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文
贝尔的知识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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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社会学家贝尔(Daniel Bell)在他的那部名著《后工业社会的到来──社会预测的一次尝试》(The Coming of Post-Industrial Society: A Venture in Social Forecasting)里，提出了一种新的“知识观”。
上个世纪60年代流行一种有关知识的观点，这就是美国学者马克卢普(Fritz Machlup，1902～1983)在其《美国的知识生产与传播》(The Production and Distribution of Knowledge in the United States)一书提出的。他认为，对于知识应当做主观的解释，而不去根据已知的事物对知识作客观的解释。在他看来，就是谁知道，出于什么原因和为了什么目的。马克卢普根据这个“知道”即为“知识”的标准，把知识分成五类： 一，实用知识、包括对在人的工作、决策和行动中有用的知识。二、智力知识，包括满足一个人智力好奇心的知识。三、休闲知识，包括满足人类的思维好奇心，或为了轻松消遣及寻求感情刺激的知识。四、精神知识，即宗教和与宗教有关的知识，包括人对上帝和对灵魂拯救方式的认识等。五、多余的知识，包括一个人的兴趣之外，往往是偶然获得的，毫无目的地保留着的知识。
然而，美国著名社会学家贝尔曾对这种过于宽泛的划分提出过批评。说这种所谓知识的不过是些惯用的分界线。因为在贝尔看来，马氏的知识分类标准是描述性的而不是规定性的，无论是谁都要用到的。作为社会学家，要想全面地论述社会变化，都离不开这些说法。换句话说，马氏既不正确，也不错误，所以等于什么也没说。
贝尔在其《后工业社会的到来》曾提出“知识社会”的概念。他认为，“后工业社会”是就是“知识社会”。对于后工业社会，贝尔提出了一种新的“知识观”，对于知识贝尔是这样定义的：
知识是一组事实和思想的有条理的陈述，所表述的是经过推理所得出的判断或者实验结果，可以通过传播媒体以系统的形式传给他人。
不难看出，他的有关知识的定义要狭窄地多，把知识同新闻和娱乐“闲情”的“知识”区别开来。同时他还认为，知识还“包括新的判断（研究与学术）或对旧的判断（教材与教学）的新表述。” 这句话的意义是相当重要的。贝尔的知识观的“内涵”，就在这里。知识本身就是那么些东西，但一定要有它“新的判断”，或“新的表述”，否则就不能成其为“知识”。因而，他的这句话可被认为是知识价值的重新定位。这种新的判断或新的表述的知识是什么？在“后现代”的理论中，比如根据利奥塔（Jean-François Lyotard，1924～1998)的“叙述危机论”就是“把那些在‘现代’中尚无法表现的东西设法加以表现，使一种‘无形’变为‘有形’”。 用我们现在通俗的话来讲，就是把科学技术变成生产力，变成财富。而从国家的角度讲，所体现的就是综合国力的增强。
从“无(形)”到“有(形)”的“变”绝非易事。或者可以说是一家一个“变”法，一国一个“变”法“知识”的“变金术”(aurifiction)可以说是“天机”，成了就“点石成金”(aurifaction)，不成连本钱都要赔进去的。康德早就说过，一切先验的观念如果不与经验相吻和，就只是些“空观念”，是“胡思乱想”。 康德的“认识论”虽然是从经验的可能性问题出发，但落脚点还是在经验上。康德哲学的意义就在于此。我们强调aurifiction和aurifaction这两个词的区别，前者是“虚”的，后者是“实”的。只见其“实”，不见其“虚”便是没有“读”出其中的“妙处”，所以也就欣赏不了其中的“风花雪夜”。我们需要的不是“金子”而是“点石成金”的那根指头。可谁肯把自己的“指头”给你？所以，只有靠自己去“悟”。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理我们悟了多少年才悟出来？
从社会政策角度，贝尔为知识下了一个他认为是“有限的”定义：
知识就是在客观上被认为隶属于一个或一组名称并被授与著作权或得到其它形式的社会认可(如出版物)的智力财产(intellectual property)。
“知识”是“虚”的，与“财产”这个“实”的东西结合起来，不仅能产生了巨大的经济效益，而且还具有普遍意义，从而使“知识”的“魔力”得到充分展现。只有这部分“知识”是“资源”，即经济学含义的“资源”，这种虚的“资源”并不具有那种所谓res的“物性”(property)。但贝尔却把“知识”作为具有物性的东西，物 = res = ens = 存在者。 “存在者”具有“实体性”(substantiality)，也就是说，把“知识”视为“财产”就是所谓的“非物的物化”。要想把虚的“知识”变成实“物”是一种相当复杂的过程。我以为，这种观点再怎么强调也不算过份。
在西方，学术思潮五花八门，人人都可以有自己的一套理论，这是正常现象。但这些都是“虚”的。真正落实到现实生活中，西方经验主义和英美式的实在论就会占据主导地位。然而，在当代科学和哲学中，我们也看到盛行“物质的非物质化”观念，有人认为这是西方实体观的思维方式正在遭受抛弃。 但我们也不得不承认，西方哲学二千多年来的思想精华正是这种“实体思维模式”。看不到这一点也同样是片面的，甚至是误导的。学术思潮是一回事，真正落实到社会生活和经济生活当中，还是“实体观”在起作用。
从某种意义上说，知识实际上就是符号的集合。在新康德主义哲学家卡西尔(Ernst Cassirer，1874～1945)的眼里，人就是“玩”符号的动物(animal symbolicum)。所谓符号都是“思想性”的而不是“事实性”的。所以人本身就是“玩虚的”的动物。所谓“玩虚的”的目的并不在虚，而是在于实，即“虚以控实”。而不同时代的“虚”的知识观念是不同的，但它们都是以“控实”为目的。人就是运用这种虚的功能来把握或控制“实体性”的世界。
