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符其实的科技帅才，没有大学文凭

“官科”爱好者把“民科”爱好者说得一无是处。

实际撇开“官”与“不官”来说，“官科”爱好者主要是看不起“民科”的科学训练背景。

就按“官科”爱好者的口气说吧，人们又把科学家分为帅才、将才和干才。

真正能胜任科技帅才的，并不是科班出生的有训练背景的“官科”，而是类似于没有科班训练出生的“民科”的没有大学文凭的人。

原来科学院的副院长张劲夫，按照现在的流行语来说，应该是地地道道科技帅才。

张劲夫不会写科学论文，这无关紧要。

毛泽东也不会打枪，但是照样可以做一个军事家和军队的统帅。就连毛泽东的老对手蒋介石也承认毛泽东是军事家和地地道道军队统帅。

张劲夫不会写科学论文，也看不懂“官科”的科学论文，但是，张劲夫是地地道道的科技帅才。因为他善于指挥科学家，而且还善于在科技上打胜仗。

现在学术上出了问题，大大小小的科班科学家，都要把扳子打在手下人（学生）的屁股上。

例如最近浙大的事情就是这样。

那研究生的嫩屁股也不经打，再说研究生的伙食也不好，根本就打不出几个响屁来。

如果把板子打在浙大领导和院士的老屁股上，那铿锵的声响也算是中国学术界的科技二踢脚（一种烟花爆竹），算是弄出点声响让老百姓听听。

张劲夫主管科学院时，出了事情都主动要求把板子打在自己的屁股上，这才是科技帅才的带兵之道。

下面的段落来自

刘振坤：张劲夫（中国科学院早期领导人物传）

张劲夫在江浦读完四书五经，15岁进入县城一所私立国文补习学校。

1930年夏季，张劲夫到晓庄学校时，学校已被勒令解散，师生正在进行护校运动。张劲夫在校学习三个月，成为晓庄师范的末期学生。进校时没有见到陶行知先生的面，首先见到的是陶先生的《护校宣言》。

晓庄学校被迫解散后，张劲夫到南京太平门外蚕桑试验场作工读生，两年毕业后，当了蚕桑指导所主任，算是找到了工作。

1936年1月23日成立国难教育社，陶先生被推举为理事长，张劲夫担任该社总党团委员，公开身份是总干事，参与了上海各界救国会的领导工作，为党坚持上海的地下斗争做出了贡献

1939年底，中央派刘少奇到皖东，贯彻执行中央“发展华中”的战略任务。张劲夫被委以重任，历任津浦路东省委书记、新四军五支队政治部主任、新四军江北政治部副主任、新四军二师政治部副主任、新四军二师四旅政委。

在抗战胜利后的解放战争中，张劲夫要求到基层锻炼，陈毅分配张劲夫到鲁南二军分区任副政委。

1949年5月3日，杭州解放，张劲夫参加了接管杭州的工作，谭震林任军管会主任、市委书记、市长。

由于张劲夫政绩显著，1952年秋调任华东局财委副主任。当时华东局由陈毅负责。

公心虎胆 科学院党组的好“班长”

1956年春节，他接到中央组织部部长安子文的电话通知，中央决定调他出任中国科学院党组书记、副院长，作为郭沫若院长的助手，主持全院的日常工作。在新的岗位上，他经常是第一个上班，最后一个下班，陈老总称赞说他是“劲夫有劲！”

1960年苏联撤退专家期间,苏联科学院有一个电报给中国科学院，要求派一个科学家来中国考察人参问题。中国科学院分管外事和生物学部的一位副秘书长未经向院党组请示即擅自答复同意。电报按中苏两国科学院交往的惯例是用秘书长杜润生署名。毛泽东对科学院在苏联撤退专家的情况下还复电同意他们的人参专家来华，很恼火，要追究杜润生的责任。知道毛主席发了火，张劲夫当时也很紧张，但表示“总之是科学院的事,我负责。”他了解了实际情况，就去找周总理汇报，因这事批评杜润生是不公道的，并详细说明了事情的原委。周恩来听了以后，答复说：杜润生保留党组成员、秘书长，但不得不撤掉他的党组副书记。由于张劲夫据理力争，这个苏联人参专家事件，就这样化解了。这件事情的处理过程，像一面明镜，照出了张劲夫的公心虎胆。

张劲夫的领导艺术还表现在他能够团结和依靠各方面的骨干开展工作。当时中央为了加强科学院，调进了一批德才兼备的干部，副部级的、局级的、处级的，全都有。张劲夫安排他们皆各得其所，这批干部也深深信任张劲夫，上下级关系相处得很融洽。

