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盟西北建院支部直属民盟省委领导，我入盟时已有十多位盟员；其中1956年以前入盟的盟员有三人，分别担任院长、科研处长、教务处副处长。由于支委不团结，工作开展不起来，有些盟员甚至跑到盟省委要求退盟。省盟决定改组校支委会，起用新人；直接派员来院，广泛征求盟员的意见，并主持选举。可能是盟省委在协调支委候选人时遇到了困难，便决定使用差额选举办法；选出五名支委，却有六名候选人。新当选的盟支委中有四名新人，仅保留了一名老支委；原任的老主委落选。省盟宣布的主委是水暖系的姜老师，我是副主委。我感到非常意外，即刻说明自己入盟时间不长，没有任何职称，资历尚浅而难以服众，不能胜任这个职务。因此而引发新的团结问题，会使盟支部的问题更难解决；希望省盟另外考虑人选。姜老师也提出了同样的请求；我就提出了由张院长出任主委、姜老师任副主委的意见，在场的盟支委一直同意。省盟主持选举的同志不好表态，要我们自己去做工作。四个在场的当选盟支委便一同到了张院长家里，请求他出任主委。但张院长坚称自己实在太忙，无暇兼顾盟务，并要求我们尊重盟省委的决定！我们四人相对无语，便离开了张院长家；从此没有人再提出过支委分工的问题。姜老师是暖通教研室主任，不久便成了省政协委员；盟里的实际工作就落在了我的身上。我记得在新、老支委交接的会上，老主委把盟支部的图章摔在了桌子上，然后便怒气冲冲地走了出去；场面极为尴尬！盟支委会所面临的首要问题，便是如何消除新、老支委之间的对立情绪，如何使全支部团结一致，正常开展盟务工作。然后才可能不断提高民盟在学校的影响，积极发展盟员。我虽然没有盟务工作的经验，也不曾当过领导，但能够诚心待人，虚心听取各种意见，勤奋工作。这些特点，曾使我渡过了艰难的接受再教育时期，有效地改善了与工人之间的关系。我就是用这种态度、方法及耐心，把省盟发下的宣传材料及时送到盟员家中，顺便征求他们的意见，如实向上反映他们的要求。从而逐渐消除了与老主委的隔阂，团结了全支部的盟员，使新的盟支委会获得了认可和信任。我非常注意与姜老师沟通、协商，及时请示盟务工作的主要问题，注意听取其他支委、盟员的意见。逐渐使支委会达到了团结一致，使盟务工作也真正开展起来了。我们也注意听取广大教职工的意见，及时向党委反映他们的意见和要求，帮助学院改进工作。从而有效地提高了民盟的影响，盟员也发展到二十多人。盟支部被盟省委评选为先进支部，我也被授予先进盟员。同年我代表省盟的基层组织，参加了民盟中央在乌鲁木齐市召开的西北五省盟务工作会议；并在大会上发言，介绍了本支部的盟务工作经验。

 在省盟第七次代表大会上，我被选为七届盟省委委员。在省盟第八次代表大会上，又一次当选为八届盟省委委员、民盟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并在盟省委八届委员会第一次全委会上，当选为盟省委常委。次年随同民盟陕西代表团去北京，参加了民盟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盟省委曾委托我院盟支部代管西安商专的一名盟员。在此期间为他们发展了七名盟员，使其具备了建立支部的基本条件，正式建立了民盟商专支部。公路交大、地院、建院三所部属院校合校后，我又负责组建了民盟长安大学委员会，制定了主要工作制度，并担任第一届民盟校委会的副主委。不久因主委去四川省高就，我只得主持校盟委的工作。民盟长安大学委员会，也是陕西省高校中所建立的第一个民盟基层委员会。合校后不久我就退休了，但仍然负责挑选、协商校盟委主要成员的候选人，并主持校盟委的改选及新任校盟委委员的分工。观察一段时间后，决心不再直接干预校盟委的工作。当新主委询问有关问题时，只是指点他参看有关制度，不谈具体意见。这种询问越来越少，我知道他们已经适应了盟务工作，也就彻底放心了！离开欧亚学院后，我才真正过上了悠闲自得的退休生活。从此不理世事，变成了一个早已心仪的“玄都中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