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历史上，关于原始思维的逻辑是什么存在着持久的争议，吸引着人类学家、社会学家、心理学家、哲学家、逻辑学家等诸多学者们的兴趣，阿赞德人的逻辑即是这样的一个案例。

阿赞德(单数形式为赞德)人是非洲的一个黑人民族，位于尼罗-刚果河的分水岭上，当人类学家埃文斯-普利查德于1926-1930年进入该民族进行调查的时候，它们正处于英、法、比利时的殖民统治之下，被当时西方的学者(包括政府)视为原始民族。

该案例曾经在西方学术界引起广泛的关注，具有持久的魅力。从30年代英国人类学家埃文斯一普利查德发表他的民族志《阿赞德人的巫术、神谕与魔法》(1937)至今，对此的引用与讨论一直不断，通过对这一历史的回顾，可以看出西方学界对原始思维的逻辑的关注点的转移与趋向：

一、埃文斯-普利查德的研究初衷：埃文斯-普利查德是较早利用科学的民族志方法研究一个民族的实践推理并关注它们的逻辑问题的人类学家。不满足于之前的列维-布留尔对原始思维所作的论断，认为后者的研究由于没有以民族志的详细调查为基础，仅依靠二手的资料，因此所作出的论断是不可靠的，值得质疑的。基于此，他利用民族志对阿赞德人的日常生活的一个重要方面——对巫术的信仰与实践体系——进行了精细的研究，针对列维-布留尔提出的原始思维对矛盾完全漠视、与现代思维根本不同等论断，他在研究中关注该民族的逻辑推理问题，对列维-布留尔的观点进行重新审视。

二、阿赞德人的文化(信念)合理性问题：如果说二战前西方学者主要是从西方中心主义的观点出发评判其他非西方的文化，由此认为阿赞德人是不合逻辑的或者不合理性的话，那么二战以后，殖民地国家纷纷独立，资本主义殖民国家的地位衰落，西方学者开始重新审视自身文化的权威性问题以及其他文化的合理性问题。阿赞德人的思维较早(如果不是最早)进入哲学家的视野是在1958年，英国哲学家西波兰尼在其《个人知识》（西波兰尼．个人知识．许泽民译．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0）一书中分析了阿赞德人信念系统的稳定性主张个人知识(personal knowledge)的可能性；1964年，英国哲学家温奇在其《理解原始社会》一文中，利用阿赞德人的显然不合理性(apparent irrational)的信念系统提出了文化相对主义的旗帜：不同的文化有不同的合理性，该观点在社会科学、哲学、人类学等领域引起广泛关注，由此引发了一场60-70年代的关于合理性标准的大讨论，该讨论的部分结果于1970年被威尔逊以《合理性》（Wilson B．(eds)．Rationality．Oxford，Blackweli，1970）之名集结出版。70年代，主张对科学知识进行社会学分析的爱丁堡学派兴起，以其激进的对待知识的态度引起学界的关注，更是把这场合理性标准的讨论推向高峰，更多的学者被卷入其中，讨论的关注点转向了合理性与相对主义的问题上来，阿赞德的信念系统问题仍是一个常用的引用例子。该讨论的部分结果于1982年被郝里斯与路克斯以《合理性与相对主义》（M．Hollis，S．Lukes(eds)，Rationality and Relativism，Oxford，Blackwell，1982）之名整理出版。

三、阿赞德人的逻辑问题：80年代末至今，随着西方霸权的没落，第三世界力量兴起，世界格局重新分配，文化多元与世界多元成为主流的声音，对阿赞德人的关注逐渐逼近更为基本的逻辑问题：阿赞德逻辑的定位。由于爱丁堡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的布鲁尔在其《知识与社会意象》(1976)一书中较为鲜明与集中地提出了阿赞德逻辑是一种不同于西方逻辑的观点，但并没有给出其逻辑的刻画，由此引发后来的学者对此问题的讨论。这又分为两个阶段，80年代末至90年代，讨论主要集中于形式逻辑的范围内，如经典逻辑、非经典逻辑等(见Tripplett(1988，1994)Jcnnings(1989)，Kcita(1993)，Cooper(1975)，Samon(1978)，da Costa et a1．(1995，1998)，科学哲学的权威杂志《不列颠科学哲学杂志》(the British Journal for 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曾辟“争锋”版块(Discussion)发表系列论战，布鲁尔在1991年的《知识与社会意象》第二版后记中也对部分争论进行了回应)；进入2000年以后，非形式逻辑的发展壮大，使得讨论主要集中于非形式逻辑的范围内，批判以前的对于阿赞德逻辑进行形式逻辑的构想。主张对阿赞德逻辑的理解应该从非形式逻辑的角度进行，但没有给出具体的逻辑刻画(见Greiffenhagen et a1．(2006)，Miller(2006))。鞠实儿(2010)通过对阿赞德逻辑进行研究后，指出阿赞德逻辑是一种广义论证逻辑，既不是某种非经典逻辑，也不是某种非形式逻辑。

对以上历史的回顾，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阿赞德人以其持久的魅力吸引着学者们的注意，旧的问题未决，新的问题已出，因此，本文选择其作为一个典型的研究案例。在资料的选取上，主要以埃文斯-普利查德的民族志《阿赞德人的巫术、神谕与魔法》(1937年第一版，1976年再版，再版增加了Gillies作的序言，以及埃文斯-普利查德本人所做后记)为主要资料来源(事实上众多学者的讨论也是以该书为主要文本)，辅之以对阿赞德历史文化等所做的介绍(Evans-Pritchard(1971)，Douglas(1970))，埃文斯-普利查德与列维-布留尔就阿赞德人的问题进行讨论的一些书信往来(已公开发表，见Evans-Pritchard(1934)，Levy-Bruhl(1952))，埃文斯-普利查德本人思想的传记(Douglas(1981)①)等，埃文斯-普利查德就原始思维所作的一些分析(Evans-Pritchard(1965，1981))，以及一些后来的人类学家重返阿赞德地区所做的一些调查(Reining(1966))等，以便从多个角度加深对埃文斯一普利查德关于阿赞德人的描述文本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