张劲夫既有军人的果敢，又有文人的细腻。他总是“跑步”传达中央的指示，创造性地执行党的决议。他自己就像一块煤炭，燃烧自己，给别人带来温暖和光明。他把科学家看成是“国宝”，是“纵通专家”，他自己则充当杂家，是起“横联”作用的。他把后勤工作看作是党联系群众的“思想的桥”、“感情的船”，要由此把科学家联合起来搞“向科学进军”。他抓政治、抓科研、抓后勤，三手都很硬。正是因为他团结好了党组一班人，用好了这批骨干，所以中国科学院这盘棋能满盘皆活。

从1956年到1966年的历史实践证明：张劲夫率领院党组一班人，调动全院科学工作者和广大干部、群众的积极性，团结奋斗，发愤图强，创造了科学院的十年辉煌，不负中央期望，使科学院充分发挥了在全国科技事业中的“火车头”作用。

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的秘书长

五十年代中期，世界处在新技术革命的时代。蓬勃发展着的高新技术，一方面带动了科学技术的全面发展，另一方面也形成了少数大国以核武器威胁世界和平的局面。新中国的领导集体，在刚刚完成了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任务之后，顺应新技术革命发展的潮流，提出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任务就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及时发出了向科学进军的伟大号召，决定制定一个长远的科学规划。争取在几十年内赶上世界先进水平，打破核威胁。并要求科学院成为新中国科学技术的火车头。

就是在这样的国际国内背景下，时年42岁的张劲夫，由陈毅举荐、中央政治局常委和政治局讨论通过，出任中国科学院党组书记、副院长，同时，也被指定为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的秘书长。

“天降大任于斯人焉”，中央作出这样的安排，是希望张劲夫成为中国科学事业火车头上的司机。这时正是他经过长期革命锻炼后的成熟时期，是他人生精力最旺盛的时期。他以一个“小学生”的态度走上新的岗位，赴任之始即表示：“我不懂科学，来当学生，向大家学习，一起做好向科学进军的工作。”他注意抓大事，按照周恩来总理的指示，把科学院的日常工作托付给秘书长裴丽生，全身心地抓规划。他重视发扬民主，制订规划完全采用科学家民主议事的方法。他有尊重科学家的诚恳态度，按陈老总的嘱咐，不是把科学家当做下属，而是作为科学工作的将帅之才，真心实意向他们请教。他知人善任，闻知刚挨过毛泽东的批评的杜润生有邓子恢之“小诸葛”的雅称，就主动亲自登门看望，从一开始就建立了亲密共事的思想感情基础。

《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草案）》及其附件，共计600多万字。规划中提出57项重要任务，包括616个研究课题。明确的重点任务有12个。

当张劲夫带着规划向周总理汇报时，总理提出，这么多重点，国务院应该主要抓哪些呢？一向注重抓重点的张劲夫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他当机立断决定趁着参加规划的科学家还没有离开北京，又召集他们研究这个问题。科学家们情绪很高、各抒己见，提出了许多好意见。张劲夫等加以归纳，认为最重要最紧急的有六项，原子弹和导弹这两项属于保密的军工尖端技术，国家已经做了特别安排，此外还有四项：计算技术、半导体、自动化技术、无线电电子学，这些是重中之重，要摆在其它重点任务的前面来抓，就叫“紧急措施”。“四项紧急措施”因此得名。上报国务院，周总理立刻批准,说：“对！先抓这四项。”

晋见毛主席 直言保“国宝”

1957年反右派斗争开始的时候 ,张劲夫的内心里充满了矛盾：一方面反右斗争是中央的决定，全国都要行动，谁也不能违背；可另一方面从科学院的实际出发，广大科技工作者的积极性刚刚调动起来，弄不好就会把刚刚开创的新局面破坏掉，向科学进军的计划就会成为泡影。他坐卧不宁，经过一番冥思苦想，认为自己和党组的水平要领导哲学社会科学部的反右派斗争有困难。他想提出这个学部的反右派斗争由中宣部直接领导；自然科学机构的反右派斗争由院党组负责，并建议采取保护政策。他把这个想法提交院党组讨论，党组成员都表示支持他的想法，只是对自然科学家采取保护政策的问题，必须毛主席亲自认可才能够实现。这样，张劲夫就鼓起勇气去晋见毛主席。

7月里的一天，张劲夫去见毛泽东。他心里想，如果因为反右斗争处理不慎而伤害了科学家，中国科学院的工作就很难做了。但是见到毛主席,只能讲很简单的话,讲多了，讲不好,岂不是又要挨他老人家的批评。

见到毛主席时，张劲夫开门见山，说：“主席啊,我来向你请示。你不是让我们向科学进军吗？我们中国有句老话叫‘物以稀为贵’，向科学进军要靠科学家,中国现在科学家人很少。还要培养新生力量，现有的老科学家是宝贝,是‘国宝’啊！因此,我的意见是要采取保护政策。不然向科学进军,十二年规划就很难实现。”

