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士钊（1881—1973）是我国近现代史上一位叱咤风云的大人物，曾于1907年到英国留学，1908年入阿伯丁大学学习法律、政治和逻辑。这里重点讲一下他对我国逻辑学的贡献。

严复曾是我国首位将logic译为“逻辑”的学者。但是由于受“侯官古文派”的名气所累，还是将“逻辑”译为“名学”。司马谈（前169—前110）在其《论六家要旨》中提到“……阴阳、儒、墨、名、法、道……”，所谓名家的特点，司马谈认为它“苟察缴绕”，即在说理、行文或探讨问题方面讲求细节。而“逻辑”本身恰好就是这样的学问。所以当其他文化人批评严复的《穆勒名学》难读时，他则说原文比他翻译的还困难，起理据就是“苟察缴绕”。换句话说，“逻辑”本来就是非常困难的学问。他取司马谈的“名家”而非“逻辑”实为名正言顺，刚好体现出名学的特点。司马谈早在汉代便总结先秦思想家的成就，认为我国有类似于西方逻辑学那样的学问。从逻辑史上看，逻辑共有三大派，先秦的名辩学、印度的因明学和西方逻辑学。但前二者并没流传下来，流传下来的只有西方亚里斯多德的形式逻辑学。严复译的《穆勒名学》即古典形式逻辑集大成之作。

章士钊在英国也研习过逻辑学，但他以为将其译为“名学”似有不妥。留学期间便开始撰写有关翻译方面的文章，例如，1910年11月22日（宣统二年十月二十一日）他以“民质”的笔名在梁启超（1873—1929）主编的《国风报》第29期上，发表了重要文章“论“‘翻译名义’”。梁氏以“沧江”笔名在该文前加了重要按语，着重指出章氏提出这一问题的重要意义：

沧江曰译事之难久矣！国于今日，非使其民具有世界之常识，诚不足以图存而今世界之学术，什九非前代所有，其表示思想之术语，则并此思想亦为前代人所未尝梦见者，比比然也。而相当之语，从何而来而译者之学识，既鲜能沟通中外，又大华不忠于其所学，苟剿说以取宠而已。故满纸皆暧昧不分明之语，累幅皆诘鞠不成文之句，致使人以译本为可厌可疑，而以读之为大戒。夫其学既已为吾侪畴昔所未尝习，则虽行以至工之文，犹未易使读者一展卷而相悦以解也，况以今人之译本，重人迷惑者哉！准此以谈，则举国不悦学，谁之罪也？翻译名义，译事之中坚也。吾治欧文浅，殊不足以语此。著者英年夙慧，于本国文学所造至邃，今复游学英伦，单精斯业。今远寄此篇，其所以光宠本报者至矣。辄识数言，以飨读者。

章士钊的这篇文章重在翻译名义，其中突出了“译事之中坚”。由于报纸篇幅所限，重点谈了“……义译、音译之得失”，阐释了自己的观点。章士钊写这篇文章时，严复的《天演论》（1897）已被康有为誉为“中国西学第一者也”。严复早已名冠天下，而章士钊那时尚不足30岁。严复的《穆勒名学》已有光绪三十一年（1905）金粟斋刊本。出版后由于译本过于难读而未得到普及。章士钊这篇文章主要就是针对《穆勒名学》的翻译写成。

章士钊认为“以义译名”（意译）并不能吻合原意，他举了logic译为“名学”、“论理学”、辩学、理则学（孙中山的提议：“凡以论理学、辨学、名学而译逻辑者，皆如华侨之称西班牙为吕宋也。吾以为当译之为‘理则’者也。”）的例子，但“论理学”被严复在其《名学浅说》中斥为浅陋。而“名学”一译，“足尽亚里斯多德之‘逻辑’，未能尽培根以后之‘逻辑’也。”在他看来，“名学”大致可以表达出演绎逻辑，但却没有无法涵盖归纳逻辑。这就是未能“吻合原意”。章士钊认为logic一词要把“名学”外延更大。所以“……欲于国文中觅一二字与原文意义之范围与广狭，乃属不可能之举。”

