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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云南“阳宗海砷污染事件”发生已经过去了将近五个月的时间，值得可喜的是，在全社会的共同努力下，目前，阳宗海的砷浓度已经开始出现下降的趋势。

 

　　然而，作为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换取一时经济增长的典型案例，它引领了一场“环保风暴”。作为云南省在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中鲜活的反面教材，在这一事件的深刻反思中，政府部门、企业、专家究竟应该吸取什么教训？如何举一反三把教训变为财富？在今后的发展中，又该如何又好又快？

 

　　11月20日，云南省政府召开了“阳宗海砷污染事件讨论领导干部座谈会”，全省16个州市及部分县级政府负责人、省级相关部门领导参会，第二天，云南省政府又召开了“阳宗海砷污染事件讨论专家座谈会”，云南生物、生态、水利、农业等领域的专家学者参会，政府领导和专家学者围绕着阳宗海水砷污染事件畅所欲言，进行深刻反思，大家主认为，在云南开展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很有必要，也很及时。

干部座谈会会场

专家座谈会会场

 

如何又快又好发展，阳宗海砷污染事件引对政绩观的反思

 

　　以阳宗海水污染事件为镜，折射出来部分政府官员的政绩观、发展观取向的偏差。在座谈会上，参会的人员有感而发：如何尽快实行绿色GDP考核制度，真正实现又好又快发展；领导干部的提升使用如何和环境保护挂钩，使保护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保护好环境也是政绩不成为一句空话，成了大家发言的主题。

 

　　云南是欠发达地区，目前云南经济增长模式仍然是以投资拉动型为主，产业结构以工业为主，而工业结构上，主要还是资源依赖程度高的化工、冶金、有色金属、火电、钢铁等占比高，这些高耗能、高污染行业要走上新型工业化道路还要时间，难度很大，但是它们对地方ＧＤＰ又有很大贡献，不可能简单地关、停、并、转处理。环保部门面对这些企业时，常常很为难。

 

　　一些地方政府官员对环保也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他们认为云南的生态环境总体良好，环境危机意识不强，相比环境保护，他们更看重经济发展。对科学发展观的理解偏差，决定了他们的政绩观取向。正如省环保局法规处处长袁锡武所说，如果把发展质量也纳入到政绩考核的硬指标当中，那么环保的执法处办阻力可能会小很多。

 

　　加快发展，狠抓发展，把经济搞上去，这没有错，但发展必须是科学发展。发展不全面，不协调，不可持续，不能做到以人为本，发展的质量、水平和效益就不高，发展就没有生机和活力，就会难以为继。 “我们决不要带血的GDP！”在领导干部座谈会上，一些地方领导发言时有些激动。

 

　　在这次事故处理过程中，云南省政府启动行政问责程序，２６名涉及阳宗海砷污染事件的政府相关人员被行政问责。对于阳宗海砷污染事件的事故主要责任所在的玉溪市，从领导到环保部门班干部职工，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事件给我们大家都敲响了警钟。玉溪有‘三湖一海’，蓄水资源占云南省的60%，在水环境保护方面的压力比较大，这次砷污染事故的发生，引起我们对领导干部应该如何树立正确‘政绩观’的深思，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我们一定要从哪里跌倒就从哪里站起来”。该市高劲松市长发言掷地有声。

 

玉溪市高劲松市长发言

 

　　“比如，我们绕开“就污染治污染，就滇池治滇池”的老路，创新滇池治理工作思路，提出“治湖先治水，治水先治河、治河先治污、治污先治人、治人先治官”思路，跳出滇池治滇池，从流域、城乡一体化及产业发展和环境保护互相促进来治理滇池。” 对于树立正确的政绩观，昆明市的一些好的做法也在座谈会上与其他州市政府负责人做了分享，王道兴说，全面实行35条主要河道“河长负责制”，市级领导干部担任滇池主要河道的“河长”，负责组织开展河道的综合整治工作，对所辖河道的水质目标和截污目标负总责，实行分段监控，分段管理，分段考核，并实行严格的考核制度和责任追究制度。全市各级各部门迅速树立起了“治理工作人人管，环境保护我有责”的观念，各项工作得以高效、高速、务实推进。

 