https://blog.sciencenet.cn/blog-105489-28602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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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个世纪60年代流行一种有关知识的观点，这就是美国学者马克卢普(Fritz Machlup，1902～1983)在其《美国的知识生产与传播》(The Production and Distribution of Knowledge in the United States)一书提出的。他认为，对于知识应当做主观的解释，而不去根据已知的事物对知识作客观的解释。在他看来，就是谁知道，出于什么原因和为了什么目的。马克卢普根据这个“知道”即为“知识”的标准，把知识分成五类： 一，实用知识、包括对在人的工作、决策和行动中有用的知识。二、智力知识，包括满足一个人智力好奇心的知识。三、休闲知识，包括满足人类的思维好奇心，或为了轻松消遣及寻求感情刺激的知识。四、精神知识，即宗教和与宗教有关的知识，包括人对上帝和对灵魂拯救方式的认识等。五、多余的知识，包括一个人的兴趣之外，往往是偶然获得的，毫无目的地保留着的知识。
然而，美国著名社会学家贝尔曾对这种过于宽泛的划分提出过批评。说这种所谓知识的不过是些惯用的分界线。因为在贝尔看来，马氏的知识分类标准是描述性的而不是规定性的，无论是谁都要用到的。作为社会学家，要想全面地论述社会变化，都离不开这些说法。换句话说，马氏既不正确，也不错误，所以等于什么也没说。
贝尔在其《后工业社会的到来》曾提出“知识社会”的概念。他认为，“后工业社会”是就是“知识社会”。对于后工业社会，贝尔提出了一种新的“知识观”，对于知识贝尔是这样定义的：
知识是一组事实和思想的有条理的陈述，所表述的是经过推理所得出的判断或者实验结果，可以通过传播媒体以系统的形式传给他人。
不难看出，他的有关知识的定义要狭窄地多，把知识同新闻和娱乐“闲情”的“知识”区别开来。同时他还认为，知识还“包括新的判断（研究与学术）或对旧的判断（教材与教学）的新表述。” 这句话的意义是相当重要的。贝尔的知识观的“内涵”，就在这里。知识本身就是那么些东西，但一定要有它“新的判断”，或“新的表述”，否则就不能成其为“知识”。因而，他的这句话可被认为是知识价值的重新定位。这种新的判断或新的表述的知识是什么？在“后现代”的理论中，比如根据利奥塔（Jean-François Lyotard，1924～1998)的“叙述危机论”就是“把那些在‘现代’中尚无法表现的东西设法加以表现，使一种‘无形’变为‘有形’”。 用我们现在通俗的话来讲，就是把科学技术变成生产力，变成财富。而从国家的角度讲，所体现的就是综合国力的增强。
从“无(形)”到“有(形)”的“变”绝非易事。或者可以说是一家一个“变”法，一国一个“变”法“知识”的“变金术”(aurifiction)可以说是“天机”，成了就“点石成金”(aurifaction)，不成连本钱都要赔进去的。康德早就说过，一切先验的观念如果不与经验相吻和，就只是些“空观念”，是“胡思乱想”。 康德的“认识论”虽然是从经验的可能性问题出发，但落脚点还是在经验上。康德哲学的意义就在于此。我们强调aurifiction和aurifaction这两个词的区别，前者是“虚”的，后者是“实”的。只见其“实”，不见其“虚”便是没有“读”出其中的“妙处”，所以也就欣赏不了其中的“风花雪夜”。我们需要的不是“金子”而是“点石成金”的那根指头。可谁肯把自己的“指头”给你？所以，只有靠自己去“悟”。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理我们悟了多少年才悟出来？
从社会政策角度，贝尔为知识下了一个他认为是“有限的”定义：
知识就是在客观上被认为隶属于一个或一组名称并被授与著作权或得到其它形式的社会认可(如出版物)的智力财产(intellectual property)。
“知识”是“虚”的，与“财产”这个“实”的东西结合起来，不仅能产生了巨大的经济效益，而且还具有普遍意义，从而使“知识”的“魔力”得到充分展现。只有这部分“知识”是“资源”，即经济学含义的“资源”，这种虚的“资源”并不具有那种所谓res的“物性”(property)。但贝尔却把“知识”作为具有物性的东西，物 = res = ens = 存在者。 “存在者”具有“实体性”(substantiality)，也就是说，把“知识”视为“财产”就是所谓的“非物的物化”。要想把虚的“知识”变成实“物”是一种相当复杂的过程。我以为，这种观点再怎么强调也不算过份。
在西方，学术思潮五花八门，人人都可以有自己的一套理论，这是正常现象。但这些都是“虚”的。真正落实到现实生活中，西方经验主义和英美式的实在论就会占据主导地位。然而，在当代科学和哲学中，我们也看到盛行“物质的非物质化”观念，有人认为这是西方实体观的思维方式正在遭受抛弃。 但我们也不得不承认，西方哲学二千多年来的思想精华正是这种“实体思维模式”。看不到这一点也同样是片面的，甚至是误导的。学术思潮是一回事，真正落实到社会生活和经济生活当中，还是“实体观”在起作用。
从某种意义上说，知识实际上就是符号的集合。在新康德主义哲学家卡西尔(Ernst Cassirer，1874～1945)的眼里，人就是“玩”符号的动物(animal symbolicum)。所谓符号都是“思想性”的而不是“事实性”的。所以人本身就是“玩虚的”的动物。所谓“玩虚的”的目的并不在虚，而是在于实，即“虚以控实”。而不同时代的“虚”的知识观念是不同的，但它们都是以“控实”为目的。人就是运用这种虚的功能来把握或控制“实体性”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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