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全文化之滥觞——原始社会的安全文化图景还原

文/王秉

安全，是一个伴随人类发展的古老而有意义的命题。原始社会尽管是人类最初的文明形态，但只要人类进行生存实践活动，就必然会面对各种危险，由此而萌发“趋利避害”、“消灾避害”的安全意识，形成一些较为素朴的危险应对方式，这便是人类安全文化之滥觞。没错，原始社会人类祖先就开始孕育安全文化啦！

原始社会蕴涵了随后人类主要的安全实践形态和活动，因此，安全文化考察必须要追溯到原始社会。作者认为，首先，应了解早期原始先民的生存境遇与危险类型；其次，依据早期原始先民的安全生存境遇与危险类型，探寻原始社会的安全文化遗迹。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更好、更全地还原并挖掘出原始社会的安全文化。

1.早期原始先民的生存境遇与危险类型

所谓生存境遇，是指塑造人的思维结构与行为方式的周围世界，它通过人与自然、社会和自我的相互关联来解释人的存在方式与责任，目的是是使人的存在更加合理，实现人与自然、社会的和谐共生。同样，某一时期人类的安全思想与安全行为方式等的形成应与当时人类的生存境遇密切相关。原始社会作为一种人类生存境遇是人类最初的文明形态，也应是人类社会安全实践活动的开端和萌芽。

就生存基础而言，原始人基本上是完全地依附于自然，生存极具有限性和脆弱性，主要体现在以下3方面：①生产工具原始而低下。基本上是以动物骨质和木质工具为主，金属工具的匮乏极大地限制了原始人劳动对象的范围；②生产方式的初级化。以采摘、狩猎和刀耕火种为主要的生产方式，物质生产受自然因素的绝对控制，劳动产品远远满足不了最基本的生存需求；③社会结构的血缘化。孤独个体在原始社会中基本是无法生存的，往往是由个体以血缘关系为联结纽带组成部落或部落联盟。正是因为原始人的一切实践活动都以向自然寻求生命维系和延续的生存资料为轴心而开展的，这也是原始社会人类所孕育出的安全文化所具有的主要特点。

就生存目的而言，主要包括3个不同层次：①毋容置疑，原始社会人类以生存需求为基底和核心。换言之，对于原始初民而言，最底层的是维系生命延续的生存需求。按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来讲，原始初民的生存需求应是生理需求与安全需求2个基本需求的统一体或集合体，它们2者间是相辅相成的关系，因为“饿死”或“危险致死”都不可能使生命延续，即生理需求与安全需求是居于最下层的人类生存目的；②原始人通过融入部落生活，学习劳动工具的制造与使用，在共同体中延伸和扩展了生存能力，这是居于中层的生存目的；③以献祭仪式、交感巫术、图腾崇拜和宗教禁忌为代表的原始宗教生活构成其较为高级的精神生活，反映了原始人在强大的自然力面前寻求超自然的力量，以此寻求精神慰籍和心理寄托，这属于上层的生存目的。但无论是上层的精神需求，还是中层的发展需求，都难以脱离生存需求而成为独立领域，最终目的都指向实现生命的维系与延续这一最基本的需求，即生理需求与安全需求。

一般而言，不同的生存境遇决定了不同的生存与生活危险类型、主要特征和应对方式。具体到原始社会形态，按照危险的根源而分，大致存在如下危险（风险）类型：

（1）不可抗拒的自然风险威胁。由于原始初民的思维水平的低下，通常将自然风险解释为“凶兆”、“危象”、“不祥之症”等，赋予其超自然的神秘含义。原始社会中的自然风险多以山洪、地震、饥荒、瘟疫等“天灾”的形式表现出来，由于原始初民对危险的认知水平和应对能力的低下，自然灾害的来临通常是不期而至且造成难以抗拒的灾难性后果，往往使得整个部落陷于绝境。值得注意的是，原始社会中自然风险多是由非人为因素引发的。

（2）野兽的侵袭危险。在原始社会，人类与各种野兽共同住在森林中，他们经常需用木棒等同野兽作斗争，以猎取食物或防御野兽侵袭。

（3）争夺生存资料的危险。原始社会通常以部落战争的形式解决生存资料不足的危机。早期部落战争往往缺乏任何真正的政治动机，多是出于报复行为或侵占其他部落的狩猎场所、草场等生存资料，因而在食物极度匮乏的状态下通常讲战俘杀掉，一场部落战争的胜败实际上决定着一个氏族的生死存亡。

2.原始社会的安全文化印迹

尽管原始社会人类的安全意识尚不发达，安全心理尚未成熟，但早期原始先民面对自己的生存境遇与危险类型，还是积极围绕着人与自然的关系形成了独特而又素朴的安全思想和安全保障方式，这便是原始社会的安全文化。

