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通过对国内外“李约瑟难题”研究文献的系统梳理，以求解进路与消解进路为问题取向，从科学技术发展的内史进路、外史进路与综合史进路的视角探讨问题的求解取向，从逻辑进路、科学进路或技术进路视角探讨问题的消解取向。据此，该难题的综合史进路是问题求解取向的较好选择，而问题消解取向实质上是坚持了文化相对主义或者否认了难题的基本预设。

1. “李约瑟难题”

李约瑟在多种场合以多种方式提出过“李约瑟难题”。该难题的最初构想成形于1938 年，第一次论述于 1944 年“中国之科学与文化”的演讲，后分别在 1948 年出版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一卷、1956 年出版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二卷、1963 年在法国发表的《中国科学传统的贫困与成就》、1964 年在我国发表的《东西方的科学与社会》、1980 年在意大利发表的《为什么近代科学兴起于西方而不是东方？》以及1985 年为《中国： 发明与发现的国度》所写的序言等文献中以不同形式论述。至今广为引用的版本是： “为什么现代科学只在欧洲文明中发展，而未在中国 (或印度) 文明中成长？ ……，为什么在公元前 2 世纪到公元前 15 世纪期间，中国文明在获取自然知识并将其应用于人的实际需要方面要比西方文明有成效得多？”“李约瑟难题”这一说法先为美国经济学家肯尼思·博尔丁 （Kenneth Boulding）提出，后经美国科学社会学家雷斯蒂沃（Sal Ｒestivo）及美国著名科技史家席文（Nathan Sivin）等人的沿用而广为传播。有时，该难题也被称为“李约瑟问题”、“李约瑟命题”、“李约瑟论题”、“李约瑟谜题”以及“李约瑟之谜”等。

其实，“李约瑟难题”并非李约瑟首创，在李约瑟提出之前，有些人已经关注到中国科学落后于西方的问题。大约16～17世纪，来华的基督教传教士们，如利玛窦（Matteo Ricci）、庞迪我（Diego de Pantoja）与巴多明（Dominique Parrenin）等人最早注意到了该问题；稍后，18 世纪左右，一些欧洲的思想家和科学家如波义耳、莱布尼兹、孟德斯鸠、伏尔泰、休谟与狄德罗等人也注意到了该问题；再后来，我国的“五四运动”前后，中国少数有识之士如任鸿隽、梁启超与冯友兰等人也意识到这个问题。值得一提的是，还有一些学者提出了相关或类似问题，如恩格斯、德国政治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德籍犹太人魏特夫（Wittfogel K A）、德国著名哲学家雅斯贝尔斯与维也纳学派的赤尔素（Edgar Zilsel） 等。

除了很多国人的关注之外，“李约瑟难题”引起了国外科学家、科学史家、哲学家与经济学家等多种人士的热切关注和深入思考，如美国的席文、英国剑桥的何丙郁、日本的菱内清与山田庆儿等。面对“李约瑟难题”，大部分学者持“求解路向”，试图从多种角度寻求解答；还有一部分学者持“消解路向”，试图采用多种策略进行消解。

2. “李约瑟难题”的求解进路

围绕“李约瑟难题”，国内外学者大多持求解路向，借助多种理论从多角度、多层次、多侧面进行深入分析和研究，作出了多种不同的解读与解答，其主要进路为科学技术发展的内史进路、外史进路与综合史进路等。

2.1  内史进路

从科学技术发展的内史看，科学技术是社会其他（政治、经济、宗教等）要素之外的一个独立系统，具有自主性，其发展有其自身内在的逻辑与动力。持此类观点的代表人物有“科学史之父”萨顿（George A L Sarton） 与法籍俄裔科学史家和思想史家柯瓦雷（Alexandre Koyré）等。近现代科学主要是数学化的实证知识，那么，逻辑、数学与实验等是科学技术得以发展的重要因素。爱因斯坦曾提出：“西方科学的发展是以两个伟大的成就为基础的：希腊哲学家发明形式逻辑体系（在欧几里德几何学中），以及（在文艺复兴时期）发现通过系统的实验可能找出因果关系。”

