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一个本家的哥哥，我们都叫他五哥。他确切的年龄我也记不太清，但肯定是比我要大上个三、五岁的。在我的印象中，五哥年轻时还是比较潇洒的一个人，但是牙齿不大好，尤其是门牙，长得不那么对称，而且还有二枚烟熏黄的大牙。他所以潇洒，是因为在那个年代，也算是所谓的“富二代”了。我的大伯，也就是我父亲的哥哥，曾经在旧时的天津海关工作过。这位大伯英文非常之好，当年有“活字典”的美誉。由于在海关工作，穿戴都是西装革履，很是“洋派”的。

五哥生长在这么一个家庭环境中，自然觉得比人高出一头。那时正值三年自然灾害期间，他还是认为比别人优越。我倒是觉得那时他年轻，没有任何社会阅历，而且也不那么懂事。年纪轻轻，就因为犯了点儿小毛病而被劳教。劳教制度是我国特有的，现在终于废除了。我想若是当年没有劳教制度，五哥这一生也不会如此悲催。进了劳教所，自然也就不一样了。家里也因为出了这么一个“逆子”而倍感羞辱。从某种意义讲，五哥不仅被社会打入另类，而且也遭到了家庭的唾弃。从他给我讲的那些故事中，让我也理解到了世态炎凉是什么。我从小就被教导要做个好孩子。可是做好孩子并非易事，因为社会过于险恶。从五哥那里我深深体会到这一点。

五哥劳教出来后，便被安排到工厂工作，那个工厂在蓟县，是个采石场。采石场的工作对于文化要求并不高，因此五哥也就没学到所谓的“一技之长”。蓟县离天津不远，他可以回去看看。不过，此一时彼一时，到了1960年代中期，我大伯也被从小洋楼中赶了出来，住进了一小间房子。五哥的父母就挤住其中。如果五哥回去还要打地铺，很是局促和尴尬。因此，五哥也不那么乐意回去，一是家里对他的唾弃，二是家中的居住条件实在有限。不过，五哥的母亲还是很好。我没有见过她，但知道她有二分之一的日本人血统。后来他母亲去世，五哥去天津奔丧。回来时还抱着母亲留给她的一对枕套痛哭不已。

当年我们全家都落魄唐山，有一天大队突然把五哥带到我家。大队来的人见到我父母说，给你们带来个侄子，将来他的事情你们要多多照料。就这样五哥走入了我们的生活。但说实在的，我们全家对五哥没有任何了解，因此大队希望把五哥的户口落在我家的愿望也就彻底落空了。不过五哥还是经常来我家，一来二去，他的一些情况我们也就略知一二。我妈知道了他的情况后，真是觉得没让大队将其落户我家是明智之举。五哥是在天津长大的，嘴巴很能说。这也让我见识了“卫嘴子”的本领。

我家于1974年离开了唐山，那时五哥基本在卑家店安顿下来，生活也趋于平淡。可是1976年的一场地震却彻底改变了他的生活。万幸的是，他在地震中毫发无损。不仅如此，他还帮助救出了不少家乡的人。地震后，人们对他还是很感谢的。地震让家乡百废待兴，五哥在这个过程中也为村里人做了不少的好事。去年我与胞弟回卑家店时，还有人在念叨他的好。当年据说有不少人为他保媒，希望他能真正成为卑家店的人，成为真正的家乡人。可是，他却把这些好心人的好意全部谢绝了。他的心里怎么想的我似乎能体会到那么一点儿，他自认为他还有翻盘的机会。如果真在卑家店待下去，那就只有当一辈子的农民了。

他的想法并不完全错，当年有多少知青都迫不及待地回到城市。五哥又何尝不想呢？可是，他却没想过，城市是否有他的位置。回天津的梦想终于破灭了，但他却得以落实政策，回到了原来蓟县的采石场，再次成为拿工资的工人。那时五哥的岁数也不小了，一个人在失落无助而且看不到未来的情况下，往往会借酒消愁。五哥也未能免俗，逐渐成为所谓的problem drinker，这个短语还真不好译成中文。不妨将其译为湖北方言“酒麻木”吧。虽不是嗜酒如命，但却也是无酒不饭。就这样，他的身体彻底被酒精摧毁，精神崩溃。在1990年代中叶，死在了蓟县。据说是喝死的。他的三哥专门去蓟县处理了他的后事，三哥后来告诉我，五哥床底下全部是衡水老白干的空酒瓶。可见他是多么失意了！可我对三哥说：“喝死了也是条汉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