（1）原始居所中孕育的安全文化

原始社会初期，人类还不会建造房屋，而以自然洞穴为栖身之所。这种岩洞在北京人遗址等均有发现，其共同特点：①洞口选择一般较小，可借以避免寒风侵袭及防止野兽侵扰；②洞口方向选择朝南，因我国冬天有强劲的西北风，洞口方向不加考虑，就难以抗御寒风的袭击，不利于保暖；③洞口的地势选择一般较高，要求封闭性好，洞内无水，这样有利于防潮，有利于卫生保健。

洞居的不利促进原始人走出洞穴，在地面上建造栖身之所，产生了巢居和穴居。其中，巢居是指原始人类利用树木和杂草搭在树冠上形成的一种原始建筑，因形似鸟巢，故名巢居。在我国，据考古学者考证，长江流域及其以南地区，是巢居的主要分布地带。《韩非子·五蠹》中记载：“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兽众，人民不胜禽兽虫蛇，有圣人作，构木为巢，以避众害，而民悦之，使王天下，号曰有巢氏”，巢居有利于安全和健康，它可以比较有效的防止野兽的袭击。新石器时代，中国居室建筑快速进步，河姆渡遗址的干栏式建筑就比较典型。遗址出土，有圆本、方木、木板等千件以上，并发现有榫卯结构和企合板。干栏式建筑由巢居发展而成，有避瘴气、毒虫与防潮作用，对人类健康是有利的。

此外，穴居为中原地区原始先民的最主要的一种居住方式，与巢居可能同时并存。《盂子·膝文公章句下》中记载：“下者为巢，上者为营窟”，是说在地势低洼的地段作巢居，在地势高亢的地段作穴居。穴居主要分布在黄河中上游的黄土高原，随着考古研究的深入，在长江流域、珠江流域、西南和东北有黄土地带的地区，都发现了穴居遗迹，这表明穴居是全国范围内的居住方式之一。穴居根据入地深浅分为深穴和半穴居两种，根据构造形式又分为横穴和竖穴两种。为了更好地防潮，先民们又探索了一些方法，例如：先将室内地面和壁面拍实，继用颗粒细小的泥土涂抹等。半坡早期的穴居遗址出现了在泥土中掺加草筋，提高泥土的抗拉性能和凝结力，使防水性也有所提高。在仰韶文化建筑遗址中，很多地面有烧烤层，即红烧土地面，这一技术后来又应用于墙壁和屋面上，烧烤陶仅是当时人们所能找到的最好的防潮措施，预防了因潮湿而致的病患。

龙山文化时期，地面式建筑成为主要建筑形式，穴居经由半地穴式发展到地面建筑，使居住条件改善，对预防疾病有着积极意义，表明原始人已有了一定的预防卫生知识。

（2）“火”中孕育的安全文化

火的发现和使用，对于人类的形成和发展，具有划时代的重大意义。“人最终同猿分离”，即从“正在形成的人”发展到“完全形成的人”，其主要的标志有2个：一是开始制造工具；二是火的使用。人类灾发现和使用火的过程中，孕育了丰富的安全文化。

从100多万年前的元谋人，到50万年前的北京人，都留下了用火的痕迹，如炭屑与灰烬等。人类最初见到和使用的都是自然火，如一些东西自燃而引起的火、雷电击中树木而引起的火、火山爆发而引起的火等。对于原始火种，人类最初与动物一样，对火是害怕的，后来，逐渐发现了火的好处——靠近火会感到温暖，被烧烤过的兽肉更容易咀嚼，味道更鲜美……于是便主动有意识地利用火。直至到旧石器时代的中、晚期，人类已掌握摩擦取火的方法。民族学的材料也给我们提供了生物的例证，海南黎族、云南西盟佤族、苦聪族、景颇族等，至今还保存着原始的摩擦取火方法，《韩菲子》、《礼记》、《庄子》、《淮南子》等古籍中，也都有关于我国先民发明取火技术的记载。《礼含文嘉》中说，“伏牺禅于伯牛，错木取火”。

由此可见，人类从害怕火到使用天然火，从偶尔使用火到有意识地保存天然火种经常引火使用，再到掌握人工取火的方法随时取火以供使用，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换言之，在人类历史中，对火的认识、控制和掌握，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而火的利用给了人类的生活带来很大的变化，例如火能用来照明，烤熟食物，烤暖身体，驱走猛兽，保护安全等。