首先，从逻辑和数学的角度看，古代中国形式逻辑薄弱且与数学相分离。有些学者认为中国古代缺乏形式逻辑，而长于辩证逻辑。例如：中国近代科学的先驱任鸿隽认为，没有归纳法是中国古代没有科学的重要原因。著名科学史研究者林文照认为，缺乏严格的逻辑推理是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产生的原因。李约瑟也提出：“当希腊人和印度人很早就仔细地考虑形式逻辑的时候，中国人则一直倾向于发展辩证逻辑。”在数学上，中国数学坚持筹算的发展路径，较少与自然科学相结合。明末徐光启在对比中西数学典籍《几何原本》与《九章算术》后指出，中西数学“其法略同，其义全阙。”就是说，中国与西方数学的根本差别在于：中国数学只重程序（即“法”），而忽略了直接、详细、明确的证明（即“义”）。而古代西方数学与逻辑是紧密结合、相互促进的。《几何原本》本身就是数学与逻辑的结合范例。更重要的是，“一旦《几何原本》展示了这一后来被叫做“几何学方法”中的证明法，后者马上就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许多其他很不相关的领域内被引作一种理想方法，遍及了从神学【如普罗克罗斯 （Proclus）的《神学原理》（Elements of Theology）】到医学【如盖仑（Galen）甚至在解剖学和生理学中】也试图移植几何学风格的证明法的各个领域。”“我以为中国古代由于种种原因没有出现欧几里德研究这样具体的几何问题，以及因为研究这类问题而产生出来的逻辑系统，至少是中国没有产生近代科学原因的一半。”

其次，从经验或实验角度看，古代中国科学技术主要建基于经验与实践，刻意追求应用层面的“知其然”，而有意淡化或忽视理论层面的“所以然”，因此，中国古代技术比较发达，在应用方面见长；另一方面，轻理论重技术也使中国匮乏产生理论化的近现代科学与以理论为基础的现代科学的内在动力。例如：著名科学家吴大猷认为，“古代中国超过西方的大多是技术，不是科学。”哲学家怀特海曾言：“希腊人过于偏重理论。对他们来说，科学仅是哲学的衍生物。”中国科学始终没有从经验科学上升到理论科学，从《汜胜之书》到《农政全书》，从《黄帝内经》到《本草纲目》，从《周髀算经》到《九章算术》等，无不如此。

2.2  外史进路

从科学技术发展的外史看，科学技术所处的社会、文化、政治、经济与宗教等因素对科学技术发展的速度和方向有影响。持此类观点的著名科学史家有苏联的黑森（B·Hessen）、美国的默顿（R·K·Merton）和英国的贝尔纳（J·D·Berna）等。

首先，在哲学与文化方面，古代中国重道德哲学轻自然哲学，重“经世致用”的实用目标轻“超越现象”的理论探索。近代以前，科学归属于自然哲学，自然科学的产生显然会受到哲学思想的直接影响。有些学者认为，古代中国在哲学理念上注重“整体”而忽视“本体”导致中国科学发展的双重负效应：一方面，不去区分“现象与实在”，更不去探究“最后的实在”；另一方面主张“万物一体”、“天人合一”。“须知‘本体’（或本质）这个范畴很重要，西方的哲学思想大部分是对于这一点去下工夫的，即科学思想亦是向这一点去研究而出来的。”有些学者认为，古代中国在研究对象上轻“物”而重“事”，重“事”追求“意义”，进而重“辩证法则”与“关联性法则”，而没有产生“自然法则”与“因果性法则”等。然而，与时空相分离、与人事相脱离的“物”是科学技术研究和发展的起点。“理性主义的儒家和名家，实际上对自然界没有兴趣；而道家则对自然深感兴趣，但不信赖理性和逻辑。”中国传统文化中倡导“格物致知”，“物，犹事也。”格物的终极目标是为道德追求即“天理”提供一个“宇宙基础”，至于“物”本身是什么，几乎毫不关心。“朱熹和他的追随者首要强调的‘物’不是自然律，而是传统儒家信奉的伦理美德——孝、忠和仁。”“但在许多汉学家看来，中国从未超越这种关联性思维方式，因此未能像西方那样踏上因果思维之路。”李约瑟曾多次强调自然法则观念在近现代科学中的重要性，并认为中国古代缺乏此观念。“道教思想家虽然是深沉的而又富有灵感的，但或许是由于他们极度不信任理性和逻辑的力量的缘故，所以，他们并未能发展出任何类似于自然法则观念的东西。”实际上，中国古代只是缺乏西方式的“自然法则”。“中国人的自然法观念非常具体，而且与（过去）某单一时期的单一群体（中国的统治精英）相联系。”“作为中国传统思维基本方法的象思维方法，对于中国没有发展出近代科学这一历史现象难辞其咎。”而西方的自然法不但超越了地方性（地域的和民族的）差异，而且同时假定存在一个更高层次的永恒的神圣秩序。有些学者认为，古代中国在价值取向上重“德”、重“用”而轻视纯粹的、超功利的“理论”。如启蒙思想家梁启超曾提出，“德成而上，艺成而下”观念是自然科学不发达的原因。