“以义译名”最大的缺陷就是：“无论选字如何精当，其所译者非原名，乃原名之定义是也。”章氏指出这一点非常难得。还是以logic为例，“日本人译逻辑为‘论理学’，则此三字即一定义；严复译为‘名学’，也是一定义。”逻辑一词本身是术语，而非定义，因此“是吾人本欲译其术语，其结果乃以定义为其术语。即译之矣，吾人以新术语公之于世，势必更加定义，使人共喻其为何物。”在他看来，以“定义”当术语万不可取：“则此定义者，果仍前次定义而扩充之乎？抑更觅新字以释之乎？”如果是这样，那么则陷于“术语”和“定义”重叠之泥淖。这样“义译”就会让前面的的定义无意义，而且，如果前面的定义恰当，想避去重复也不可能。他认为，以义译名容易让人望文生义而产生歧义。又说：“学术者，进步者也。定义亦因之而进。吾人必先强取一时，一已之界说，因以为定名，予后来做新界说者，以无穷之障碍，因陋就简，则阻学术之进程；翻陈出新，而又为定义所缚。势必使之产生矛盾而后止。”在这里章氏从学术的进步性来谈术语的翻译，如果在新术语面前采用旧瓶装新酒的办法，必定使学术进步被旧说喻新进，其结果便是让人无法接受新的学术进步。从受众而言，很容忍产生一种印象，认为这种所谓的“新进学术”原来“古已有之”。于是就不会引起学人重视。

还有一种情况也是需要考虑的。原来的新术语的意义本身就有争议，“原语之本且摇，而吾即而绳其合适与否，此亦不智之事也。故译语即有时吻合，不必即为适用之语。”章氏的这样观念在当时还是很先进的。在翻译实践中可以见到民国时期的诸译著凡碰到原来的新词，直接抄录，根本就不去翻译。那时中文排版皆竖，而原文皆横写，我们读民国时期的译著时觉得很不习惯，不时要把书本翻转45度或把头扭过来才能看懂原文是什么。后来中文排版改为横排，必要时还需将原文加括号，使人不至于产生理解上的差池。他认为，凡此种种均是“义译”之短：“在认为必要时，吻合之译既不可得，则惟有取其近似者之一法，在义译极困难。”

另外，章氏还从四个方面对“义译”的弊端进行阐释。一曰“斗字”，即“拼凑”，如严复将英文的neuter、gender这些中文没有的词以旧词“拼凑”出新词，为“罔两”。章氏认为：“巧则巧矣，不足为训”；二曰“傅会”，即“牵强附会”，如严复译syllogism为“连珠”；三曰“选字不正”如严复将fallacy译为“眢词”；四曰“制名不简洁”，如严复译conversion为“掉换词头”，他认为此译不如日本人译的“换位”。

章氏不仅指出“义译”的种种弊端，还给出应以“音译”辅之。他认为∶“吾国字体，与西方迥殊，无法采用他国文字。以音译名，即所以补此短也。语其利也，则凡义译之弊，此皆无有，即为其利。至语其害，则人或觉其生硬不可读外，可谓无之。且此不过苦人以取不习，终不得为之害。此种苦处，习之即久，将遂安之。”中国的翻译历史久远，最早的典籍《周礼：秋官司寇》篇中就有“象胥”（即通言语之官）。早在唐朝玄奘（602—664）开译场翻译佛经要以“信”为主。为此他提出“五不翻”的原则。一曰“秘密故，如陀罗尼”；二曰“含多义故；如薄伽、梵具六义”；三曰“此无故，如阎浮树、中夏实无此木”；四曰“顺古故，阿耨菩提”；五曰“生善故，如般若”。玄奘说的“不翻”即为“音译”，音译是“不翻”的翻法。章士钊指出∶“佛经名义之不滥者，译音之法乃确为一绝大之保障。至今‘涅槃’、‘般若’等字，未闻有人苦其难读者。故愚以为，自非译音万不可通，而义译又予吾以艰窘，君即当诉之此法。”他还指出，即使严复“好立新义"，有时也不得不乞灵于音译，如"么匿”、“拓都”之类。

