方面，可以说高出孔明之上。每一次作战，不论是守关还是夺寨，曹操一般能够做到择人任势，调度得当。这就非常有利于争取主动，夺得胜利，其中，张辽、李典、乐进三将军守合淝，就是曹操知人善任的典型一例。
公元一二五年，曹操征讨汉中的张鲁，孙权乘机率领十万大军攻下皖城，直逼合淝。而张辽、李典、乐进由于平时 “皆素不睦”，在破敌决策上意见不一，在此危急时刻，曹操使人送来一密帖，内书：“若孙权至者，张、李将军出战，乐将军守城，勿得与战。”（《三国志－张辽传》）由此才引出了三将军同心协力守合淝，张辽威震逍遥津这场雄壮的战争活剧。
按理说曹操饱读兵书，应深知“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用兵思想，但由于他对这三位将军的作战能力、用兵特点及性格修养都了如指掌，所以已预料到合淝前线三将无法统一认识，形势危难，于是一封密帖送到，问题便迎刃而解了。结果也正如曹操所料。阅过密帖后，张辽坚决执行曹操以攻为守的指令，要亲自出击，决一死战，表现出宽广的胸怀，豪迈的气概。李典起初沉默后被张辽的行为所感动，表示愿听指挥，放弃私怨。而乐进本来是个模棱两可的角色，他对张辽、李典都不敢得罪，并有点怯战的思想。由于张辽的积极主动，使三人变成了一个团结对敌的整体。可既然三位将军“素皆不睦”，那么当初曹操为何还留他们三人一块守合淝呢？对此，后人孙盛解释道：“夫兵，诡道也。至于合淝之守，悬弱无援，专任勇者，则好战生患；专任怯者，则惧心难保。且彼众我寡，众者必贪惰；我以致命之师击贪惰之卒，其势必胜。”可见，张、李、乐三人虽不和，但他们的性格可以互相补充，一旦团结起来，就会形成一个最佳的指挥结构。这正反映了曹操知人善任，择人任势的能力，也体现了曹操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的能力。
是啊！曹操的求贤若渴、宽宏大度、知人善用充分体现了他诚心爱才、惜才、重才而又讲究选才、用才、育才的待才之道。在这点上，他确实要比诸葛亮高明。孔明在用人选才方面最大不足，首先表现在他识别、选拔人才上存在着偏见。他用人总是“察之密、待之严，要求人皆完人。然而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对于一些确有特长，又有缺点的人往往“加意收录，而固不任之”。例如对于魏延这样一个长于奇谋的人才，却总抓住其 “不肯下人”的缺点，始终用而不信，甚至疑其有反心；又如对于刘封这员勇将，却认为他“刚猛难制”劝刘备因其上庸之败而趁机除之；再如马谡原是一位既有所长（在开发西南时，他提出的“攻心为上，攻城为下”的建议就颇有战略眼光），也有所短的人才，而孔明对其先是用之不当，失街亭后又挥泪将其斩首。正因为孔明这种求全责备的用人选才思想，使得在有生之年其未能培养出一名能继承自己事业的接班人。宋代著名文学家苏洵曾在一篇《管仲论》中说到：“齐之治也，吾不曰管仲，而曰鲍叔（因为是他向齐恒公推荐了管仲）；及其乱也，吾不曰竖刁、易牙、开方（都是乱臣贼子）；而曰管仲（他生前没有除掉上述乱臣，没有及早向齐恒人推荐得力可靠的接班人）”这段话充分说明了举贤荐能对于治理国家的重要意义。由此我们可以说，西蜀的覆灭与诸葛亮生前在培养、使用人才方面的失误有着直接联系。其次，孔明生前出将入相，内政军戎“事必躬亲”，“罚二十以上必亲理”，不仅自己被弄得“食少事烦”，忙得吐血，而且这种包办代替的做法，也影响了接班人的锻炼成长，不利于他们经风雨，见世面，这些做法都使得武侯治蜀时西蜀的人才寥若晨星，日渐凋零；而至曹魏向西蜀发动全面进攻时，仅剩下姜维一人东遮西挡，无力回天了。王夫之一针见血地指出：“巴蜀、汉中之地隘矣，其人寡，则其贤亦仅矣。故蒋琬死，费祎刺，而蜀汉无人。”（《读通鉴论》）
