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有关中医科学性、中医发展之路的讨论声音始终不绝于耳，而其中最引人关注的莫过于在清华大学高等研究中心和《科技中国》杂志社联合主办的“中国传统文化对中国科技发展的影响论坛”上，著名华裔物理学家、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杨振宁先生针对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前所长陈方正教授提出的“中国科学的真正成功在中医药，中医药是中国今天对世界的最大贡献，它是中国文化中产生的另外一种形态的科学”这一观点，抛出“中医的理论直接沿袭了《易经》的想法，如果现在研究中医理论仍然坚持将二者统一起来，我认为中医是没有前途的。如果中医药以后还按照它自己的‘理论体系’走下去，那么它就不会有发展”的观点。而此前不久，在“2004文化高峰论坛”上，杨先生提出的“《易经》影响了中华文化的思维方式，而这个影响是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萌芽的重要原因之一”的观点也“一石激起千层浪”，引起了国内易学界的广泛争议。

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集中代表，《周易》与中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是不争的事实。问题的焦点是：在《周易》影响下的中医理论体系是不是落后？是不是应该抛弃？带着这样的问题，记者采访了著名易学专家、北京中医药大学的张其成教授。针对杨先生的观点，张其成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杨振宁观点一：《易经》影响了中华文化的思维方式，而这个影响是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萌芽的重要原因之一。

张其成观点一：《易经》的确影响了中华文化的思维方式，这一思维方式不可能产生近代科学，在它影响下产生的是另外一种科学。

杨先生支持自己这个观点的论据是“中华文化有归纳法，可没有推演法。而近代科学是把归纳法和推演法结合起来而发展的，推演法对于近代科学产生的影响无法估量。”对此，张其成教授并不以为然。“所谓归纳法就是从个别或特殊事物出发概括出一般性的原理和原则；推演法就是从一般性的原理出发，分析说明个别的、特殊的对象和现象。从自然辩证法的原理来看，归纳法和演绎法密不可分，把它们割裂开来这本身就是不对的。”张其成认为，《周易》与中医的思维方式既是一种归纳法，又是一种推演法，只不过不是形式逻辑的归纳、推演法，而是意象思维的归纳、推演法。中医学的气、阴阳、五行都属于意象思维逻辑的范畴，是古人通过对天文、地理和人事的观察归纳得来的，同时它又可以推演到宇宙万物，包括中医的藏象、脉象、舌象、证象等人体生命现象，乃至整个宇宙万物之象，最终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这些各种各样的“象”不正是归纳与推演的巧妙结合吗？

总结：《易经》中不仅有归纳法，还有演绎法。这种不同于形式逻辑的归纳、推演法必然会产生另外一种科学系统。杨先生基于对传统文化的特殊理解和挑战精神产生出对中华文化的思考，其出发点令人欣赏，但其观点却值得商榷。

杨振宁观点二：中医的理论直接沿袭了《易经》的想法，如果现在研究中医理论仍然坚持将二者统一起来，我认为中医是没有前途的。

张其成观点二：中医的理论直接沿袭了《易经》思维方法的部分是中医学的核心和特色之所在。要判断中医有没有前途绝不能依据近代科学的标准，而只能是依据实践的标准。中医的实践——临床疗效说明中医是有光明前途的。

按杨先生的观点，《易经》阻碍了近代科学在中国的萌芽。依此推理，与《易经》一脉相承的中医必定是落后和不科学的，在“科学主义”大行其道的今天，其前途势必岌岌可危。“中医当然不是科学”，张其成教授平静地说，“但中医是科学的”。张其成用特别的语气强调了“的”。他接着解释道：“这里所说的科学就是杨博士所说的近代科学。这种科学必须符合三个标准，即逻辑推理、数学描述、实验验证。这种科学在17世纪牛顿力学诞生之前的西方也没有，两千多年以前在中国产生的中医怎么会有呢？我们又何必对此羞于启齿呢？”张其成接着说：“中医是在以《易经》为代表的传统思维方式影响下产生的，这不是件可耻的事情。《周易》不是一本迷信的书，它提出的乾坤精神——‘自强不息’与‘厚德载物’的精神，是中华民族的两大根本精神！乾坤思维是中华民族的根本思维方式！”

张其成认为，正是与《易经》一脉相承的思维方式，导致了中医与西医的根本不同。中医看重的是事物的功能和关系，即意象；而西医看重的是事物的形体和结构，即物象。因此在处理问题时，中医会使用意象整合的方法，这种方法的优势在于系统；而西医则会用分析还原的方法，其优势在于精确。