其次，在经济与政治制度方面。经济上，中国长期处于农耕经济与自然经济状态，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给自足经济模式，再加上长期实行的重农抑商政策以及中国民间强烈的乡党意识与世族感情等，严重抑制了工业与商业的发展，进而致使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失去了最主要的驱动力即社会需求。“社会一旦有技术上的需要，则这种需要就会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没有商人就没有早期的近代科学”，因为商人阶层使“从国王那里得到支持的学者成为工匠的同志”，从而使哲学家传统与工匠传统得以结合产生近代科学。也有学者以此为基础提出“高水平均衡陷阱假说”与“技术创新形式假说”等。政治上，中国长期沿用封建官僚的专制制度与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等。中国从隋朝至清朝的1000多年间实行科举取士，使得中国精英分子或集团的兴趣局限于四书五经等儒家经典而轻视社会实践，重视“学而优则仕”的官本位和社会伦理纲常而漠视自然科学。“近代中国科学技术长期落后的根本原因是中国长期的封建制度束缚所造成的，而近代科学之所以能在欧洲产生，其根本原因也是由于新兴的资本主义社会制度首先在欧洲产生的结果。”

最后，有些学者从其他角度，如语言文字、宗教神学与地理气候等方面找原因。例如：有些学者持“地理环境决定论”，认为中国四面相对封闭致使中国闭关自守、固步自封，进而科学技术无从交流而日渐落后；有些学者认为，近代科学的产生必须强调主客体的分离，而中国原始民族的宗教分离意识比较薄弱。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与默顿在《十七世纪英格兰的科学、技术与社会》中均考察了宗教对近代科学的产生起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宗教这种以直截了当的方式赞许和认可了科学，并通过强化和传播科学的兴趣而提高了社会对科学探索者的评价。”

2.3  综合史进路

综合史是把内史和外史看作一个有机的整体，认为科学技术的发展不仅受到如逻辑与数学等内在因素的影响，而且还受到哲学、文化、经济与政治等外在因素的影响。曾任科学史刊物ISIS主编的 E·罗森博格指出： “不理解科学发展的外在因素与内在因素的联系，我们应无法理解现代社会和现代科学，只有在彼此的相互作用与联系中才能理解科学的产生与发展。”庞朴教授认为，东西文化的差别使中国人在古代那种较为经验的、直观的、混一的科学技术中取得巨大成就，而没有产生纯逻辑、数学以及建基于其上的分门别类的近代自然科学。杨振宁教授认为，中国为何没有得出欧几里德的几何定律，在于它所揭示出的“打破沙锅问到底”的科学精神与中国倡导中庸、不太允许标新立异的文化传统相背离，这种文化机制不利于培养标新立异的科技人才。吴彤教授从自组织的视角提出，中国古代社会未能向学术研究提供一个激发科学自组织演化的环境和条件，不仅基本阀值没有达到，而且对学术研究的控制基本是以国家行政命令和官办方式进行组织和控制的。金观涛教授等提出了近代科学技术的系统结构，即由“构造性自然观”、“受控实验”与“开放性技术体系”三者构成，近代科学之所以能够在西方形成和发展，是因为构造性自然观逐步形成了科学理论与受控实验、科学与开放性技术体系等相互作用的循环加速机制，而中国的有机自然观不进行受控实验，大一统型技术也不能形成开放性技术体系，因而也就不能形成近代科学的加速发展机制。“中国封建社会大一统政治形态和商品经济相对发达的地主经济决定了它的技术结构是‘大一统’型的。理论和实验结构则与以儒家为正统、道家为补充的文化结构相适应。”