有比较才有鉴别，与诸葛亮的“求全责备”思想不同的是，曹操深知“大用者不务细行”的道理，始终是“用能人而不用完人”，对一些确有特长，又有棱角的雄才，往往驾驭得法，处之有当，这“要用能人而不用完人”的思想与我们当今的人才管理方法不谋而合，对我们很有借鉴意义。此外，曹操还放手使用年轻人，将他们委以重任。正是曹操这样推心以待智谋之士，所以他当权时，身边聚集着荀 、郭嘉、荀攸、贾诩、程昱等一个人才群体；他死后，后代尊循他的用人制度，又出现了司马懿、陈群、邓艾、钟会、羊祜等一群深藏韬略的智囊人物。为此，王夫之曾评价说：“魏足智谋之士，昏主用之而不危。”亦如曹操自己所言：“吾任天下之智力，以道御之，则无所不可。”历史再一次证明了他的预言。正是曹操的爱才用才，使其无往不胜，真是“得士者昌，失士者亡”啊！
五、重视农业，体恤人民，
屯田水利，恢复经济。
在汉末群雄中，曹操是少数几个较同情民间疾苦的领袖。面对老百姓遭受战祸的悲惨景象，满怀悲愤，写下了慷慨悲凉的诗篇《蒿里行》：“……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诗词表达了他对诸侯割据混战的痛恨，和对饱受灾祸的人民百姓深深的同情。所谓“诗以言志”，这正展示了曹操内心深处的感情与心志，这也是曹操不同于汉末群雄的关键之处。
由于曹操有想让人民生活安定幸福的思想，再加之粮食问题在军队中的重要性，他决心实行屯田水利政策，以恢复北方经济，增加军资储备。一九六年，他在下达《置屯田令》时说：“夫定国之术，在于强兵、足粮。秦人（指秦始皇）以急农兼天下，孝武（指汉武帝）以屯田定西域，此先代之良式也。”
然而，长期的军阀混战，使得人民大量死亡流散，农业生产遭受严重破坏，田地荒芜，经济凋敝。而这又以曹操所刚占据的中原地区的破坏为最甚，据《晋书》记载：“献帝至安邑，御衣穿肘，唯以野菜以为粮，自此长安城中尽空，并皆四散，二三十年间，关中无复行人。”可见当时中原地区的残破不堪，当时虽然十室九空，但豪强之家依然利用时局纷乱大肆兼并，剥削人民更甚于平时。要在这样的基础上发展大事业，曹操如果没有大才能、大魄力是决无可能的。他首先来了个大手笔，对世族大家施以压力，压制打击豪强的势力，使人民获得了喘息的机会。然后他又采用“民屯为主，军屯为副”的屯田政策，并以“断水为陂”的办法来兴修水利灌溉事业。此外他还减轻屯田农民的租赋，免除了他们的兵役和徭役，并注意招回流亡人口，分给无主田地，贷给耕牛和农具，帮助和鼓励他们进行生产，充分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再加之他非常重视农业又亲自下田躬耕，这此都使得饱经战乱破坏的北方生产经济迅速恢复发展。史实也证实了这一点，据史载他颁布《置屯田令》后开始在许昌屯田，以后规模越来越大，一时“农官兵田，鸡犬之声，阡陌相属”。（《魏书》）。可见当时屯田区欣欣向荣的热闹景象。还有由于曹操注重发展水利事业，刘馥在淮南修建了芍陂、七门、吴塘诸葛堰，夏侯 在陈留经营了太寿坡，贾逵在河南南部开通了贾侯渠等等……由此可以看出，水利灌溉在中原地区已有了相当规模，大大促进了农业的恢复和发展。此外，曹操在被晋封为魏王后（此时已63岁了，曹操享年66 岁），还依然亲自下田躬耕，过着简朴的生活，既使在遗言中也表露出其对农业的重视：“古之葬者，必居瘠薄之地，因此我择定西门豹祠的西原作我的寿陵，可在高地建坟陵地基，暂不封固，也不必种树。特别不允许占民良田，破坏生产的葬俗，切记！切记！”正是由于曹操的以身作则，视农业为立国之本，经过二十余年的恢复，中原地区的农业大为改观。而农业的恢复发展也带动了手工业、商业的恢复和进步。
中原地区经济的恢复，有利于维护北方的统一；军粮问题得到就地解决，支持了魏、晋对蜀、吴的战争，奠定了覆蜀灭吴，统一全国的物质基础。
六、雄韬大略，高瞻远瞩，
统一北方，志图天下。