“但关键问题是，人体生命现象是极其复杂的，人不是一台简单的机器，现代医学、现代科学绝对不可能解决生命的所有问题。因此中医和西医恰好形成互补。他们的优势体现在生命的不同方面、不同层面。中医同样是一种科学，是一种不同于现代科学的传统科学。”张其成教授一再强调：科学体系不应该是一元的，而应该是多元的。在我们判断中医是否已经落后和不科学之前，首先应该确立一个正确的标准。如果以现代科学的标准来衡量中医，那中医肯定是落后而“不科学”的；如果以传统科学的标准来衡量西医，那也可以说西医是落后而“不科学”的。可见评价一门学科或体系究竟是不是科学，绝不能以另一种科学为评价标准。那么究竟该以什么样的标准来衡量中医呢？“实践！”张其成肯定地说：“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是实践，而不是现代科学。可是很多人在评价中医时却犯了这样的低级错误。中医为什么能保留到今天而且还在我们的生活中广泛运用？正是因为中医能治病，特别是能治好一些西医治不了的病，有实效。这种具有明显实效的医学难道不是科学吗？中医治病讲‘和’，这是中医最大的价值取向，而这种价值取向在几千年的实践中证明是有效的，它系统地考虑了人体本身、人与自然的关系及人的人文社会属性，是一种非常先进的科学思维，怎么能说它落后了呢？”

总结：人体是复杂的系统，中医重视部分间的相互关系、注重敏感点和关键点的整体思维方式符合复杂性科学的基本原理，这恰恰是中医的优势。否认中医的科学性是西方科学主义和西方文化中心论的一种表现。

杨振宁观点三：如果中医药以后还按照它自己的“理论体系”走下去，那么它就不会有发展。

张其成观点三：如果中医药不按照它自己的“理论体系”走下去，那么它肯定就不会再存在了。

提到中医现代化问题，张其成教授说：“中医当然应该现代化，‘与时俱进’、‘变易求新’正是《周易》的基本思想。‘现代化’是一个大帽子，如果这顶帽子就是指现代科学化，那么问题就不那么简单了。中医里有些东西可以现代科学化，有些东西目前还无法或者根本就不能现代科学化。所谓中医的现代科学化实际上是一个悖论，面临一个无法选择的两难境地。中医能实现不改变自己非现代科学特色的现代科学化吗？”近百年来，有关中医发展之路的争论从未停止过，中医的现代化之路仿佛总是充满悖论，人们在以现代科学、现代医学的实证、实验方法研究中医时，发现有的中医学说可以得到证实或“接轨”，而中医基本理论却根本无法在实验室里给予证实。张其成教授认为，中医的现代化可以分为两个层面，表层的适应现代生活节奏的现代化是可行的，如中药炮制工艺、药物剂型、某些诊断方式的现代化等等；但中医最内层最核心的思维方式能否现代化——也就是抛弃中医非现代科学的固有思维方式，而改变为现代科学的思维方式呢？

张其成教授忧心忡忡地说：“这种改变当然可以。可是我们试想一下，这种改变了思维方式和整个理论体系的中医还是中医吗？那不就是西医了吗？彻底改变中医以功能性、整体性、关系性为特征的思维方式，用现代科学的思维方式替代中医的思维方式，用西方医学的理论模式、知识框架替代中医传统的理论模式、知识框架，后果只能是中医的西化，说到底，就是中医的毁灭化。”将中医改造成现代医学是不是一件好事呢？张其成不无感慨地说：“建立在现代科学基础上的现代医学不可能解决生命的所有问题，因为人不仅具有生物性、自然性，还有社会性、文化性，而社会、文化、心理的因素是无法量化的。中医全面把握、整体看待人体生命现象，这恰恰是中医的关注点，是中医的长处，也是西医最致命的短处。那些主张彻底抛弃中医理论体系，要把中医改造成现代医学的人直接去发展现代医学不就得了！为什么非要跟中医过不去呢？”

张其成教授最后说，中医当然也应该发展，但最终应当、也只能按照自己本身的规律发展。中医的当务之急不是去设法求证自己是否科学，不是去用线性科学的方法寻找自己的物质基础，而是要集中精力、认认真真地去考虑一下自己的优势在哪里、劣势在哪里，然后怎样去发扬这个优势。不要一味地迷信线性科学，近年来正在兴起的非线性科学或许给中医的发展会有某种启示作用。

总结：作为一个保存了几千年的东方科学体系，我们应该采取一种冷静、平等的眼光来看待中医。一定不要妄自菲薄，把西方科学当作至高无上的、可以解决一切问题的尺子，并以之来虐待中医、改造中医甚至毁灭中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