　　云南大学环境科学与生态修复研究所长段昌群教授对此提出了两点建议：一是各级领导要认真的学习生态学和环境保护方面的基本理论和常识，通过提高专业素质来增强时间科学发展观的自觉性和坚定性；二是建议各级领导处理保护与发展的关系，要树立生态环境的底线意识，极限意识。段教授说，生态建设、环境保护是一项专业性、政策性都很强的工作，通过专业性提高工作的主动性和可预见性，通过专业性提高对政策掌握的准确性和灵活性，是新时期领导干部应该具备的素质。而正确处理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关系，一种重要的切入点就是，根据资源承载力确定经济发展道路，根据环境容量制定发展方式，在尊重自然规律，认识自然极限的基础上调整我们的房展行为，优化发展模式，这样就会在制定决策和采取行动时少犯错误，或不犯低级错误。

云大段昌群教授发言

 

痛定思痛，要把教训作财富

 

　　“阳宗海砷含量严重超标！”使连续6年来保持水质优良的阳宗海水质达不到饮用水安全标准。

 

　　阳宗海砷污染事件，在社会上引起了不小的轰动，这一事件的发生，不亚于在云南丢下了一颗炸弹。

 

　　“作为阳宗海所属地之一的昆明市，虽然砷污染的主要来源不在昆明，还是引起了震动”。昆明市副市长王道兴说，滇池和阳宗海，作为昆明最大的战略性资源，其保护和治理是推进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最为直接的体现，今年以来，昆明市全面提速滇池治理工作，并在全社会开展了在滇池流域、长江流域、珠江流域开展全面截污、全面禁养、全面绿化、全面治理的“一湖两江”流域水环境治理“四全”工作，充分体现了昆明市委、市政府重视生态环境建设，铁腕治污的决心和信心。阳宗海水污染事件的发生，不仅严重影响了阳宗海周边群众的生产生活，几乎抹灭了昆明市一直以来对阳宗海水环境治理的成绩，特别严重的是，它损害了云南省一直以来努力建设生态大省的良好形象，令人痛心。

昆明市王道兴副市长发言

 

　　“阳宗海砷污染事件，也敲响了云南出境河流域水环境安全的警钟”。曲靖市的张国强副秘书长说：“作为云南省工业基地和能源基地，水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的矛盾非常突出，起源于曲靖的南盘江，在水污染治理方面也存在着环境基础设施滞后、工业污染难以监管和防治难等多方面的问题，我们将在加大环保投入和环境执法上下功夫”。

 

　　污染较为严重的兰坪县沘江河，由于多种金属超标，沘江的水不能饮用，也不能用于浇灌，深受有水不能用之苦的兰坪县副县长李金儒反思道：“过去兰坪县大矿大开，小矿小开，群采私开、资源浪费，造成环境污染，先污染后治理的代价太大了，我们一定要以阳宗海污染事件为间接教训，加大沘江河流域工矿企业的治理整顿力度，在全县范围内进行一次环境执法大检查，杜绝污染事故的发生”。

 

企业不消灭污染，污染必将消灭企业

 

　　在阳宗海水污染事件中，尽管相关责任企业数年间实现工业总产值6亿多元，纳税1000多万元，但治理阳宗海水污染需要花费几十个亿，还影响了沿岸2.6万余人的饮水安全。这是一起典型的“企业发财、政府买单、百姓受害”的案例。

 

　　随着污染事件的调查，阳宗海水污染事件的罪魁祸首浮出水面。经查，锦业公司未建生产废水处理设施，大量含砷废水在厂内循环，由于没有进行防渗处理，多年积累的砷污染物逐步渗漏释放，污染地下水。在锦业公司阳宗海取水口以南25米处泉眼砷含量高达67.7毫克/升，超过Ⅲ类水标准竟达1353倍。目前，锦业公司已经被勒令关闭，锦业公司董事长等3人因涉嫌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被依法逮捕。

 

　　经过深入调查得知，受污染之害的不仅是污染企业之外的环境和群众，也包括污染企业本身的生产生活环境，而且首当其冲、深受其害的是本企业的生产者和生活者；在企业违法生产的几年间，屡屡发生企业员工慢性砷中毒事件。

 

