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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很穷，请跟我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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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很穷，请跟我来
穷是只一个条件，有时有利，有时有弊。
上大学时，我有一个木头箱子，里面没有什么东西可放，我就把我的笔记、作业、信件和油印教材等资料全部放在里面，时间长了，里面的资料就慢慢多了起来，结果形成了保存资料的习惯。这个习惯对我后来做学问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因为做学问就在于积累，积累什么呢？就是积累资料，特别是一些用钱买不到的资料。
如果你勤于努力，善于思考，能够把握瞬间即逝的机遇，那么，你的劳动将会使你的个人资料增值，比炒股票要合算，因为保存资料没有风险也不需资本。
（77级的录取通知书信封，地址省略了生产小队：大毛忽洞。
我的人生经历是我学术背景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核心是独立思考，说白了就是“穷则思变，要干要革命”，这方面最早的故事要追溯到我念初中的年代。
我上初中的时候，我们同村同班有4个人，从村里到学校要走3公里的路。由于我家吃早饭早，结果我每天都要等他们三个，至少要等半小时。我等他们的时候，他们都在吃饭，从第一家到第二家，再到第三家，我看到他们三家的早饭都比我家的好，这促使我开始思考这样一个问题：既然我们吃的饭都不一样，那我们为什么要一起到学校呢？
终于有一天，我开始独自一人到校，当我到达学校时，教室的门还锁着，我就站在教室门口记我的公式，背我的课文，早到半小时（有时可能是1小时）确实可以干很多的活。由于我到校最早，因此，我也发现教师中谁最先来。几周下来，我们的数学老师第一个到学校时，总是看到我已经站在教室门口在看书学习。后来，他把教室的钥匙从一个同学手中要过来给了我，其实这个同学就住在学校前面，只有一墙的距离。（这位同学在固阳县城工作，他现在也还记着这件事情）
后来，我看到一本旧的语文书，里面有一篇课文叫《腊八粥》，其中有一句话是：“谁家烟囱先冒烟，谁家高粱先红脸”。我和我的同村同班伙伴的差别实际上就在于每天早上的半小时。他们现在也都承认这一点，但是已经无法补救了。
1978年3月到1982年1月在长春念大学时，我和同寝室的同学在经济上的差别更是相形见绌。好在我已经过惯了穷日子，知道什么最重要，就像《红灯记》里李奶奶说的：“穷人喝惯穷人的酒，点点滴滴在心头”，在日本人面前是这样，在同学面前也应该是这样。
我们寝室住7个人，都喜欢回寝室吃午饭，我们都围坐在两张并摆的桌子旁。我每天都吃高粱米，他们（特别是三个饭量小的）几乎每天都吃大米饭。当时食堂做的是大锅饭，一锅高粱米，一锅大米饭，菜的花样也不多。由于我解决不了全国粮票问题，家里有粮（内蒙粮票）也没办法吃。吃饭是头等大事，因此，我必须进行思考和想出办法。经过观察，我选择过点去买饭，即等开饭20分钟后再去买饭，不但高粱米给得多（4两饭票至少给6两，有时能给8两），菜也给得多。（炊事员心理学：做饭的人讨厌剩饭剩菜）
我满心欢喜地端着我的饭菜回到寝室，还要和他们吃大米饭（菜也不错）的凑合在一张桌子上，我把高粱米吃得一点也不剩，还要加点水喝个汤，他们多数人顶多吃4两米饭，如果碰上考试，他们最多吃2两，但是，我仍然能够吃6两高粱米。本来是吃高粱米的应该羡慕吃大米饭的，然而事实却相反，是吃大米饭的非常羡慕吃高粱米的。不仅如此，到晚上，吃大米饭的要数到500个数才能入睡，而吃高粱米的用不着数一个数就进入梦乡了。
由此可见，上学需要一个好心态，吃饭也需要一个好心态，做学问更需要一个好心态。
做学问和庄稼成长是一样的，不该发芽的时候不能发芽；不该抽条的时候也不能抽条，否则发出的芽会被冻死，抽出的条会因为干渴而枯萎。做学问也一样，不能说的时候，最好不要说。如果一直保持沉默，做学问的过程就会失去它的价值。
（摘自大毛忽洞《教学资料》第1卷）
导师与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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