综观章氏此论，主要是强调译名的义译之弊与音译之利，在论述中略有偏颇不妥、过于绝对的地方；但审其目的，乃是指出翻译西方重要新术语（如“逻辑”），必须做到准确涵括其全部意义，如果“义译”做不到这一点，则宁取音译。这是很有见地的。但严复对logic先用音译，后弃之不用，而改用名学。似有“一名之立，旬月踟蹰”的力道在其中。然而章士钊的“论“‘翻译名义’”发表时，大概因为是辛亥革命的前夕，该报主编梁氏当时在国内名声不好。所以章氏的论述没有引起什么反应。引起什么反应。章氏从英国回国后，1912年初起为《民立报》撰写社论。时常涉及到“正名、逻辑、译名”等问题，这才又将logic的翻译问题重提。尤其是在4月18日发表的《论逻辑》、同月21日发表的《释逻辑》等文中，他再次提出日本人将logic译作“论理学”，严复译作“名学”，还有人译作“辨学”，均未能恰当地表达原词的意义，倒不如严复曾提到但又被他弃置的音译“逻辑”。章士钊以后基本没有参加关于logic一词的译名讨论。根据玄奘“五不翻”的音译原则，logic涉及三种，因此他坚持采用“逻辑”来音译logic。从此，“逻辑”一词便在中国得以确立。

章士钊于1917年写了《逻辑指要》初稿，于1943年由时代精神社印行。《逻辑指要》是根据1918年章士钊在北京大学担任教授时的逻辑学教学课程整理而成。当年章士钊在北大讲逻辑学，可谓盛况空前，曾先后更换过好几个大教室，仍然是座无虚席，影响很大，一时之间传为佳话，因为毕竟这是一门新鲜的学问。1943年2月，章士钊参加了国民政府在重庆的参政会事。当时他的朋友张君励向蒋介石推荐，让章士钊讲述逻辑学，因此，蒋介石曾让章士钊到大学去讲逻辑学，并整理成书稿最终出版。后来该书还引起毛主席的兴趣。

在一篇没有发表的，为《逻辑指要》写的序言里，章士钊写道：北京解放后，一日，主席毛公忽见问曰：“闻子于逻辑有著述，得一阅乎？”予踌躇答曰：“此书印于重庆，与叛党有关，吾以此上呈一览，是侮公也，乌乎可？”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不断叛变革命，并最终撕毁和平协议发动内战，彻底走到人民的对立面。对于蒋介石的所作所为章士钊很清楚，因此他的《逻辑指要》与“叛党”有关，在《逻辑指要》初版本序言里他写得很清楚：“今岁二月，吾为国民参政会事，议长蒋公欲得逻辑以药之……”但是，毛主席却笑道：“这是学问上的事，有什么妨碍？”毛主席的回答非常高明，体现了他宽宏大量以及对待学问的科学态度，令章士钊的心境豁然开朗。因此三个月后，当毛主席又一次邀请章士钊参加会议时，章士钊把这本《逻辑指要》带了过去。毛主席非常认真地阅读了这本书。

在后来毛主席见到章士钊时，高兴地说：“这本书我已经一字不漏地看过。多少年来，我看这类著作已经很多，但基本上都是从西方翻译过来，不能称之为专著，但是唯独你这本书，取材于中国古籍材料，在同类书中，是绝无仅有的……我的意思是，完全可以当做今日的参考资料，应该重新印行。”于是在毛主席的指示下，章士钊的《逻辑指要》入选中央政治研究室的逻辑组挑选的“专著”《逻辑丛刊》（十一种），由三联书店于1959年出版。

在这部著作中，章士钊提出了逻辑的“经纬论”。认为西方逻辑为经，中国逻辑为纬。作者在该书中称逻辑为正思之学，即给所有思想立种种法式，相互推校、参照，“以期所得信为最正确者而归依”。他认为，“逻辑之名，起于欧洲，而逻辑之理，存乎天壤”，先秦名学与欧洲逻辑“信如车之两轮，相辅而行”。该书以欧洲逻辑体系为“经”，以中国古代名辩理论和实例为“纬”编写而成。书后附有作者早年所写的6篇论文,其中《名墨訾应论》和《名学他辩》等篇对先秦名辩之学提出了一些重要看法。作者否定了西晋鲁胜以来所谓“墨子著书，作辩经以立名本。惠施、公孙龙祖述其学，以正形名显于世”的传统说法,认为惠施、公孙龙既不是墨家正宗,也不是别墨，他们和墨子分别属于不同的派别；《墨经》既非墨子自著，也非惠施、公孙龙所作，而是后期墨家的集体创作。作者的这些看法，对中国古代名辩思想的研究产生了一定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