火的使用大大改善了原始人类的安全（包括健康）条件，他们的生命有了更多的保障：①在原始社会，可以用来惊吓并赶跑那些威胁人类安全的凶猛野兽，增强人类自卫能力，据史料记载，在我国居民中，最早懂得用火驱逐野兽保护自己安全的是北京人；②利用火来照明，人类可以住进山洞（人类住在山洞深处，比在露天更安全），并用火烘干潮湿的山洞，大大改善居住条件；③火的使用，使熟食成为可能（如《韩非子·五蠹》中说：“上古之世，民食果窳蚌蛤，腥臊恶臭，而伤肠胃，民多疾病，有圣人作，钻燧取火，以化腥臊，而民悦之，使王天下，号之燧人氏”），使人类喝到热的水、汤和汁成为可能，猿人还可用火杀死毒虫（远古人类可以直接在火烧过的地面上建居所）。换言之，火是最为古代、最古老、最有效的杀毒方式，它可使原始人类少生疾病；④火是原始人狩猎的重要手段之一，用火驱赶、围歼野兽，行之有效，大大提高了狩猎生产能力及其安全性；⑤火的使用使原始人类手中掌握了制造保证生产和安全的工具的手段，如用火烤木棍，容易把木棍弯成所需的形状，也容易把木棍前端烧成尖头；用火烧石头，石头很容易裂开，更有利于加工成石器。⑥此外，原始人类以火驱寒，大大改善了生活舒适度。

（3）占星术和卦象中孕育的安全文化。

远古时期人们对风雨雷电、山洪地震、生老病死等自然现象无不感到惊奇与恐惧，但又无法做出科学合理的解释。为了认知和解释自然现象，消除自然力对原始人生存的安全威胁，也为了寻求心灵的慰籍，维护群居生活的和谐与稳定，原始人通常用占星术和卦象的方式预言可能发生的灾难和危险，化解已经存在的危险。

具体言之，占星术（astrology）是通过观测日月星辰的位置及其运动变化的趋势，来解释人世间的各种现象的一种方术。从操作手段而言，占星术通过观察日月星辰的运行与黄道十二宫所处位置的关联，结合金、水、木、土、火等5种元素的此消彼长来解释世间所发生的自然现象和社会事件。尽管在天文学科的推动下占星术演变为一种较为系统和专业化的预测技艺是发生在原始社会以后，但占星术是萌芽于原始社会中，首要动因是原始人无法解释强大的自然力和生老病死等现象，占星术在原始人的思维世界中占据重要地位，是他们感知风险和解释事故灾难和危险的主要方式。卡西尔认为占星术是天文学的萌芽，只有在“充满着魔术般的、神圣的和魔术的形态即占星术的形态中，天文学才能得以产生。天文学的首要的和基本的目的在那时是要洞察这些力量的本性和活动，以便预见并避免它们的危险影响”。

除此之外，卦象也是原始社会中“预凶求吉”的重要手段。原始社会的卦象主要是通过对鸟卦、龟卦、兽类生肖等象征性符号进行直观的感知来预测未来的吉凶，多是牵强附会的主观臆断，缺乏充分的理论依据，并不能真正有效地预测原始社会中的可能危险与灾难。尽管原始社会中的占星术和卦象只是以直观的、感性的方式预测未来事物的因果联系，是人类幼年时期精神世界不成熟的表现，但对于心智未开的原始初民而言，提供了重要的风险、危险认知方式，并在农业社会中逐步发展成熟，对人类安全思想和安全理论的形成提供了重要的奠基作用。

（4）宗教禁忌中孕育的安全文化。

就禁忌的功能而言，弗洛伊德指出：“禁忌在我们看来，它代表了两种不同方面的意义。首先，是‘崇高的’、‘神圣的’，另一方面则是‘神秘的’、‘危险的’、‘禁止的’、‘不洁的’”；英国人类学家利奇也认为：“无论禁忌为何，它都是神圣的、重要的、有价值的、有力量的、危险的、不可触犯的、不可亵渎的、不直言说的”。

原始初民由于对自然威胁的恐惧而求助于宗教生活，但原始宗教往往不能提供正面的建设性功能，而多是劝阻性和禁止性的律令，而禁忌的宗教化借助于具有无限威权和法力的神灵，在征服个体的内心世界之后逐渐成为原始社会的习惯法，实施文化整合和社会控制的功能。就宗教禁忌在安全认知和安全防范方面的功能而言，宗教社会学家奥戴深刻地指出，宗教在人面对不确定性时需要情感上的支持，在面临失望时需要慰藉，在偏离社会目标和规范时需要社会调和。宗教禁忌通过各种信仰和崇拜仪式，为人们提供了一种超验关系，从而使人能够在不确定性与不可能性中获得某种安全感，在历史变迁中获得更稳固的认同感。

