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学者、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前所长陈方正先生

八十年代是中国民间文化运动风起云涌的时代，我在1986年到香港中文大学的中国文化研究所工作，正好碰上那股文化热，因此顺理成章，在1985年认识汤一介先生，1987年认识金观涛和刘青峰，1988年认识陈越光，此后经常参加中国文化书院与“走向未来”丛书编委会的各种活动，很快就和这两个团体的朋友相熟。岁月如流，这已经是三十一年前旧事，再也想不到，如今也是越光兄奋笔为书院编史，又命我为此书作序的时候了。

用作者的话来说，此书是以书院所保存大量源文件为基础，所以它有三个特点，即着重原始数据、当时实事，以及书院内部事务，相对而言，也就是它将当事人的记忆、对事件的诠释和评论，以及书院的外部影响和关系等等，都放到次要位置。但这样一来，我这篇序就下笔维艰了。原因很简单：我之于书院，只是个经常参加活动的熟朋友，在八十年代连类似于“客卿”的“导师”都算不上，因此对书院内部，几乎是一无所知，仅有的一点了解，都是得之于个人记忆，以及从外部，从大处观察，而几乎没有来自内部的经验。因此，对此书大部分内容我都感到很新鲜，甚或可以说是很陌生，闻所未闻。那么，抚键踌躇，难以为辞，也就很自然了。不过，以我和汤公、越光兄的数十年相交、相知，自然也不敢推辞。

作为书院的老朋友，我所要讲的，大抵是从它的根源、成败关键，以及未来这三个不同方面着眼。从根源上看，在八十年代最活跃，影响力最大的三个民间文化团体中，“走向未来”丛书编委会所树立的旗帜是科学，“文化：中国与世界”丛书编委会所标榜的是西方哲理，而中国文化书院则顾名思义，以传统文化为依归。当然，这是个笼统说法，准确一点，应该说书院实际上是起到了接续和发扬“五四”以来中国学术传统的功能——因为它汇聚了多位出现于20-40年代，其后噤声数十年的高龄学者，如梁漱溟、冯友兰、张岱年、侯仁之、金克木等，为他们提供了全国性讲坛（书中所谓“把讲台还给了它的主人”）和出版渠道，使得他们能够再度发挥独立学术功能；而且，和他们同时涌现的，还有一大批等待已久，渴望能够初试啼声的中青年学者。这可以说是用最传统，因此也最容易引起社会共鸣的方式，来唤醒沉睡中的中国文化。

但倘若认为中国文化书院只不过是恢复了文人结社讲论的风气，也就是在新环境中令传统书院复活，那就未免把它看得太轻易，太简单了。越光兄这本书院历史的最大贡献，就是为下列问题提供了清楚和具体答案：书院到底做过些什么事情？它当年的影响力和动员能力到底有多大？这些能力从何而来？

从本书所提供的大量资料，我们可以做个粗略统计。在1985-1990五年间，书院在学术交流方面，最少主办了八个大大小小的学术研讨会，大部分是国际性质的。在教育方面，它最少开办了五个文化讲习班（其中“高级研究班”办了三届），学员数目从一两百以至七百不等；两个业务培训班，学员达五六千之谱；和一个为期两年的比较文化函授课程，学员达到一万三千多人。在学术传播方面，它最少出版了五百多万字的八卷本《梁漱溟全集》；百余万字的《中国文化年鉴(1989年)》；为研究班和培训课程所编写的十几种教材和数十期《中国文化书院学报》、《中外比较文化研究资料》、《中国学导刊》等刊物；此外，还有多种新撰或者重刊的学术专著。对一个民间学术团体而言，这可谓极其惊人的活动量了！在背后支撑它的，是大量学费与出版收益：例如，在书院最活跃的1987年，它的年度收入竟达300余万元（结余134万元），那在八十年代是个骇人数字。据作者回忆，它已经相当于一个建制内中型杂志社年度预算的四五倍了。

书院为什么能够从社会上吸取如此巨额资源？大众对于文化的渴望，以及它那五六十位代表文化界精英的导师群体，自然是决定性因素，但能够将这两者磨合在一起，使得后者充分发挥其力量的，则是个相当强有力的组织，那包括一个四十多人的工作班子，和一套严格的人事与财务管理制度。令人惋惜的是，这个组织的运营者虽然雄才大略，然而，出于学养和气质上的局限，以及个人私心，他却在时局最艰危的关头与书院领导层决裂，由是使得书院受到政治变化和内部冲突的双重打击，其后虽然不至于一蹶不振，但也难以恢复以前的活力了。然而，陈越光兄不甘任其精魄风飘云散，以近乎白头宫女的心情，为它整理尘封旧档，树碑立传，由是有本书之作，以期对后来者有所启迪。

如今为书院树立大旗的前辈如梁漱溟、冯友兰、张岱年等墓木已拱，创建时期的中坚人物如汤一介、庞朴等也先后凋零。倘若这就是结局，那诚然令人无限怅惘。不过，也不得不承认，它是有某种必然性的。但那和大师远去，后继无人没有关系。学无止境，大师之后，自然还应该有下一辈、下一代大师，倘若实际上竟然没有，那是这一辈、这一代人不争气而已，不能够谓之“必然”。真正根本和重要的变化是，三十年一晃过去，高等教育体制大幅扩展，学术氛围沧海桑田，各种知识、文化传播渠道更是无孔不入。因此，当日如饥似渴追求文化滋润的群体已经消失殆尽，最少也是在迅速减退中。这个时代性的巨变是不可遏止，也无从逆转的。它注定了文人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的自由结合只能够以交谊、雅聚小团体的方式存在，而再不可能如八十年代的中国文化书院那样，轰轰烈烈地发展成为立足于社会整体，具有强大生命力的事业。对此我们不必“怅望千秋一洒泪”，但必须承认，今昔之间的确是“萧条异代不同时”了。因此，越光兄在这个时候为书院编撰这本历史，是很恰当的——不仅如此，我们更热切期望，他能够再接再厉，为整个八十年代的民间文化运动，描绘出更全面和详细的画图来。是为序。

丙申除夕于用庐

陈越光：《八十年代的中国文化书院》，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8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