“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三国演义》第一回）。豪强争夺，连年混战，致使百姓流离失所，田地荒芜，生产受到破坏，因此人心思定，普遍向往和平、统一。而曹操正是顺应了人民这种渴望社会统一、安定的思想。他举起一支义兵，先后伐董卓、战陶谦、灭袁术、收张绣、斩吕布、并张扬，接着又集中力量决战于官渡，一举铲除了北方实力最强大的袁绍军事集团，并乘胜北征乌桓，南下荆州，终于完成了统一北方的大业，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的：“历史大潮滚滚，顺其者昌，逆其者亡也。”他还在《浪淘沙－北戴河》这首词中对曹操远征乌恒，消灭袁氏残余势力，完成北方的统一事业，给予了历史的肯定：“往事越千年，魏武挥鞭，东临碣石有遗篇。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
在这一切辉煌的胜利背后，是曹操英明卓著的战略思想――牢握政治主动权，先弱后强，各个击破。具有敏锐政治眼光的曹操在其壮大军事力量的同时，及时采纳了谋士毛 “奉天子以令不臣的建议，把汉献帝这张王牌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借助汉朝皇帝的名义、攻伐进退，似乎都显得名正言顺。同时，这样做后对于广泛进行军事动员，鼓舞军心，都比较有利，正如王夫之所说：“兵之初起也，群雄互角，而操挟天子四面应之而皆碎。” （《读通鉴论》）。“先弱后强，各个击破”这是魏晋在军事上始终坚持的战略指导原则。事实可见，当曹操坚持奉行这一原则时，他纵横天下，兼灭群雄，无所不胜。而当曹操在急于统一天下，思想上产生了骄傲轻敌情绪，并放弃这一原则后，则大败于赤壁；此后他清醒地认识到了这一教训，并再次坚持先弱后强、各个击破的战略指导，先后消灭了西凉一带的马超、韩遂和汉中张鲁等诸侯势力，巩固和扩大了自己的势力范围，为其与吴、蜀争夺天下解除了后顾之忧。直至后来司马氏掌握魏氏政权后，也是继承保持了这一基本战略指导思想，先灭蜀，后灭吴，终于统一了天下。
由此可见，曹操是一位有雄韬大略、远见卓识的政治家。他的“牢握政治主动权、先弱后强、各个击破”的政治、军事战略指导思想使得北方统一，进而三分归晋。这对于人民的安定生产，社会的进步发展都起到了客观促进的作用。
七、登高必赋，歌以咏志；
改造文学，开创诗风。
曹操一生“外定武功，内兴文学”。（《魏志－荀 传》引《魏氏春秋》）。他不仅有很高的政治军事才能，而且还是一个多才多艺，有很高艺术修养的人。《魏书－武帝纪》说他：“登高必赋，及造新诗，被之管弦，皆成乐章。”他写下了不少内容深刻、感情炽烈的诗篇：《薤露行》和《蒿里行》以挽歌写时事，慷慨悲凉。前者叙何进误国与董卓殃民，后者写群雄私争使兵灾延续。这两首诗批评政治，叙写现实，被后人称为“汉末实录，真诗史也。”（明朝钟惺语）。表明其政治态度的诗有《对酒》、《度关山》和《短歌行》（《周西伯篇》），后一篇歌颂周文王，齐恒公和晋文公。作者以这三个人自比，说明自己尊奉汉室，谨守臣守，如文王事殷，桓、文之尊周。从此我们也可了解曹操的思想和政治见解。抒情成分较多的诗则以《苦寒行》、《龟虽寿》、《短行歌》（《对酒当歌篇》）和《观沧海》这几首诗最被人传诵，《龟虽寿》的正文有十二句：“神龟虽寿，犹有尽时；腾蛇乘雾，终为土灰。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盈缩之期，不但在天；养怡之福，可得永年。”这诗表达了曹操是一个有志进取的人，他虽然知道年寿有限却雄心壮志不为减少；他不信成败夭寿全由天定，认为人力也可以有所作为。这种积极进取的精神是非常可贵的。晋人王敦常在酒后吟咏“老骥伏砺”四句，用如意敲击唾壶来打拍子，日久天长，连壶口都被敲缺了（《世说新语－豪爽篇》）。这首诗正道出了一个人生普遍的矛盾，引起读者的深沉感慨，又因其积极乐观，终于令人精神发奋，难怪它是这样脍炙人口了。