惊闻侯伯宇先生于2010年10月6日逝世，整理链接一些资料以示悼念。我的专业是微分几何，所以侯伯宇、侯伯元教授的《物理学家用微分几何》很早就买来放在书架上，这是一部将近800页，92万多字的大部头。

百度上关于侯伯宇先生的介绍：

       侯伯宇，教授。北京人。曾在清华大学、台湾大学、西北大学攻读物理。１９６６年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研究生毕业。历任西北大学副教授、教授、现代物理研究所所长、校务委员会副主任，陕西省科协副主席。１９８５年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专于粒子物理和现代数学物理，从事ｕ群代数的表示、规范场拓扑行为、可积模型的对称产生算子与几何、规范场的上同调等方面的研究，取得成果。有论文集《规范场、群论与完全可积问题》。曾与侯伯元合著《物理学家用微分几何》。
　　西北大学现代物理研究所博士生导师，曾任校学术委员会主任。全国先进工作者，国家级有突出贡献专家，“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获国家教委、国家科委优秀科技工作者称号。国际纯粹与应用物理学会数学物理理事会成员，中国高等科学技术中心高级顾问。国家攀登计划《面向二十一世纪理论物理重大前沿课题》专家组资深成员，曾任国家教委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评委，“八五”国家攀登项目《九十年代理论物理重大前沿课题》专家组成员。已培养博士研究生20名，硕士研究生20多名，指导博士后研究人员7名。在国内外发表论文200余篇，出版专著１部，获国家级自然科学奖和全国科学大会奖4项(主持人1项，合作者2项，参加者1项)，获国家教委优秀教学成果一等奖1项，省级一等奖3项。
　　50年代末，在国际上首先作出Green函数的完整的双中心展式。60年代，利用自己建立的“降算子多项式”在国际上首先证明了著名苏联数学家Gelfand的U(n)群无穷小算子矩阵元公式，该公式在核物理和量子化学中被广泛应用；拓朴性是70年代中期至今场论发展的重要特点，侯伯宇早在1973年就在国际上同时独立发现SU(2)单极有拓扑性和可约化性质，并系统地用自己提出的规范协变的约化分解方法，研究了经典解及角动量；他是二维可积场研究方面系统地发现了非线性西格玛模型场、有二Killing矢量的引力场、杨Mills场及超对称情况等多种相对论性场的无穷多守恒流，进一步找到了由这些无穷多守恒流产场方程解变换的完全集合，其中包括Kac-Moody型(被合作者称为H-变换)、Virasoro型(被称为Hou-Li变换，Li为侯伯宇的学生)、无穷小Backlund型交换。他还用协变方式统一处理完全可积性且给出几何图象。在规范场方面，与国际上同时独立提出规范群3-Cocycle与联络空间上同调系列的联系，特别是整体指标，指出其继承性如何表现为物理量的边界行为；最近几年，又在共型场统计模型、量子群方面做出创新工作，明显得到共形场的聚合辫子行为的量子群高维表示式。首次明显给出椭圆精确可解统计模型的高秩一般的Bethe-Ansatz、量子与经典代数结构，发现其循环表示及差分算子表示。

侯伯宇先生的弟弟侯伯文的悼念文章：为了不会忘却的纪念

(全文见：http://home.cyol.com/10005968/viewspace-303484.html)

       侯伯宇教授，是我的二哥，是我的好哥哥。
       他的一生成就辉煌，可是，也是历尽坎坷曲折……。
       二哥的大学学习就极其曲折不幸，他曾经3次考上清华大学，但三次没有完成学业，1947年他在北平育英中学高二时就考上清华，可是他没有上，而在家自学英语一年，一年后再次考上清华大学，可是只读了4个月，就因为平津战役的战火而中断。后来他去台湾大学上学，只读了3个月，我的父亲秘密告知他“不可停留台湾，立即离开去香港”，这样，他赶上最后一班“台湾-香港”的直通航轮，离开台湾去到香港。1950年秋，热爱祖国的他，回到北京再次考上清华，可是不久韩战爆发，他报名参加抗美援朝而再次中断学业。后来，他在鞍山钢铁公司做苏联专家翻译多年。在1957年他几乎被打成右派，多亏时任北京市委副书记的刘仁同志亲自安排，把他的档案调出鞍钢，他去到西安考上了西北大学。读了一年多后，大学考虑到他已经自学了全部大学功课，就让他提前毕业，并参加毕业分配，把他分配到到西安交通大学工作。由于西交大当年属于军工机要大学，结果以他在台湾大学三个月的学历“不清”而不能通过政治审查，不予接收。后转去西安矿业学院物理系任教。期间他一直努力研究理论物理，在1963年，以数学和物理100分和99分的优异成绩，考上了中国科学院数学所张宗燧教授的研究生。可是，就在他3年读研，就要毕业的1966年，文革爆发，他的导师“张宗燧畏罪自杀”。文革后期，他毕业并留在数学所工作，其间，曾经转向实用科研，做半导体的应用技术研究。但是，我的二哥在政治上已经比较成熟，社会上巨大的政治动荡，已经影响不了侯伯宇在数学物理方面的研究和出成果，他在这期间完成的，被国际上誉为“侯氏定律”“侯氏转换因子”等，取得了初步的成果（见下图）。可是，由于多年夫妻两地分居解决不了，侯伯宇离开北京去到西安，到西北大学现代物理研究所工作。就此，他一直在西北大学工作到他去世为止。
       早在1981年侯伯宇就受杨振宁邀请去美国纽约大学石溪分校合作研究，我记得有一次杨振宁教授在我家见到我父亲时，就高度评价侯伯宇所做的工作“很优秀”。在一次国际物理大会上，李政道兄弟两人、侯伯宇和侯伯元兄弟两人……同时到会，而被传为“理论物理三对兄弟”的佳话。李政道在获知伯宇患病后，非常关心发来电邮给“伯宇兄”，希望我二哥能早日痊愈，能继续和完成双方正在进行的“重大突破”的研究项目。
       其实，我完全看不懂我哥哥的论文和著书。在我国进入市场经济时代后，有一次，我问过我的二哥，你研究的这些，什么时候可以展现出一些经济效应？我二哥顺口答道大约200年后吧。我的二哥，侯伯宇教授因他的“经典规范场理论和拓扑行为与解”；“量子场论大范围性质的研究”；“场论的完全可积性及量子场论”；“可积和不可积动力学体系及非线性现象的量子反应”；“开边界可积模型”等成果而多次获得国家级、省部级奖励。可是，从文革后的第一次评选“院士”开始，他历届都是候选，然而届届落选，有时候评选十名，他竟是第十一名而落选，如此……直到他因为高龄而此生与“院士”之称再也无缘了。据说，这也是他在西部任教工作大半生的后果吧。可是，这并没有影响到他继续科研和教学的斗志，直到他临终前，我的二哥侯伯宇，他始终战斗在理论物理科研的最前沿，直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天！虽然，在本文的附件中，可以看到侯伯宇一生所获得的荣誉甚多，可是我要告诉大家：没有一项是他自己去“争取”去“活动”而获得的，因为，对他而言，他的每一分每一秒都是太宝贵了，都只能投入到他的科研和教学事业之中，无暇分心！