毛泽东说：“你张劲夫竟敢讲出这样的意见,好哇！有道理。‘物以稀为贵’是这样的嘛！”

结果是，毛泽东让张劲夫到书记处谈。总书记邓小平很同意张劲夫的意见，对他说：“你们科学院党组代书记处起草一个中央文件,由中央发给全党。”

沈阳金属所葛庭燧,搞金属内耗研究的,当时,所党委向沈阳市委汇报了他有很多言论,要定他为右派。张劲夫听说之后,马上坐飞机到沈阳去制止。他与市委讲,“中央有文件的,科学院的直属研究所的科学家我要负责,我们科学院不同意给他划右派。”由于他凭中央文件据理力争，态度鲜明而坚决，终于使葛庭燧过了这一关。

全院只有极个别的老科学家划了右派,其他都保护住了。青年科学家中有几个带了右派帽子。张劲夫回忆起这件事时说，“当时,我们也有左的思想。”

说到张劲夫的无私无畏精神，还有一段他“斗胆”向毛泽东进言的往事。这一次“护”的不是国宝，而是“四害”之一的麻雀。

1959年9月，刚从庐山会议回来的张劲夫就遇上了一个极有可能会“冒犯”毛主席的难题。麻雀作为“四害”之一，要消灭是毛主席亲自提出来的，而且，直到这次庐山会议，他仍坚持“麻雀还是要除。”然而，科学院中一些知名的生物学家则不同意消灭麻雀。他们认为麻雀吃稻谷，也吃害虫，有害也有益。主张“控制雀害，不能消灭麻雀。”科学家的意见和提供的背景资料中，介绍了国外历史上消灭麻雀的严重教训。 1950年，法国滥捕麻雀发生虫灾，造成农作物大歉收；1744年，普鲁士国王下令消灭麻雀，结果果子、树叶都被害虫吃光了。

张劲夫感到这确实事关国家重大利益，决定同意《科学简讯》（院党组向中央反映情况的内部刊物）发表生物学家的不同意见。胡乔木得知后也予以支持，他和夫人谷羽一起把这期《科学简讯》送给毛主席。1959年11月27日，张劲夫以个人名义写了《关于麻雀问题向主席的报告》。11月29日，毛主席在报告上批示：“印发各同志”，作为中央杭州会议上的一个文件。那正是反右倾运动风声鹤唳之时，此举吉凶难测。

至1960年3月，好消息终于传来了，毛主席正式批示：“麻雀不要打了，代之以臭虫。”毛泽东采纳了正确意见，科学院的生物学家、生物学部、计划局，有关负责人杜润生、汪志华、谷羽、过兴先以及《科学简讯》的编辑们，都尽了努力。但是，举足轻重的却是张劲夫敢于直接向毛泽东进言这一步。

在1972年中央召开七千人大会之后，院党组多次召开会议，党组成员都检查了自己在大跃进中的失误。张劲夫在人民大会堂小礼堂邀集院内科学家开会，他在会议上坦诚检讨，说当初“闻风而动，没注意把伤风感冒也引进来了。”“如果说1958年大跃进由于没有经验，犯了浮夸和瞎指挥的错误，是可以原谅的话。那么，1959年问题已经暴露，本来这第二次失误是可以避免的，又发生了，是无论如何不能够原谅的。”

科学家们听过张劲夫的检讨之后，说“共产党的干部第一不把东西捞到自己腰包里，遇到困难，同甘共苦；第二出了问题虚心检查。大家的心情都是一样的。都是为了把工作做好，领导没有经验，我们也没有经验。”张劲夫带头检查大跃进中的失误，既为基层干部承担责任，又对科学家敞开心扉，所以能够得到大家的谅解。

50年代中期，党中央对中国科学院寄予厚望，要求科学院成为国家发展科学技术的火车头。

科学院党组决定将国防科技作为自己的中心任务，其中最主要的是原子弹和导弹研制。张劲夫认为“这太重要了”，决定自己亲自负责。党组副书记裴丽生分管国防科研工作，组建新技术局，以谷羽为局长。计划局主要分管为国家经济建设服务的科研任务，在国家计划中列在文教口。新技术局负责国防尖端科技，在国家计划中列入国防口，科学院归这个口的研究所数目虽然不占很多，但是力量很强，其人数占全院总人数的一半以上。而全院承担国防科研项目的人数约占全院总人数的三分之二。

张劲夫为我国的国防科研事业的发展，主要做了四个方面的工作：一是从领导体制、思想政治工作、协作、计划、工作和生活条件等各方面，为科技人员钻研国防科技创造了宽松和高效的环境；二是为研制原子弹调兵遣将，组织与二机部协作，攻克关键技术；三是为研制导弹请缨探路，与国防部五院分工合作，两条腿走路；四是积极组织科学院研制人造卫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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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振坤：张劲夫（中国科学院早期领导人物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