　　王道兴指出，阳宗海水污染事件从根本上讲就是企业缺乏社会责任，从此事件中我们清醒的看到：“企业不消灭污染，污染必将消灭企业”。昆明对涉及此次检查存在环境违法问题的3个企业进行了处理；一是责令柏联SPA温泉酒店停业整顿，拆除与阳宗海相通的管道，并处罚款贰万元，该酒店经整顿落实了各项整治措施并通过市环保局验收后恢复营业；二是坚决取缔邱洪明废机油废塑料回收厂（未办理环保手续，擅自投入生产，有废气污染）；三是责令云南凤鸣磷肥厂炼铁高炉（不符合国家产业政策，有废气污染）立即停止生产，截至目前，该厂处于停产状态。

 

　　由此我们看到，一个企业的社会责任不只是体现在经济效益上，更多的还体现在企业社会责任和道德上，一个企业出事，影响的是政府，危害的是社会。温总理最近就曾语重心长的指出“一个企业家身上应该流着道德的血液”。

 

　　这正如王道兴说的，一个好的企业必须把承担社会责任作为企业的核心价值取向，融入到发展战略的经营管理工程中，既要为社会创造丰富的物质财富，又要建立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中作出表率，否则企业的生存要受限的，更不能在好的发展。

 

执法新机制是破解执法难题的“钥匙”

省环保局王建华局长发言

 

　　云南省环保局王建华局长指出，多年来，九大高原湖泊的治理一直作为云南工作重点之一，此次阳宗海砷污染事件的发生，让环保工作多年来的努力功亏一篑，外界在强烈要求严惩违法企业的同时，对环保部门的社会威信和执法权威也产生了质疑。

 

　　阳宗海水污染事件的发生，暴露出环保部门的诸多问题：如发现和处置重大环境突发事件的能力不强，敏感性和预见性较弱；环境监管存在缺陷，对敏感区域、企业的监控力度不够；管理措施没有落实到位，监管人员业务素质和管理水平参差不齐；环保系统缺乏沟通协调机制，综合分析能力差；信息分析及报送滞后，缺乏主动性；没有建立敏感企业相应的环境监管档案；重污染减排工作而轻污染防治工作。

 

　　尤其暴露出了环境保护执法机制的短板，多年来，云南省的环境执法工作是按照“分级管理、谁许可、谁监督”和“查、处分开”的原则，全省16州市级环保部门的执法机制基本和省级环保部门现行的执法机制相一致，但县以下环保部门执法机制和执法制度建设参差不齐。

 

　　面对这些问题的存在，如何找到能解除“病痛”的“针剂”？

 

　　座谈会，王建华抛出问题后，昆明市介绍了他们的执法“创新”。昆明在全国首创了公、检、法联动环保执法的新机制，同时，昆明加强了各级环保监察队伍建设，在去年市环保监察机构增加编制106个的基础上，今年各县市区环境监察大队又升格为副科级单位，并增加了人员编制。设立了昆明市公安局环境保护分局，率先在全国组建了第一支专业环保警察，负责昆明市行政辖区范围内环境保护方面的刑事执法，支持，配合环境保护部门的行政执法活动。

 

　　 “通过阳宗海事件的分析反思，昆明将加强环保队伍思想组织作风建设，全面提高服务科学发展的能力，切实转变长期以来‘重审批、轻监督，重检查、轻落实，重程序、轻服务’的问题。转变工作作风，建立和完善与环境管理相适应的工作机制，不断提高服务科学发展观的能力和水平”。王道兴说。

 

　　玉溪也从各个县级环保机关结合自己的编制和执法工作量的实际，从人才配备、资金投入等方面，进一步完善了环境执法机制和制度建设；目前，所有的县级监测站人员都配齐了检测人员；同时，展开了“百日环保专项行动”，全面对市内的３８３家企业、４３２个水源地进行污染源、污染隐患排查，提出了整改意见２２６条，对六家企业下达了整改通知，对一户企业下达限期办理环评手续通知，并责令一个在建项目停止建设和限期补办环保手续，２７户企业被责令落实环保设施；对三湖一海流域内的企业禁止新上任何污染项目，禁止扩张，并将建立统一的工业园区。(云南记者站  资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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