原始的宗教禁忌通过精神劝阻和信仰禁令的形式控制与约束相关的可能危害到部落利益的行为，将对可能危险的防范转变为对未来活动的禁止，以此调节和管理原始初民与自然界和社会之间的可能危机。但需要加以反思的是，“支配着禁忌体系的正是恐惧，而恐惧唯一知道的只是如何去禁止，而不是如何去指导。它警告要提防危险，但它不可能在人身上激起新的积极的即道德的能量。禁忌体系越是发展，也就越有把人的生活凝结为完全的消极状态的危险。”

总言之，对原始人而言，宗教禁忌在走出对自然威胁的恐惧感，维护社会结构稳定，寻求精神慰籍和信仰寄托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但由于科学性的匮乏和现实性的缺场，并不能真正有效地解决原始社会的安全问题。

（5）献祭与驱魔仪式中孕育的安全文化。

原始思维的前逻辑性、前科学性和直观性特征使得宗教生活缺乏系统的理论支撑，也不愿在内心的忏悔中寻求拯救，较之宗教禁忌而言，更多的是以当下的献祭仪式来协调人与自然、神之间的矛盾，以向神秘力量献祭的方式来规避来自于自然的安全威胁。原始人从自然界获得生存资料的方式基本上是直接采摘和猎取，在狩猎能力有限和人口不断增长的双重压力下甚至出现了“人口多于野兽”的残酷局面，部落的生死存亡取决于自然界的恩赐。

对原始人而言，在自然力被神化的基础上人的生存和延续取决于对自然力的态度，因此要么是相信万物有灵，通过原始拜物教的形式直接崇拜自然万物，求得更多的食物和产品，免收自然灾害的威胁；要么以图腾崇拜的形式，神化某一部落或氏族共有的象征体，通过向神秘力量的臣服和献祭换取保护，通过建立人与神的关系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解。献祭之物经历了从活人献祭、活牲献祭到熟食献祭和象征物献祭的转变历程，实质是原始人生产力的发展导致了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深刻转变，逐渐从对自然力的恐惧中摆脱出来而获得更多的主体性力量，反映了原始人应对危险能力的增强。

与此同时，原始人也发展出了一种驱魔仪式来规避和消解危险，将食物短缺、疾病瘟疫和流血冲突归结为某一生命个体中妖魔附体而招致整个部落承受各种可能的灾难与危机，主张通过“驱魔逐邪，祈求平安”的方式回避可能发生的自然灾害和危险。

本质而言，巫术和宗教献祭仪式将具有一定内在必然性的风险解释为神秘的超自然力量所致，用原始而带有野蛮气息的献祭仪式来祈求神灵的庇护，反映了人类幼年时期的生存境遇的恶劣和原始的思维水平。但“对我们来说，关于巫术和宗教仪式的最基本的特点就是：它只有在知识退步不前的地方才能登堂入室。超自然地建立起来的仪式是来自于生活，但它没有使人的实践努力成为无价值的。在巫术或宗教仪式中，人试图演出各种奇迹，这不是因为他忽视了他的精神力量的局限性，恰恰相反，而是因为他充分意识到了这种局限。”，正是因为人类意识到了巫术和宗教仪式面对自然力量的有限性，因此随着社会形态的转型和新的风险样式的来临，关于安全的认知水平和危险的应对方式也必然不断发展和更新。

（6）其他方面孕育的安全文化。

生产工具中孕育的安全文化。远古时代，人们为了提高劳动效率和抵御野兽侵袭，制造了木器与石器，作为保证生产和安全的工具。

居住地安全防卫中孕育的安全文化。早在6000-7000年前，半坡氏族就知道在自己居住的村落周围开挖壕沟来抵御野兽的袭击。

“双鸟朝阳”象牙雕刻中孕育的安全文化。在有7000多年历史的余姚河姆渡遗址，出土了大量饰有鸟和太阳图案的艺术品，其中“双鸟朝阳”象牙雕刻件尤其引人关注。对鸟的崇拜，即生殖崇拜；对太阳的崇拜，即自然崇拜。人们认为太阳具有使万物复苏、生长的超自然力量，将其视为神加以礼敬，以求太阳对生命万物给予庇护。“双鸟朝阳”是远古时代人类朴素的安全观在图腾中的体现。

“羽人竞渡”铜斧中孕育的船舶安全文化。早在7000多年前，河姆渡人就通过制造和驾驭舟楫开展水上活动。1976年，鄞州甲村出土一件战国时期铜斧，该铜斧下部边框上刻着的线表示狭长的轻舟，内坐4人，头戴羽冠，双手划船，被命名为“羽人竞渡”。这件文物是中国航海界最早的文物，是人类最早的航海记录，也可以说是船舶安全文化的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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