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志峰论文《当代的大科学观模型与大科学管理体制的构想》节选

　　中国30年社会改革，无非是在各个领域宏观调控体制、观念与现实的三者关系。科学界也是如此。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科学院先后都出现了一些观念与机构改革的新动向。特别醒目的是：该院出现了一些比研究所“高半格”的研究院：北京地区的“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上海的“生命科学研究院”，合肥的“物质科学研究院”，等等。中国社会科学院给自己新版网站加了个副名“哲学社会科学网”，寓意“哲学是与社会科学平起平坐的独立部类”。并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研究所的基础上重新组建了“马克思主义研究院”，位居全院35个研究所之首。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一个崭新的、反映中国气派的国家宏观科学管理格局正在酝酿孵化出来,与恩格斯总体科学体系结构思想相比，酝酿中的国家一级科学院中只差钱学森极力倡导的“中国思维科学院”了。

　　科学管理机构与科学研究机构的设置表现了当今时代一个国家的科学观、科学发展的总体规模、科学创新体系和运行机制的合理化水平。在这方面，借鉴国外是必要的，但还要根据机构设置的现状采取逐步推进的方法完成改革。为此，笔者设计了如下的国家科学管理体制改革方案（点击看原图，即可看清楚）：

　　篇幅所限，笔者只谈示意图中无法显示的几个问题：一是把原属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和哲学所分离出来重组为中国哲学与马克思主义科学院，简称“中国哲学科学院”（如果我们承认马克思主义的核心是辩证唯物主义立场、方法和世界观的话，其道理自不必说）。把中科院、社科院有关思维的研究所集中起来与中央艺术研究院、中央教育科学所组建“中国思维科学院”。计算机科学技术也应当划归思维科学，因为它的基础就是“人工智能”，计算机的俗称不就是“电脑”么？把中国医学科学院、中医科学院、农业科学院与原有中国科学院的全部生物类研究所集中起来组建“中国生命科学院”。

　　二是重新组建统管全国科学事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委员会”（简称“国家科委”）：把国务院原有的学位委员会、科技教育领导小组、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领导小组等收归其下，建立学科研究与学位管理中心、科学基金与项目管理中心、职业与职称标准管理中心、学科分类与文献管理中心、科学评价与奖励管理中心等等。同时，成立科学学研究院，下设科学学、科学史、科学战略、科学管理、科学政策等研究所；成立发展学研究院，下设自然史、生物史、社会史、思维史、考古学、历史学、未来学、环境学、生态学、安全学等研究所。

　　三是取消具有贬义的中国工程院，把科技部的部分职能上交“科委”，科技部改为工程技术部，主管全国跨专业、跨区域、跨行业的大型应用研究与开发项目。把国家信息化领导小组、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南水北调工程建设委员会等收归其下。（工程技术部属于与国家科委平级的国家部委，故在本图中未列出）

　　假如各个科学院获得的资金是平等的，那么：中国生命科学院就有足够资金进行基因组的研究，“1％研究份额”的历史也就一去不复返了；中国思维科学院就有足够的资金进入人工智能的开发，made in china的机器人驰骋世界的日子也就不会太远了；中国哲学科学院也就有足够的资金翻译出齐古、今、中、外所有已知的哲学著作，马克思主义将随着中华民族雄踞世界民族之林而照耀全球。……

　　笔者不同意很多人提出的“取消中科院”、“解散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作法，而是主张把八大科学院“缩编”为“国家科委”的内置特设机构，名正言顺地行使它们的政府职能。把两个院扩展为八个院，粗看起来，“越改越多”了。可如果我们下决心落实“政事分开、政企分开”国际原则，把现有的大部分理论研究所划归到各个大学，把大部分应用研究所划归到各个企业，其中的一部分直接走向社会，成为独立的科学研究单位（国家应当鼓励和支持个人投资建立科研单位、即民间研究机构并承认其申报项目和获得奖励的资格）。这样，八大科学院就变成纯粹的、管理科学研究的政府机构而不是现在的“国务院事业单位”，国家科学管理体制才算改革到位了。只是由于管理的对象具有特殊性，“科学院”不宜像其它国务院机构那样用“司”或“局”的名称。

　　笔者特别赞赏2000年科研机构改革高层研讨会的主张:“一方面要从未来国际经济和政治竞争格局的角度来把握整个国家科技力量布局和科技活动的组织结构框架；另一方面,要确立政府在推进战略性科技领域中的主导作用,通过改革重建国家的科技创新体系”。中国科学研究及其管理体制改革的理论基础就是马克思主义科学观。没有马克思主义大科学观的指导，没有对当代大科学事业发展的总结概括和趋势预测，就不可能建立符合科学发展观的国家创新体系；固守“人文”与“科学”两层皮的、背离“世界科学大会宣言”的错误理念，创新型国家的宏伟目标也很难顺利实现。

　　客观世界是统一和谐的，科学系统内部的结构是统一和谐的，科学理论与人类实践的结构也应当是统一和谐的。没有理论前提的和谐，就没有社会持续发展的和谐。中国要想成为21世纪全球文明的中心，就必须首先在科学发展的总体战略布局上体现“大国意识”和“大国思维”，挺胸抬头、昂首阔步地走在各国的前列。

原文载《科学学研究》2009年第12期第1777－178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