3.“李约瑟难题”的消解进路

虽然大多数学者努力从正面破解“李约瑟难题”，但是，有少数学者持消解路向，其主要进路为科学技术发展的逻辑进路、科学进路与技术进路等。

3.1  逻辑进路

首先，有些学者认为“李约瑟难题”本身具有逻辑矛盾。一方面，从“近代科学”的概念看，它是指近代以来产生于西方的各种科学理论与传统的集合，那么产生于中国的科学不可能是李约瑟所定义的“近代科学”； 另一方面，从地域的定义看，近代科学是多个西方国家的科学家所开创的一种科学传统，那么拿一个中国与多个国家去比对在地域上是不对称的。其次，有些学者认为，“李约瑟难题”没有意义。如著名科技史家席泽宗曾指出，“李约瑟难题”的提法不妥，因为历史上没有发生的事情，不是历史学家研究的对象；这样的研究可以作无限度的推测，也因此往往流于思辨。

3.2  科学进路

首先，有些学者依据科学的概念实质上是近现代科学的概念断定“李约瑟难题”不存在。一些学者认为，在古代，不存在科学的先进与落后，因为当时的科学属于自然哲学，根本不存在客观的判断标准。一些学者认为，中国古代没有科学，“李约瑟难题”只不过是一个伪问题或假问题。“一般而言，我们民族的传统，是偏重实用的。我们有发明、有技术，而没有科学。”“关于中国古代科学比西方优胜而支持‘李约瑟问题’的认识，在西方学者中并不多见。他们赞赏李约瑟关于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实证研究，并不认同‘李约瑟问题’。”其次，有些学者依据科学的理论性断定“李约瑟难题”不存在。在他们看来，认为中国古代有科学实则犯了下述错误：要么是把经验总结和对现象的描述当作科学，要么是把哲学思辨当作科学。再次，有些学者依据古代东西方科学理论的差异断定“李约瑟难题”不存在。例如，著名历史学者余英时认为，“这好像围棋与象棋虽同属于‘棋’，却是完全不同的两套游戏。‘李约瑟问题’说：中国的‘科学’曾长期领先于西方，但16 世纪以后‘现代科学’在西方兴起，于是将中国远远抛在后面了。这无异于说，某一围棋手的‘棋艺’曾长期领先于某一象棋手，但今天后者的‘棋艺’突飞猛进，已远远超过前者了。通过‘棋’的模拟，我们便不必再多说一句话，已可知‘李约瑟问题’是根本不能成立的，中、西‘科学’之间无从发生‘领先’与‘落后’的问题。”“许多……”解答“其实是某种变相的意淫——因为每次”解答“都是对”中国古代遥遥领先“这个前提的一次认定，而每次对这个前提的认定都能带来一次心理上的自慰。”最后，有些学者认为科学不具有超文化的普遍性，据此文化属性断定“李约瑟难题”不存在。“历史并不由我们设计，科学也不具有超文化的普遍性。也许，李约瑟问题只是一个由现代性话语拼凑起来的伪问题。”

3.3  技术进路

首先，有些学者认为，中国古代的技术并不是真的“在16 世纪前遥遥领先于西方”。“我们所关注的是这样一个事实，从8世纪到14世纪末，阿拉伯科学很可能是世界上最先进的科学，远远超过了西方和中国。几乎在其所涉及的每个领域，如天文学、炼金术、数学、医学、光学等领域，阿拉伯科学家（即中东地区使用阿拉伯语的科学家，包括阿拉伯人、伊朗人、基督徒、犹太人等）都处在科学发展的前沿。他们著述中的事实、理论和科学推测比世界上任何其他地方（包括中国）都先进。”其次，有些学者认为，中国古代的技术貌似领先于西方，实则是一个假象或错觉，因为判断中国古代技术领先于西方的标准是功效性，而实际上在这个时段内，西方社会广泛使用技术的社会基础显然不如中国。