《短行歌》也是四言诗的名篇。作此诗时，曹操已横扫群雄，统一北方，成为一世之雄，此时曹操与文武百官酾酒临江，意气洋洋，才演出了英雄横槊赋诗的壮举。其诗开端“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四句表现作者对人生短促的苦闷，而这并不是消极颓废的。只要细读“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但为君故，沉吟至今。”和品味结尾“山不厌高，水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这四句便可觉察到作者求贤若渴的心情和要象周公那样安邦治国的雄心大志。其忧思积胸正是因统一天下的壮志未酬所致。而人们所熟读背诵的《观沧海》：东临碣石，以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树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幸甚至哉，歌以咏志。“这雄伟的气魄，豪迈的情感，丰富的想象，震憾心灵的语句真堪称为借物言志的绝世之篇，吾搜遍古今大家名作，唯有毛泽东的《沁园春－雪》中“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尽折腰。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所表之气势堪与之相比。从这些诗篇的成就我们可看出，曹操确为一代文豪，诗中大家。
曹操自己的文学路线和写作态度，对于当时文人起了具体的领导和倡导作用。《文心雕龙－时序篇》说：“魏武以相王之尊雅爱诗章。”他不但使儿子们继承了他的文学才华，与曹丕、曹植并称“三曹”；还注重培养臣子们的文学休养，如史上的“建安七子”便是他的僚 属，可见他在当时文学上的领袖地位。曹操在改造诗文方面的最大成就是不再把文学当作名门世家，士族地主阐发儒家经籍的工具，而是用来反映现实生活和抒发自己的思想感情，使文学出现了新的面貌。如《宋书－臧焘传论》道：“自魏氏膺命，主爱雕虫，家弃章句。”这话说明曹操他使得传统的经术（即分析儒家经策的章节句读）在民间完全被文学所代替了。他继承了乐府民歌的现实主义精神，开创了一代“清峻、通脱”（鲁迅语）的“建安风骨”（清峻是指作品简约严明，不虚伪浮华；通脱是指作品不受传统思想和形式的束缚，想写什么就写什么。）使得建安时代在中国文学史上成为了“彬彬之盛大备于时”（钟嵘《诗品》）的前所未有的辉煌时代。其真可谓改造文学的开山鼻祖，此功永不可没！
综上所述七点可归结为一点――曹操真乃英雄人杰也！所谓英雄者即杰出的人物。（见《辞海》英雄词条）。曹操当然是一个杰出的人物，也就理所应当称作英雄了。纵观曹操一生，他凭借机智谋略以及高瞻远瞩的政治家才能，在三国前期特别是汉末的复杂形势中，发展实力，兼并英豪，广揽人才，逐步扩大势力范围，最终通过官渡之战打败袁绍，完成了统一北方的艰巨任务。虽然曹操在赤壁大战中败给了孙、刘联盟，而未能统一全国，但这并不是曹操个人才能的缺陷造成的，而是历史客观形势发展的必然结果。古代很多帝王都非常崇拜曹操，象唐太宗评价曹操：“以雄武之姿，当艰难之任，梁栋之任，同手曩世，匡世之功，异于往代。”现代如我们共和国的缔造者――毛泽东，他平生在历代帝王中最推崇之一人便是王中之王的曹操。可见，古今许多有识之士都给予了曹操很高的评价。所以，我认为，综观曹操一生的文治武功，是应当给予很高评价的。在中国历史上，能与曹操相提并论的历史人物也不是很多的，他的确称得上是一代英雄，旷世人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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