4. 分析与总结

4.1 “李约瑟难题”的求解进路

在求解取向上，无论是单从内史进路，还是单从外史进路，“李约瑟难题”都很难得到真正或全面解答，而应从综合史进路。“近代科学是多元文化间相互贡献、相互碰撞与相互借用的产物。”20世纪70年代兴起的科学知识社会学派最初提出的“强纲领”认为科学知识本身也是社会建构的产物，“社会利益与结构在事实上完成了科学知识的制造任务。”近来提出的“行动者网络理论”（Actor-Network-Theory）将参与科学知识建构的各种异质因素，如理性与非理性、主观与非主观、主体与客体、人与非人、自然与社会、理论与对象、可与不可说等都视作科学知识生产过程中的有效力量，科学知识、技术成果是在特定场域下由多重行动者相互作用而产生。在女性主义者看来，科学知识的形成与历史上科学家大多由男性组成有很大关系。“性别结构内在于科学实践制度中，内在于与其实践及其产物相连的性别符号论中，内在于实践者的性别化的兴趣和身份中。”所以，近现代科学的产生不是单因素事件，而是科学技术与哲学、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多种因素非线性地交互作用的结果。

4.2  “李约瑟难题”的消解进路

在消解取向上，第一，在逻辑进路方面。首先，认为历史上没有发生的事情不应作为历史学的研究对象是不恰当的。丹麦著名史学家克拉夫 (H·Clough) 认为，“不考虑逆事实的史学，与否认作为解释基础的规律的合法性是一回事。”法国着名哲学家与历史学家卡古黑姆( G﹒Canguilhem)指出：“一个历史学家，无论他属于什么学派，都不可否认这种可能性，即他可以通过想象可能发生的事情去理解发生了的事情，并且通过设想或者排除构成原因的因素去理解发生了的事情。……它净化了对一切东西的历史说明，这种说明也许类似于对结局的叙述。”其次，认为“李约瑟难题”有逻辑矛盾，是从纯粹语义学的角度进行分析的。“李约瑟难题”不是一个逻辑取向的封闭式问题，而是一个现实取向的开放式问题，因为该问题的问题域与解答域都是很宽广且不可具体限定的。

第二，在科学进路方面。首先，严格以近代科学概念为依据否认古代中国存在科学是失当的，因为如果按此标准，那么古希腊也没有科学，甚至近代之前的世界上就不可能存在科学；进一步地讲，近代科学得以建立的根基也就无从谈起。其次，从科学的理论性或东西方科学的差异性的消解，实质上是在不同的语境中对话，也是以西方科学与技术的标准来衡量中国，从根本上说是在质疑“李约瑟难题”的基本预设：科学与技术是不可分的。在古代西方，归属于哲学家传统的科学与归属于工匠传统的技术在历史上是分立的；但是，在古代中国，“经世致用”的科学取向使其与技术相结合，中国传统四大科学即农学、医学、天文学与算学的理论就是明证。最后，科学的文化属性的消解方式，从根本上说是文化相对主义，它认为世界上不同国家或民族的文化是自足的且包含特殊价值体系的，从而也是不可比较的。实际上，该消解方式通过夸大了文化的相对性而否认了文化的普遍性。往昔近现代科学的形成得益于世界上所有民族的文化成就，如今近现代科学在世界上很多国家的成功传播、发展与创新等都是否认该观点的实例。

第三，在技术进路方面。该消解方式能否成立，则有待于相关材料进一步的发掘、考证与认识。

最后，“李约瑟难题”是中国乃至世界科学技术史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论题，其涵盖内容非常宽广。它不仅涵盖科学技术史，还涵盖哲学史、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思想史与社会史等多种领域。无论“李约瑟难题”的求解进路还是消解进路，均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正由于众多学者乐此不疲地对‘李约瑟问题’进行求解才产生了‘李约瑟现象’。透过这种现象对我们现实社会的教育改革、科技战略的制定等等均会有所启示。”

资料来源：《科技管理研究》2015年第23期   

作者简介：智广元，哲学博士、副教授，科学技术哲学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自然辩证法概论”、“科学史”、“科学思想与科学方法论”等课程的教学与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